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唐代史学家吴兢所著的一部政论性史书。全书十卷四十篇，分类编辑了唐太宗在位的二十三年中，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在治政时的问题，大臣们的争议、劝谏、奏议等，以规范君臣思想道德和军政思想，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有关贞观政事的记载相比，较为详细，为研究唐初政治和李世民、魏征等人的政治思想提供了重要资料。

作品中提出了君依于国，国依于民的重民思想，务实求治、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发展生产的施政方针，爱之如一较为持平的民族政策，用人惟贤才的主张，广开言路的开明措施，尊儒重教的文化政策，仁德先行、省刑慎罚的统治策略，以及俭约慎行、善始慎终的人格要求。它是中国开明封建统治的战略和策略、理论和实践的集大成者。

吴兢著《贞观政要》旨在歌颂贞观之治，总结唐太宗时代的政治得失，希望后来君主以为借鉴。书中所记基本为贞观年间唐太宗与魏征等大臣的问答，以及皇帝的诏书、大臣的谏议奏疏等，内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思想、生活等方方面面，尤以讨论君臣关系、君民关系、求谏纳谏、任贤使能、恭俭节用、居安思危为其重点。

虽然《贞观政要》在史实上有所失误，但由于叙事详赡，文字明畅，论述的又是统治之道，因此晚唐以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流传到日本和朝鲜半岛。

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而其书没有被禁毁。这样，在玄宗之世有三个本子同时并存：一是正式进本，没有朝廷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因而《新唐书·艺文志》将其列入不著录的范围。二是进本的底本，三是底本之前的稿本。后二种，在吴兢家中。

唐代官方关于《贞观政要》的流传情况，自玄宗至顺宗四帝，均不见记载。《玉海》卷49引《会要》元和二年十二月谓宰臣曰：近读《贞观政要》…… 六年三月帝曰：尝读《贞观政要》…… ，是迄今所见最早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而宪宗读《贞观政要》，则不能不使我们将目光对准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德宗至宪宗时的著名史官蒋乂。

蒋乂，吴兢的外孙。其父蒋明，集贤院学士，安史之乱后，图籍淆乱，奏引蒋乂入院助其整理。蒋乂仅用一年多时间，便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德宗贞元九年累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史称蒋乂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其宜。其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

蒋乂出生时，吴兢尚在世，吴兢的藏书及《西斋书目》，包括他的著述的稿本和底本，是完整保存下来了的。《郡斋读书志》著录《吴氏西斋书目》：唐吴兢录其家藏书，凡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兢自撰书，附于正史之末，又有续钞书列于后。吴兢故去后不几年，幼年的蒋乂便从外家学，得其书，博览强记。蒋乂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无疑包括吴兢藏书一万三千四百六十八卷以及兢自撰书，必然能够得见《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即便他著《凌烟阁功臣、,秦府十八学士传》不参考《贞观政要》，但其《史臣传》则不会不为吴兢立传。然而两《唐书·吴兢传》都不谈编录《贞观政要》之事。

玄宗一朝《实录》及代宗以前《国史》等官方史籍没有关于《贞观政要》的记载，《旧唐书》沿用唐代《实录》、《国史》旧本，所以也没有记载。而《新唐书》广采杂史等官方记载以外的史料，蒋乂的《史臣传》在采录之列，仍然不见吴兢编录《贞观政要》之事，这的确是个难解之谜。但也有不可忽视的地方，这就是：《新唐书·吴兢传》增旧传《上中宗皇帝疏》、《上玄宗皇帝纳谏疏》、《请东封不宜射猎疏》以及直笔记录张昌宗诱张说诬魏元忠等事，,均见于《唐会要》、《册府元龟》，惟有座书事不当，贬为荆州司马一事，座书事不当五字不见于官史，似当出自蒋乂《史臣传》。这或许正是蒋乂留给后人考察《贞观政要》成书、进呈的一个伏笔！

