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书名中伽蓝一词,即梵语僧伽蓝摩之略称,意为众园或僧院,是佛寺的统称。
《洛阳伽蓝记》全书共五卷,按地域分为洛阳的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记述佛寺七十馀处。其体例是以北魏佛教的盛衰为线索,以洛阳城的几十座寺庙为纲领,以寺庙为纲维,先写立寺人、地理方位及建筑风格,再写相关人物、史事、传说、逸闻等,在对诸多佛寺形制规模的描摹和始末兴废的勾勒中,反映了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和社会风俗人情,如皇室诸王的奢侈贪婪,南北朝间的交往,北魏全盛时期洛阳手工业、商业的繁盛,民间艺人的卓越技艺和演出盛况等。
《洛阳伽蓝记》再现了北魏都城洛阳四十年间的政治大事、中外交通、人物传记、市井景象、民间习俗、传说轶闻,内容相当丰富,书中亦有不少志怪故事,如法云寺条中所载之田僧超吹茄、刘白堕酿酒、孙岩娶狐女等。
洛阳城自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迁都于此,直到孝武帝元修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止,一直是北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洛阳城达到空前的繁荣,一时文物典章都极为可观。其间因为天子后妃带头佞佛,王公士庶竞相舍宅施僧,上起太和末,下至永熙,四十年间,修建寺宇达到1300余所。
这些浮图建筑的壮丽,装饰的华美和贵家的豪奢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寺院见证了北魏京城洛阳的兴废,不少大伽蓝还成为重大历史事件的舞台。《洛阳伽蓝记》作于北魏灭亡,东西魏分裂后,杨衔之借佛寺盛衰,反映国家兴亡,其中既寄托了故国哀思,又寓含着治乱训鉴。
主题思想
故都伽蓝不仅是北魏佛教隆盛的象征,而且是北魏国运的象征。经历了巨大历史变故的作者在重览洛阳之际,立志要让消逝了的梵钟之声在文字中遗响后世,字里行间流露出恍若隔世的悲怀,构成了全书的情感主旋律。
艺术特色
《洛阳伽蓝记》有不少传说典故,蕴涵着的文学笔触,将朝代历史地理人文融入其中,独特的近似纪录片的镜头,使得《洛阳伽蓝记》与《水经注》《齐民要术》合称北魏三大奇书。
《洛阳伽蓝记》全书叙事主要用散文,形容描写则往往夹用骈偶,条理清晰,洁净秀丽。其中有不少历史故事和神怪传闻的记述,情节虽不复杂,文字也颇简练,但写得生动具体,形象鲜明,与南朝的志怪小说和《世说新语》内容相近。
作者在语言表达上善于使用整齐的句法,主要为四言,有时也适度利用四六骈句,同时又能发挥散句的长处,节奏感与自由韵律得以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典丽而清拔的风格。值得一提的是,他善于吸取辞赋作品尤其是京都大赋状物写景的经验,如卷三《高阳王寺条》描写高阳王元雍的府宅:白壁丹楹,窈窕连亘,飞檐反宇,修幅周通。这里的飞檐反宇一语将静止的建筑作动态的形容,为直接采纳张衡《西京赋》反宇业业,飞檐献献之语而来。可见作者对前代京都大赋,,由于其所表现主要是帝室皇居的空间之美,与该书有某种一致性,必有钻味。当他正面记叙某一贵族豪侈生活或某项京城盛典之际,笔端似有意带上了汉大赋式的气韵,这对传递出特定对象夸饰的本质,无疑是相得的。
《洛阳伽蓝记》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在20世纪,研究者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在北朝史学、中古佛学、中古文学、语言学、中外文化交流史以及宗教建筑等诸多方面,仍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及研究空间。
史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的史学价值,史学界有较多的讨论及研究。
首先,在史学理论方面,台湾学者何寄澎《试论杨衒之的历史精神》提出杨氏是在一份浓厚历史感的驱策下创作《伽蓝记》的,其撰作的真正目的乃是要传述一段信史。李晓明《〈洛阳伽蓝记〉的特点》,认为《伽蓝记》有以下几方面的史学特点和价值:因地叙事,以地系史;采取多样形式,寓褒贬于叙事之中;广泛的史料来源和多方参证、勇于存疑的治史态度相结合;丰硕的历史文学成就。王美秀《从质疑历史到争夺诠释权——以〈洛阳伽蓝记〉的历史论述为例》,,指出杨炫之身处中国民族激烈冲突的时代,在北魏长期汉化之后又遭遇所谓鲜卑化的文化逆流,其牵动的文化认同问题势难规避,此书显露的历史特质与此深有渊源。
