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传·卷二百零二
◎文苑五
梅尧臣字圣俞，宋宣州宣城人。是侍读学士梅询的侄子，在诗作方面造诣极深。他的诗，有一种深远而淡泊的意境，并常于平淡中显现匠心独运的奇巧。起初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诗才没有被人们发现。后来，梅尧臣以父荫而入官，为河南主簿。当时留守西京的钱惟演发现并惊叹他的才华，与他结成了忘年之交，并相互吟诗酬唱，抒发情感。欧阳修也与梅尧臣结为诗友，并自谦不如梅尧臣的写诗才能。梅尧臣因受到知名前辈的夸奖与鼓励愈发兢兢业业，潜心苦读，终于在宋代文坛上名声大振。自宋以来，像梅尧臣那样，专以诗才之名流芳后世的人实不为多。梅尧臣曾对人说“：大凡做诗，要注意立意新颖，语言考究，发前人所未发，感前人所未感。而且，能自如驾驭难写之景，使之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能使读者感受到诗句之外深远而美妙的意境。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称得上是上乘之作。”后世都以为梅尧臣的这些观点十分精辟与精彩。
○梅尧臣 江休复 苏洵 章望之 王逢 孙唐卿（黄庠 杨寘附） 唐庚（史伯虎附） 文同 杨杰 贺铸 刘泾 鲍由 黄伯思
梅尧臣曾先后做过德兴县令，建德、襄城知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等地方官。大臣们屡次举荐梅尧臣任馆阁之职，因而梅尧臣得以受皇帝召试，并被赐进士出身。随后升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曾参与修撰《唐书》的工作，可惜书成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奏呈皇上，梅尧臣就辞世了。皇帝为了酬答他的功绩，特将他的一个儿子起用为官。
梅尧臣，字圣俞，宣州宣城人，侍读学士询从子也。工为诗，以深远古淡为意，间出奇巧，初未为人所知。用询阴为河南主簿，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倡，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尧臣益刻厉，精思苦学，繇是知名于时。宋兴，以诗名家为世所传如尧臣者，盖少也。尝语人曰："凡诗，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矣。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也。"世以为知言。历德兴县令，知建德、襄城县，监湖州税，签书忠武、镇安判官，监永丰仓。大臣屡荐宜在馆阁，召试，赐进士出身，为国子监直讲，累迁尚书都官员外郎。预修《唐书》，成，未奏而卒，录其子一人。
宝元、嘉..年间，梅尧臣随宋仁宗参加郊庙祭典，并献上赞美诗，还曾向皇帝上书谈振军备战之事。梅尧臣为《孙子十三篇》做过注，撰有《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宝元、嘉祐中，仁宗有事郊庙，尧臣预祭，辄献歌诗，又尝上书言兵。注《孙子》十三篇，撰《唐载记》二十六卷、《毛诗小传》二十卷、《宛陵集》四十卷。
梅尧臣家庭清贫，他自己喜欢饮酒。名贤及士大夫多与之交往甚密，并常常是带着酒到其家与之共饮。梅尧臣十分健谈，且无所畏惧。嬉笑怒骂之情皆寄寓于诗中，晚年尤其如此。有人曾得到过西南偏远地区少数民族一件布衣，发现布衣上绣织有梅尧臣的诗句，可见梅尧臣在当时的名声是何等之大了。
尧臣家贫，喜饮酒，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善谈笑，与物无忤，诙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
苏洵字明允，宋眉州眉山人。他二十七岁的时候开始发愤学习，但在参加进士及特殊才学的考测中，都没有如愿以偿，于是苏洵将自己以前的文章全部焚烧，关门闭户苦读诗书，终于精通六经及百家之说，达到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境地。至和、嘉..年间，苏洵和他的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来到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将他们父子三人所做的二十二篇文章上呈给朝廷，朝廷将这些文章刊印出来之后，士大夫们争相传阅，一时间，学者们写文章都仿效苏氏文风。苏洵著有《权书》、《衡论》、《机策》等文。因其文章太多，不可能一一抄录，现将其《心术》、《远虑》二篇文章摘抄于此。
江休复，字邻几，开封陈留人。少强学博览，为文淳雅，尤善于诗。喜琴、弈、饮酒，不以声利为意。进士起家，为桂阳监蓝山尉，骑驴之官，每据鞍读书至迷失道，家人求得之。举书判拔萃，改大理寺丞，迁殿中丞。献其所著书，召试，为集贤校理，判尚书刑部。与苏舜钦游，坐预进奏院祠神会落职，监蔡州商税。久之，知奉符县，通判睦州，徙庐州，复集贤校理，判吏部南曹、登闻鼓院，为群牧判官，出知同州，提点陕西路刑狱，入判三司盐铁勾院，修起居注，累迁尚书刑部郎中，卒。
《心术篇》说：
休复外简旷而内行甚饰，事孀姑如母，所与游皆一时豪俊。为政简易。尝著《神告》一篇，言皇嗣未立，假神告祖宗之意，冀以感悟。又尝言昭宪太后子孙多流落民间，宜甄录之。著《唐宜鉴》十五卷、《春秋世论》三十卷、文集二十卷。