宪宗读《贞观政要》，跟每有大政事、大议论，必召蒋乂咨访，蒋乂征引典故，趁机推荐《贞观政要》相关。宪宗所读《贞观政要》，当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的吴兢正式进本，但这个本子也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而待整理。蒋乂入集贤院助其父于乱中勒成部帙，不可能不涉及《贞观政要》，而整理《贞观政要》又不能不参考家中所存《贞观政要》的底本和稿本。如果连蒋乂都弄不清《贞观政要》的成书问题和版本、文字的淆乱，恐怕其他人就更难有发言权了。

《贞观政要》在唐代被皇家视为定本的本子，即是经蒋乂整理的本子。现今所见读《贞观政要》最早的记载在唐宪宗时，恰好证明是蒋乂使其外祖父的遗著得以重见天日的。经蒋乂整理过后，唐文宗、唐宣宗，直至宋仁宗所读、所见，均属这一系统。宋刊本《贞观政要》，无疑亦属这一版本系统。《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的《贞观政要》，也是这个版本系统。

蒋乂的四子中，系、伸、偕三人皆有史才，自文宗至懿宗相继为史官。史称：蒋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族靡不家藏焉。蒋氏家藏《贞观政要》的底本或稿本，随之而流向社会，各本杂相抄录，所以出现淆乱。

迄今所知，在北宋编录《新唐书·艺文志》之前，五代后唐国子监于天成二年曾经刻印过《贞观政要》，并流传到南宋绍兴年间。 随后不久，传入契丹。重熙十五年，辽兴宗命译汉籍，萧韩家奴欲帝知古今成败，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至金哀宗时，赵秉文轮直进讲《尚书》、《贞观政要》，并进《贞观政要申鉴》。《贞观政要申鉴引》尚保存在《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15，但译本不传，不知所据版本情况。

吴兢的底本或稿本、蒋乂的整理本，经两宋、辽、金数百年辗转抄录，出现传写谬误的情况。另一方面，随着理学在元、明时期的盛行，虽然当时的最高统治集团向往唐太宗克敌如拉朽，所向无前，屈己而纳谏，任贤而使能，恭俭而节用，宽厚而爱民，却又认为唐太宗于正心、修身之道，齐家、明伦之方，有愧于二帝三王之道。于是戈直在整理传写谬误的同时，更注重采辑唐、宋诸儒之论，间以己意，对唐太宗君臣的嘉言善行、良法美政作出新的诠释。

22家言论以及戈直的己意，并非论《贞观政要》其书，而是在评贞观之治其事，反映着宋、元以来对于贞观之政认识的演变。由此，戈直集论本便被视为一部诠释贞观之治的论著而受到推崇。由于诠释的需要，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均被忽略不提。元顺帝至元四年刊行后，明洪武三年又经宋濂以中秘本重校、重刻，成化元年宪宗御制序再刻。一枝独秀，取代了其他传本。

国内现存刊本，目前见于著录和通行者两种，一为国家图书馆藏洪武三年王氏勤有堂刊本扫叶山房重镌本，均为戈直集论本的翻刻本。私家收藏情况，有待新的发现。集校中发现，王先恭校注《魏郑公谏录》所引《贞观政要》，有与钞本全同而与刊本互异者。《魏郑公谏录》卷二《谏河南安置突厥部落》条末，王先恭引《政要·安边》文字，与钞本卷九《议安边》第一章文字全同，甚至连十三年太宗幸九成宫，也与钞本一样，讹作十二年。

国外刊本，现存四种，即元刻、明初重刻、成化再刻和韩版注解本。

国外钞本，目前所见基本都在日本。清和贞观年间，冷泉书院失火，图书尽毁。在随后的10来年间，藤原佐世奉敕根据重新搜集到的图书编定《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其中，卅杂家著录有《贞观政要》，表明《贞观政要》一书在此之前已经传入日本。其正史家著录《东观汉记》百卌三卷，后有如下一段文字:

右《隋书·经籍志》所载数也。而件《汉记》，吉备大臣所将来也。其目录注云：此书凡二本……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竟不得其具本，故且随写得如件。今本朝见在百卌二卷。