其次,《伽蓝记》在佛教史研究领域得到了人们的关注。如潘桂明《〈洛阳伽蓝记〉与北朝佛教》根据《伽蓝记》记载的有关佛教事迹,勾画了佛教在北魏洛阳繁盛的图景。卢宁《由〈洛阳伽蓝记〉看北魏的中原法化》从《洛阳伽蓝记》保存的有关建筑园林、教法流播、民俗风情等大量宝贵资料分析,认为北魏统治者推行的汉化与佛教法化对中原地区产生过巨大影响。
再次,人们对《伽蓝记》所反映的北魏社会经济、风俗民情、音乐艺术、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也多有探究。如黄公渚《〈洛阳伽蓝记〉的现实意义》,从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反映都市经济面貌、记录各阶层的动态和社会风尚等方面探讨了《洛阳伽蓝记》的社会现实意义。
文学价值
《洛阳伽蓝记》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文学方面也有很高的成就,四库馆臣评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可与郦道元《水经注》‘肩随'。但由于传统的文学史研究多重南朝而轻北朝,《洛阳伽蓝记》亦因此沦为遗珠。直至20世纪80年代,《洛阳伽蓝记》的文学价值才逐渐得到学界较多关注,林文月《〈洛阳伽蓝记〉的冷笔与热笔论》认为:杨炫之以冷笔写空闾,故条理井然,以热笔写时间,故好恶分明,有别于后世修史之枯淡处,冷热交织,遂令这部奇书呈现特殊面貌,,而永垂不朽。曹虹的《〈洛阳伽蓝记〉新探》则认为,《洛阳伽蓝记》整体组织上善于经纬,融史笔与文采于一炉的局部描述是《洛阳伽蓝记》一书的不可多得之处。
韩国学者成润淑《〈洛阳伽蓝记〉的小说艺术研究》在范祥雍研究的基础上,对《洛阳伽蓝记》的小说史价值作了专题研究,认为该书已符合小说演进中的各种特质,不论从题材上还是从艺术手法,都已成为介乎六朝残丛小语与唐代传奇之间的过渡形态,台湾林晋士《〈洛阳伽蓝记〉在文学史上之价值》对《洛阳伽蓝记》的文学史价值进行了全面研究,指出《洛阳伽蓝记》不但在散文史和小说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即从文学史料的角度而言,《洛阳伽蓝记》记载的古籍逸文与俗谚歌谣,,也为后世的文学史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城建价值
《洛阳伽蓝记》佛寺为中心,记述北魏京城的建筑,次序整然,体例明晰,是研究北魏洛阳城市规划、建筑和园林艺术的重要资料。劳干《北魏洛阳城图的复原》,利用《洛阳伽蓝记》和《帝王世纪》、《续汉书》郡国志刘昭注引《晋元康地道记》等资料绘出了北魏洛阳城复原图。何炳棣《北魏洛阳城邦规划》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栽,确定了洛阳的规模和建筑,提出北魏洛阳的坊里制不只是土地利用制度,而是根据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同社会经济性能的全盘都市设计。
孟凡人《北魏洛阳外郭城形制初探》,参照《洛阳伽蓝记》记栽,结合墓志以及部分地区的实地考察,对洛阳外郭的形状、郭门、城墙和主要建筑布局等进行了探究。张金龙《北魏洛阳里坊制度探微》结合《魏书》和《洛阳伽蓝记》记载,对宁术界研究歧见较大、或未曾注意又关涉洛阳里坊制度认识的一些主要问题作了探索。薛瑞泽《读〈洛阳伽蓝记〉论北魏洛阳的寺院园林》,认为北魏洛阳寺院园林的构成有两种形式,其寺院园林具有达官贵人园林的特色。
在此方面,日本学者亦用力颇多,如水野清一《洛都永宁寺解》,森鹿三《关于北魏洛阳城的规模》1、服部克彦《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和《续北魏洛阳的社会与文化年》等,均是以《洛阳伽蓝记》作为为主要史料的翘楚之作。
古本溯源
虽然《洛阳伽蓝记》在历代官修正史中的艺文志、经籍志等图书目录中屡有记载,但是关于《洛阳伽蓝记》的最早出处,还当推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校勘家缪荃孙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记后魏城阙市里之文出于《洛阳伽蓝记》,观《河南志》相关内容,当属最古。缪荃孙自言该节盖袭自北宋著名文学家、文献学家宋敏求之旧志,则缪荃孙所录者是北宋本。