做将帅之道，应当首先正心。即使泰山倾覆于眼前也不变脸色，麋鹿出现在身旁也不眨眼睛。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镇定自若地对付敌人。对于士兵要使之有正义感，没有正义感的士兵，即使以利相诱惑恐怕也不好指挥。只有正义之气可以激励士兵，也只有士兵的正义之气被激发出来之后，才可以跟随将领打好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凡要进行一场战争，必须做到战争之前注意养财，搞好物质准备工作；即将开战的时候要注意养力；战争开始后要注意养气；战争胜利之后，要注意养心。具体说来，所谓养财，就是要谨慎地燃起报警的烽烟，注意派士兵侦察摸清敌人的底细，使老百姓无所害怕，无所惊慌，从而安心种田，发展生产，准备财力；所谓养力，就是要丰厚犒赏士兵，使之养精蓄锐，无精神负担；所谓养气，就是要使士兵胜不骄，败不馁，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所谓养心，就是用人不尽其所为，以保其有一个正常的心理态势。总之，要让士兵蓄有怒气，怀有欲望，并且不让这种怒气发泄干净，不让这种欲望得到完全满足。因为有怒气就会有勇气，怒气不尽则勇气不尽。有欲望就会有贪念，欲望不尽则贪念不止。这样一来，即使天下统一了，士兵也不会厌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黄帝发动七十场战争而士兵始终毫不懈怠的原因所在。
苏洵，字明允，眉州眉山人。年二十七始发愤为学，岁余举进士，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悉焚常所为文，闭户益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至和、嘉祐间，与其二子轼、辙皆至京师，翰林学士欧阳修上其所著书二十二篇，既出，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所著《权书》、《衡论》、《机策》，文多不可悉录，录其《心术》、《远虑》二篇。
将帅要有智谋和威严，士兵就不要太聪明了，使之愚钝一些为好。因为将帅有智谋就可使士兵感到不可捉摸，深不可测；有威严就使士兵不敢违抗命令；士兵愚钝，就会老老实实地听命于将帅，就会效忠将帅而不怕死。大凡调兵遣将，必须做到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可以冒险发奇兵。三国时，魏将邓艾越过悬崖峭壁突然攻击蜀军，如果不是蜀主刘禅的无能，则邓艾的百万之师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邓艾之所以敢这样出奇兵，就是因为他了解刘禅的无能。所以说，古之贤将不仅能以自己的士兵向敌人挑战，而且能通过对其将帅情况的分析试探而摸清敌军的底细，这样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决断了。
《心术》曰：
作为主帅，应该是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所谓知理即是知道战争的意义和目的，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不屈不挠；所谓知势即是知道战争的形势，只有这样，主帅才能胸有成竹，不至于沮丧；所谓知节即是知道掌握战争的节奏及用兵的节度，只有这样，主帅才能伸缩进退自如。主帅应不为小利所动心，不为小患而不安，因为小利小患足以玷辱我军的技艺与本领。要把心思用在处理大利大患方面。只有深怀技艺与本领而又自爱的人才能无敌于天下。所以说，一忍可以应付百勇，一静可以制服百动。
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太山覆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待敌。凡兵上义，不义虽利不动。夫惟义可以怒士，士以义怒，可与百战。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而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为，所以养其心。故士当蓄其怒、怀其欲而不尽。怒不尽则有余勇，欲不尽则有余贪，故虽并天下而士不厌兵，此黄帝所以七十战而兵不殆也。
军队总有长处和短处，这在敌我双方都是一样的道理，试问：“我之所长，我拿出来运用，敌人当然不敢与我较量；而我之所短，我收起来不用，敌人也会硬与我争斗，怎么办呢？”答曰：“虽然我有所短，但我如果表现出顽强抗暴的精神，敌人就会怀疑而退却。而对于我之所长，应悄然加以掩蔽，敌人就会因轻视而陷入我之圈套中。此长短之术也。
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智则不可测，严则不可犯，故士皆委己而听命，夫安得不愚？夫惟士愚而后可与之皆死。凡兵之动，知敌之主，知敌之将，而后可以动于崄。邓艾缒兵于穴中，非刘禅之庸，则百万之师可以坐缚，彼固有所侮而动也。故古之贤将，能以兵尝敌，而又以敌自尝，故去就可以决。
善于用兵的将领，要使士兵无所顾忌而有所依恃。士兵无所顾忌才会不怕一死，有所依恃才会对战争充满信心。比如说，如果我们手中拿着短短的一截棒棰，遇到凶猛的老虎时，大家都会呼喊着一起围攻老虎，而如果我们空手无依恃时，即使遇上小小的壁虎也会畏而却步，此乃人之常情，知此者方可为将。即使穿内衣睡觉，但只要你以手按剑，取时刻警惕的态势，则强者也不敢逼近你；相反，即便你穿甲戴盔地靠在武器上入眠而不警惕，那么孩童也可举弓将你射杀。所以说善于用兵的人要始终保持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姿态，只有这样，你才能显示出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