由这段文字可知，吉备真备从唐朝带到日本大批图籍，并编有目录。吉备真备作为遣唐留学生，是天正灵龟二年随遣唐使入唐，圣武天平六年随下一次遣唐使返回。孝谦天平胜宝三年又被任命为遣唐副使，至五年返回。天平六年遣唐大使藤原清河因船舶飘流安南，后入唐为官，未回日本。吉备真备在唐国多处营求图籍，应当是其遣唐留学的17年间。在其营求的图书中如果有《贞观政要》的话，只能是吴兢的稿本或吴兢家中所藏底本。此时，吴兢刚刚遭贬，,进本尚未获得朝廷认可，不可能让吉备真备抄录。而且，就目前日本现存钞本承传情况看，也与吉备真备没有多少关系。更何况《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著录《贞观政要》，是火灾过后残存下的十四。

日本现存《贞观政要》钞本数目虽多，约20余种，但完整的钞本基本上分为三大系统：一为南家本系统，一为菅家本系统，另一个为异本系统。

南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安元三年，由正三位行宫内卿兼式部大辅播磨权守藤原永范奉授主上既讫。此即安元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其后，经建久五年、建保四年、嘉禄三年、建长三年、六年传写讲授，到建治元年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于时建治第一之历初冬上旬之候，于烛下所终功也，治部权少辅平朝臣兼俊。是为建治本，日本现存《贞观政要》最古写本中最完整的一部。

菅家本系统，奥书记其源流，最早可以追溯到建保四年之前，中经建保四年、嘉禄元年、贞应三年、安贞二年、嘉祯四年、仁治三年、弘长二年传写讲授。到永仁四年钞写的一部，其奥书记曰：永仁四年十月三日书写讫，执笔宋人明道。此即永仁本，今仅见于小田原本考异中。

永禄三年，李部大卿菅长雅抄录一部，为内藤湖南氏藏，故称内藤本，是现存菅家本系统最古写本。卷一《政体》贞观十九年一章，末句为庶几于时康道泰尔。时康二字旁注以光孝天皇讳，道泰二字旁注以文德讳。日本当时御座时，不读御讳，这是为了提醒向两位天皇讲读时，注意避讳所作的旁注。文德天皇850－858年在位，光孝天皇884－887年在位，由此可知菅家本传入日本的时间一定在文德天皇之前。吉备真备之后，文德天皇之前，,有两次派遣遣唐使，一次在恒武延历二十年至二十四年，正当唐德宗晚年；一次在仁明承和元年至六年，正当唐文宗时。

原田种成推测：菅家本《贞观政要》是菅原清公为遣唐判官，从唐朝带入日本的。菅原清公受命为遣唐判官，时在恒武延历二十年八月，正式出发则在二十三年七月，至延历二十四年六月即返回日本，在唐朝时间仅仅一年。不论是菅原清公，还是仁明承和年间的遣唐使，两次抄录《贞观政要》，都只能是蒋乂家藏吴兢底本或稿本，而蒋乂整理本既未经著录，岂能任人钞写？更何况，原田种成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还要提醒读者的是，菅家本卷九原阙，是据宋刊本补入的。

文化六年，菅原长亲写本卷二、卷九末奥书，与内藤本奥书同。各卷末有文化六年五、六月间菅原长亲写记，此为菅原长亲本。菅原长亲本，又有若干转写本，均出文化年间。

在南家本、菅家本两个系统之外，还有一个被称为异本的系统，卷四与南家本、菅家本、各刊本完全不同。

写字台文库藏本缺卷一、卷二。

藤波家藏本缺卷一、卷二、卷七、卷八。

两本均缺奥书识语，传授情况不得而知。

现存最古假名《贞观政要》，卷第四与写字台本、藤波本全同。此本乃源赖朝妻北条政子命菅原为长用假名翻译之译本，文禄四年梵舜自写，正保四年木版刊印，大正四年活字刊印。据菅家本奥书，菅原为长仁治三年为后峨嵯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用的是菅家本，而此译本所据则非菅家本系统。由此可知，异本系统与菅家本系统差不多同时传入日本，只不过没有受到重视而已。异本与南家本、菅家本同时传入日本，更加说明藤原氏、菅原氏、北条氏等传钞的《贞观政要》，,要么是吴兢最初的稿本，要么是吴兢进本的底本，而绝非进本或定本。