明代解缙主编《永乐大典》中有引及《洛阳伽蓝记》处,散见于卷7328和卷1382,两者相合约相当于原书的五分之三。《永乐大典》大多为宋元相传之旧本,则《永乐大典》中所引之《洛阳伽蓝记》,应是明代以前之又一古本。以上是于今可考《洛阳伽蓝记》两处最古之出处。
明清刻本
《洛阳伽蓝记》刻本很多,学界称明刻本和清刻本。在明刻本和清刻本中,按其源流可分为二大系列:如隐堂本、古今逸史本。二者可称后世一切刻本之祖本。其中尤以如隐堂本为善本,在各刻本中占有权威的、重要的地位。古今逸史本虽传刻不多,但由于出世较古,故多为后世校勘家所参证。
如隐堂本系列
如隐堂本不知何人所雕,据周祖谟,此版刻出于明代嘉靖间,应是现存最早《洛阳伽蓝记》刻本。如隐堂本原刊本已不易见到,现易见者为董康及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李木斋书中有之,但无清代人藏书印记。源出如隐堂本的有:绿君亭本及其衍生本嘉庆间张海鹏所刊学津讨原本等,嘉庆吴自忠真意堂丛书活字本,道光吴若准集证本等。应该指出的是,吴若准集证本是如隐堂本钞本而来,辗转传钞,造成与如隐堂本有所不同,并且厘定了书中的原文与子注。,也因此,《洛阳伽蓝记》有了最早的校对本。后来的西平禅院本、李葆恂本、四部备要本源亦出于吴若准本。
古今逸史本系列
古今逸史本为明万历间吴琯所刻。观其内容当是来源于《永乐大典》本。逸史本与如隐堂本来源不同,文字有异。逸史本讹误颇多。逸史本从时间上晚于如隐堂本,但亦是如隐堂本之外的另一较古刻本,后世刻者亦有宗之。源出古今逸史本的主要有:乾隆间王谟辑校之汉魏丛书本;徐毓卿本,不题刻书年月,观其字体及款式大概在清朝初期;等。
近现代本
唐晏钩沈本。该本参校众本所成。唐晏对吴若准集证本的子注区分尚不满意,在其基础上再将子注与正文详加区分。陈寅恪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中,质疑其标准多出主观,是否符合杨书之旧,仍甚可疑。
还有:张宗样合校本1930年商务印书馆石印本。该本亦从各本中择长而定,且注异文于下;四部丛刊影印如隐堂本:《洛阳伽蓝记》,中国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307号,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据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影印本;范祥雍的《洛阳伽蓝记校注》,1958年2月第1版,1978年12月又出新版,1982年7月第2次印刷时亦有所增补;周祖谟的《洛阳伽蓝记校释》,科学出版社1958年6月出第1版,亦是《伽蓝记》今本中的权烕之作;,《洛阳伽蓝记选》陈庆元、章廷泗注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2月第1版,该书是为普及本;《洛阳伽蓝记校释今译》周振甫释译,学苑出版社2001年出版,该书是注、释、译本中的典范和集成之作;《洛阳伽蓝记》,韩结根注释本,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等。
外文译本
《洛阳伽蓝记》在中国古籍文献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于国际汉学界,也颇受重视,国外有若干译本及专著论述,取得不小的研究成果。如日本大正藏经本,《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1924至1934刊行,是近代以来流传最广、使用最为普遍的铅印本汉文《大藏经》,其卷五十一收有《洛阳伽蓝记》校本,原书据如隐堂本排印,并参校众本,列其异同于下。
此外,还有日本学者人矢义高译注的《洛阳伽蓝记》;英国W.J. F.Jemier译注的Memnories of Loyang:Yang Hsiian-chik and the Lost Capital、美国华裔学者王伊同的评本A Record of Buddhist Monasteries in Lo-yang等。
杨衒之,生于北魏,而《魏书》无传,生卒无考,家世爵里皆有争议。唐释道宣《广弘明集》作阳炫之,云其北平人。一作羊炫之,始自唐刘知几《史通》,南宋晁公武《读书志》因之。《洛阳伽蓝记》书首署名魏抚军府司马杨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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