三大系统而外，还有一个江家本。奥书记道：本云 以累代秘说本奉授圣上了，尤可秘藏也。宽弘三年三月五日，吏部大卿江判。朱云 宽弘九年闰七月念一日，藤家本一校了。江匡衡。宽弘三年，公元1004年，这是所见日本最早给天皇进讲《贞观政要》的记录，也说明江家本的年代。今仅见于狩谷掖斋校本、松崎慊堂手泽本所引。

此外，完本尚有兴福寺藏本。卷10末奥书，自安元三年至建久六年为菅家本奥书，接下来是承元二年四月十五日甲寅奉授主上既讫。此书当家已奉授二皇了。实帝王之龟鉴、吾道之重宝也。虽片时不可出他处者也。从三位行民部卿藤原朝臣光范。以下，为贞永、永仁、弘安记，正德二年修补。宝历五年南都兴福寺誊写，是为兴福寺本。第一册第一叶栏外，有记云：凡朱书者菅本之原本也、墨书者南家本之写也。

钞本之多，难以尽数。文政元年，阿波介、山田以文，以所见古写本合校，是为现存第一个较完备的合校本。现录其《古本校合凡例》如下：

八条左府本; 二条院御点本; 菅本; 或本; 南家本; 异本; 古本; 一本; 摺本; 亻本; 才本; 家本; 自本; 永本; 江家本。

由此《古本校合凡例》可知，当时存世古本不下15种。以所见奥书识语为据，《贞观政要》在日本受到重视、开始流传，是在大江匡衡所在年代，相当北宋太宗、真宗时期。而系统承传、抄录，年代则大致相当北宋末年。比较上述三大系统钞本与元、明刊本，发现其间的重大差异如下：

篇目的有无不同

1、卷第二，《直谏》附，南家本、菅家本无。元刻、明本、韩版15章，见于写字台本卷第四者12章，多钞本3章。戈本10章。

2、卷第四，南家本、菅家本与刊本篇章同。写字台本卷第四，篇章与各本完全不同，为《辅弼》第九，《直言谏争》第十，《兴废》第十一，《求媚》第十二，计4篇21章。元刻、明本、韩版15章中，有2章与《辅弼》同，有10章与《直言谏争》同。《直言谏争》第二章、第三章，《兴废》全三章，共5章为各本所无。

3、卷第八，《禁末作》附，元刻、明本、韩版有，凡3章。钞本、戈本无。

4、卷第八，《辩兴亡》第三十四，钞本无。《玉海》引《邯郸书目》有。明本2章，戈本5章。由此，卷九、卷十出现编序不同的问题：

菅家本：卷第九：《议征伐》第三十五、《议安边》第三十六；而卷第十又为：《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出现重复编序的问题。

南家本、写字台本：卷第九，《议征伐》第三十四，《议安边》第三十五；卷第十，《论行幸》第三十六，《论畋猎》第三十七，《论祥瑞》第三十八，《论灾异》第三十九，《论慎终》第四十。

篇章的有无不同

1、刊本有、钞本无者12章：卷二《纳谏》3章，《直谏》附3章，卷三《君臣鉴戒》1章，卷五《论公平》1章, 卷六《论贪鄙》4章。

2、钞本有、刊本无者16章：卷一《政体》6章，卷六《慎所好》1章，《杜谗佞》3章，《论悔过》1章，《论奢纵》1章，《论贪鄙》1章，卷七《论文史》1章，卷八《务农》1章，《论刑法》1章。

3、《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

必须提出的文字问题

1、不论钞本，还是刊本，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以原田种成所集《贞观政要定本》、《贞观政要》上、下二书为例，卷一《政体》第二、四、五、七、十九章，卷二《求谏》第五章，卷三《论择官》第三、六章，卷四《教戒太子》第一章，卷五《论忠义》第十章、《论孝友》第四章，卷六《论俭约》第二、三章、《论仁恻》第三章、《慎言语》第二章、《论贪鄙》第二章，卷八《论赦令》第二、四章，卷九《议征伐》第十三章，以太宗作上。同样，,卷二《任贤》第三章，卷五《论诚信》第一章，又以太宗作帝。这显然是唐代《实录》或《国史》原文，吴兢抄录出来准备编录贞观故事或《贞观政要》。一部进本或定本，怎么会对唐太宗有如此不统一的称谓呢？

2、以钞本、刊本文字比勘，互有重大脱漏、错讹。

1）钞本脱漏者。卷二《任贤》，各本均8章，排序完全相同，然文字互异处颇多。魏征一章，刊本、《旧唐书》有而钞本大段脱漏者5处，约180字。李勣一章，仅章末两处，钞本就脱漏125字。罗振玉校卷五、卷六，指其大段脱漏者：卷五《论忠义》贞观五年一章，钞本脱19句100字；《论公平》长乐公主一章，钞本脱漏56字；《论诚信》魏征上疏一章，钞本脱漏396字；卷六《论奢纵》马周上疏一章中，钞本有24字为刊本所无，,而刊本却另有600多字为钞本所无。

2）刊本脱讹者。罗振玉校卷五，《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戈本脱漏35字，以致脱误不可通。罗振玉未见的元刻、明本、韩版，《论诚信》贞观十一年魏征进言一章，章末之前较钞本、戈本少2953字。特别要提到的是，卷十《论慎终》各本编次完全相同，但贞观九年的一章中，有一段文字钞本、刊本互异，致使文意完全背离。

钞本原文：房玄龄进曰：臣观近古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汉光武年三十三。岂如陛下年十八便事经纶，遂平天下，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已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吏，此又怀远胜古也。已有此功业，何可得不善始慎终耶？

刊本原文：房玄龄因进曰：陛下扌为 挹之志，推功群下，致理升平，本关圣德，臣下何力之有？惟陛下有始有卒，则天下永赖。太宗又曰：朕观古先拨乱之主，皆年逾四十，惟光武年三十三。但朕年十八便举兵，年二十四平定天下，年二十九升为天子，此则武胜于古也。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理政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理，风移俗变，子孝臣忠，此又文过于古也。昔周、秦以降，戎狄内侵，今戎狄稽颡，皆为臣妾，,此又怀远胜古也。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既有此功业，何得不善始慎终邪？

两段几乎相同的文字，钞本是房玄龄赞美唐太宗，而刊本则成了唐太宗自我赞美。前一篇前一年，唐太宗刚刚表示过：吾之理国，良无景公之过。但朕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定天下，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颇有自矜之意，此吾之过也。一年过后，同样的赞美之辞，出于房玄龄之口，比出于唐太宗自己，更觉合乎逻辑。况且刊本中唐太宗还有此三者，,朕何德以堪之一句，也是表示自谦之意的。两段文字，当以钞本为妥。

3)互为错乱者。卷九《议安边》，钞本3章，戈本2章，是关于安置突厥和以高昌为州县事。以高昌为州县一事，钞本、戈本各为一章，文字相同。安置突厥，钞本分作两章：一章为安置突厥部落。突厥部落来降，诏议安边之术，中书令温彦博与魏征辩论，太宗用温彦博议，自灵州至幽州置四都督府，居长安者近万户。十二年太宗幸九成宫，突利可汗弟阿史那结社率阴结所部，夜犯御营，事败被斩，太宗悔处其部众于中国，还其旧部于河北。另一章为安置突厥首领。,突厥首领来降，皆拜将军中郎将，五品以上百余人，惟拓跋不至，又遣使招慰，凉州都督李大亮上疏，以为突厥顷国入朝，悉授大官，非中国之

较比《通典》卷197《突厥》上、《旧唐书》卷189上《突厥传》、《唐会要》卷73《安北都护府》，则李大亮上疏在前，而朝议安边之术在后；温彦博与魏征辩论之外，尚有中书侍郎颜师古、夏州都督窦静、给事中杜楚客、礼部侍郎李百药等上奏、上表，太宗用温彦博议。

针对安置突厥首领，以李大亮上疏为一章，并无不妥，但钞本第二章以贞观十四年太宗与侍臣议安置突厥之事开头，紧接着就是中书令温彦博对曰云云、给事中杜楚客云云，这显然是贞观四年朝议安边之术的内容，被错置在此，而且标年也标错了。戈直发现这一问题，便以《通鉴》叙事为序，认为安置突厥部落、安置突厥首领共为一事，便次第其辞，合为一章。

不论钞本、戈本，温彦博所言隋文帝劳兵马，费仓库，树立可汗，令复其国，后孤恩失信，围炀帝於雁门。今陛下仁厚，从其所欲，河南河北，任情居住，各有酋长，不相统属，力散势分，安能为害？60字，则不见《通典》、《旧唐书》、《唐会要》、《册府元龟》。

出现上述重大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贞观政要》原本就没有一个所谓的吴兢定本。

《上贞观政要表》，钞本、明本有，而元刻、韩版、戈本无。开元十七年吴兢因《上贞观政要表》书事不当被贬，其书虽然未被禁毁，正式进本却也没有朝廷的认可，留在集贤院或史馆而未经著录。这样，就出现了《上贞观政要表》与《贞观政要》分离的情况。前面多次提到，钞本得自吴兢家藏的可能性最大，自然有《上贞观政要表》。而元刻、韩版承袭宋版，为宋代皇家藏书，吴兢因表获罪，表、书早已分离，因而无《上贞观政要表》。

写字台本与南家本、菅家本不同，比较客观的说，写字台本是吴兢撮录《国史》旧文，着手编录贞观故事的草本，而南家本、菅家本则是吴兢家藏稿本。卷第四的4篇21章，绝大多数都很重要，不可弃而不用！若以吴兢进书前的境遇，更希望直谏玄宗，因而在最后编定上奏前，不可能改变全书结构，便从《辅弼》选出2章、《直言谏争》选出10章，又从钞本所未见的稿本中选出3章，编为卷二《直谏》附15章。

《禁末作》附，也应当是吴兢在最后编定上奏前所增。以明本的3章而论，第一章，段纶奏进巧人造傀儡戏具，钞本在卷第八《论赦令》，无论如何都有分类不当之嫌。第二章，贞观九年上谓侍臣曰，虽然与卷六《论俭约》第一章有重出的部分，但唐太宗一开始所说为政之要，必须禁末作……38字，却为《论俭约》所无。编用此章，旨在强调禁末作，故有此38字。而《论俭约》，着重在戒奢从简，因而没有这38字。

《辩兴亡》，明本仅2章，均在钞本卷五《论仁义》。此篇的有与无，牵涉后面各篇排序。钞本无《辩兴亡》，后面《论祥瑞》、《论灾异》分作两篇。刊本有《辩兴亡》，后面则合《论祥瑞》、《论灾异》两篇为《论灾祥》一篇，仍然是同样内容的4章。将祥瑞、灾异分开编目，无论从《唐会要》、《旧唐书》，乃至北宋前期所编有关唐代的历史文献看，都是符合当时编纂习惯的。吴兢编纂之初，设此篇目没有疑义。但当最后成书之际，却发现整部书10卷40篇，,惟有《论祥瑞》一篇仅一章，而又无其他符合此篇内容的章可以移入。这在最后编定时，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

据《玉海》引《邯郸书目》著录，宋代《贞观政要》有辩兴亡篇，则经蒋乂整理本应有此篇。是否蒋乂整理时增补了《辩兴亡》，同时合《论祥瑞》、《论灾异》两篇为《论灾祥》一篇，解决了吴兢留下的一篇一章的问题呢？由于蒋乂整理本到北宋刊行后才得以流传，因而便与日本现存钞本出现较大差异。

至于钞本有、刊本无的16章，如果说是宋刊本有所取舍造成的话，那么钞本无而刊本有的12章，却只能是日本现存各钞本外，还有他们没有见到的本子。因而，现存钞本不可能是所谓进本或定本。其他，篇章移易、文字脱漏，则主要是在流传过程中造成的，不再论列。

总之，上述种种情况充分说明，南家本、菅家本、异本所据绝非吴兢定本，而元刻、明本、韩版所据更难断定为吴兢定本。陈寅恪教授在《元白诗笺证稿》中通过白居易作《七德舞》诗与《贞观政要》文的对照，已有论断：罗振玉虽有‘欲复唐本之旧，苦未能得其全本'之言，其实纵得日本传写政要之全本，恐亦不能悉复吴氏原书之旧观。[57

660多年前，戈直集论《贞观政要》而未作集校，国内流传各种本子却因此而消失。于是，出现了中国学者无他本可以校其移易篇章、刊刻衍脱，而日本学者则成果不断涌现的尴尬局面，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憾事。日本学者凭借流传的各种钞本、刊本，对该书进行过多次校合、整理，在文字校异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但因大都囿于南家本、菅家本两个承传系统，又过分相信江家本《上贞观政要表》最后所署题衔，便误以为日本所传《贞观政要》古写本为吴兢定本。,其实，所谓的吴兢定本实非定本。

为追寻一个完备的《贞观政要》本子，就所见海内外钞本、刊本进行一次集校，共得287章。其中，各本完全重复者1章，实为286章。其篇目、编次各本多所不同。依据现今所见最早完整著录《贞观政要》篇目的书目――《玉海》所引《邯郸书目》，编次《贞观政要》10卷40篇。同时，保留刊本卷二《直谏》附、卷八《禁末作》附两个附篇。钞本写字台本卷第四，编为全书附录，以供参考。

吴兢，汴州浚仪人。武周时入史馆，修国史，迁右拾遗内供奉。唐中宗时，改右补阙，累迁起居郎，水部郎中。唐玄宗时，为谏议大夫，修文馆学士，卫尉少卿兼修国史，太子左庶子，也曾任台、洪、饶、蕲等州刺史，加银青光禄大夫，迁相州，封长垣县子，后改邺郡太守，回京又任恒王傅。与同时代其他官员相比，吴兢的仕途还是较为顺畅的，没有大起大落。居史馆任职30余年，以叙事简练、奋笔直书见称。曾认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繁杂；,乃别撰《梁史》、《齐史》、《陈史》各10卷、《隋史》20卷。卒后。由其子呈上其未定稿《唐史》80余卷，世称良史。曾从事官府藏书的整理、国家书目的编制工作。

开元中，诏马怀素领校图书，马怀素奏用元行冲、齐翰、吴兢、韦述等26人同在秘阁详录四部书，开元九年共同编成国家图书总目《群书四部录》200卷，由元行冲奏上。吴家收藏图书甚富，编撰有《吴氏西斋书目》1卷，著录图书13 468卷，该书目影响颇大。

所藏之书在他去世前后，赠送给外孙蒋乂。编著有《乐府古体要解》、《唐春秋》、《唐书备阙记》、《太宗勋史》、《睿宗实录》、《中宗实录》、《贞观政要》、《则天实录》、《唐高宗实录》等，仅《贞观政要》传于今。

社会总评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及身边大臣如魏征、王珪、房玄龄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施政措施等，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着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

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名家点评

清高宗为《贞观政要》作序言：夫三代以上，君明臣良，天下雍熙，世登上理。自东迁以降，风俗日薄，天下无复熙皡之美。虽有质美之主，望治甚切，而所以以屈己从谏、力行善政者，终不能有以震古而铄今。及贞观，太宗英武之资，能用贤良之士，时若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王珪诸队，布列左右，相得益彰。盖自三代以下，能用贤纳谏而治天节者，未有如此之盛焉。史臣吴兢纂辑其书，名之日《贞观政要》，后之求治者，或列之屏风，或取以进讲。

元至顺间，戈直又刊其书，以行于世。余尝读其书、想其时，未尝不三复而叹曰：贞观之治盛矣！然其所以致治，则又在于用此数贤。而数贤之中，又推魏征裨益为多。然魏征不能自必信用于太宗，以见其功业，则又知太宗所以独信魏征，言听计从，而见效若彼者，固人君所当服膺书绅而勿失也。书中分目，目中有条，条之末，引先儒之言而论断之，其有望于后王也深矣！人君当上法尧舜，远接汤武，固不当以三代以下自画，然观尔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行仁义，薄法术，太宗之虚己受言，诸臣之论思启沃，亦庶几乎都俞吁咈之风矣。

《贞观政要》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是一部独具特色、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在史料学方面具有重要价值。

《贞观政要》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