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知理则不屈，知势则不沮，知节则不穷。见小利不动，见小患不迁，小利小患不足以辱吾技也，夫然后有以支大利大患。夫惟养技而自爱者无敌于天下，故一忍可以支百勇，一静可以制百动。
《远虑篇》说：
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敢问："吾之所长，吾出而用之，彼将不与吾校；吾之所短，吾敛而置之，彼将强与吾角。奈何？"曰："吾之所短，吾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之所长，吾阴而养之，使之狎而堕其中。此用长短之术也。"
作为一个圣人，他应该懂得经略之策，精通权术之道，深悟心机之要。拥有黎民，拥有群臣并拥有腹心之臣。经略之策，可让天下黎民人人知晓，权术之道，不可让黎民知道但可让群臣知道，而对于心中之机要，则只能让个别心腹之臣知道。如果圣人不懂运用权力，就不可能办好国家的事务；如果圣人没有心机，就不可能成就万世之功业。这些道理都是不便让天下之民知道的。心机既然不可外泄于群臣，那么皇帝与谁商议定夺呢？显然是心腹之臣，所以说，心腹之臣对于皇帝来说不可一日没有。后世认为夏、商、周三代以仁义夺取天下，以礼乐守护天下，不免盲目得出“圣人无机”的结论，但是我仍然认为，圣人如果无心机，是不能夺天下与守天下的，只不过三代圣人之心机不如后世圣人心机之诡诈，所以后世之人往往不易轻易发觉。
善用兵者使之无所顾，有所恃。无所顾则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则知不至于必败。尺箠当猛虎，奋呼而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将矣。袒裼而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而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则力有余矣。
有心机，必须要有心腹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这三个心腹之臣都能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所以说，禹、汤、武王之心机与三个心腹之臣相应和才成就了万世之功业。三代以下的齐桓公、晋文公分别有管仲和狐偃为之谋划；此外，吴王阖闾拥有伍子胥，越王勾践拥有范蠡、文种。刘邦在夺天下与守天下的过程中，先后任用过韩信、黥布、彭越、曹参、樊哙、滕公、灌婴、郦生、陆贾、枞公等，然而只让心腹之臣留侯与赞阝侯二人参与奇机密谋。唐太宗的臣子多奇才，然而委之深、任之重者也不过是房玄龄和杜建德二人。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都是一种必然的存在。君子有心机可以成就善业，小人有心机可以造就恶业。如果有心机，即使是恶业也可达成；如果无心机，虽然是善业恐怕也难以完成。所以说心腹之臣不可一日没有。司马氏可以说是魏之叛臣贼子，然而他有贾充之徒作为自己的心腹之臣，竟也达成恶业。反观陈胜、吴广，他们可称得上是秦时的英雄，但最终为什么没有成就大业呢？这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心腹之臣没有心机，即使有心机也外泄了。无心机与有心机而外泄，就好比虎豹想吃人而不知道设陷阱，或者是设了陷阱而不知道做好伪装一样。
《远虑》曰：
有人会说：“所谓心机，只有创业之君才借助于它，作为守成之世，君子有什么必要把事情搞得那么神秘，有什么必要信用心腹之臣呢？”这真是一种可悲可叹的论调，试问，我们现今的守成之世能与太古之世相比吗？不能，这就说明心机不可不用。况且天下之变常陷伏于所谓太平盛世，就像田文所说：“子少国危，大臣未附。”这种景况没有心腹之臣难道不叫人寒心吗？过去，汉高祖临终前天下本已安定，然而刘邦仍嘱咐周勃辅佐孝惠帝、孝文帝。汉武帝临终前，天下本已大治，但他也吩咐霍光做孝昭帝和孝宣帝的心腹之臣。纵然天下有泰山不倒之稳势，圣人也常有累卵之忧心。由此可看出，守成之世，圣人不可不要心腹之臣。
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曰经者，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曰权者，民不可得而知矣，群臣知之可也；曰机者，虽群臣亦不得而知之矣，腹心之臣知之可也。夫使圣人无权，则无以成天下之务，无机，则无以济万世之功，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而机者又群臣所不得闻，群臣不得闻，则谁与议？不议不济，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不可一日无也。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而守之以礼乐也，则曰"圣人无机"。夫取天下与守天下，无机不能。顾三代圣人之机，不若后世之诈，故后世不得见。
《左传》说“：百官总己以听于宰相。”宰相如果不是腹心之臣，天子怎能把天下大事委托给他管理，而且三年不对他产生怀疑呢？《左传》还说：“五载一巡狩。”如果天子无心腹之臣，在他五年一度的例行出巡时，怎能放心抛开千里之外的京城。又要谁来为他守护京城呢？现在一家中必有宗老，一介寒士必有密友，借以开启心胸，接济缓急。为什么作为天子就不该有腹心之臣呢？近世的一些君王威然高高在上，而使宰相渺然听命于下。君臣之间界线分明，上下之间没有沟通。臣视君仿佛有天上的星星那么遥远而不得亲近，君主也像在天上俯视臣子，泊然无抚爱之心。这就容易造成这样一种状况：国家有忧，臣子不以为忧；君主有忧，臣子不感到屈辱；君主受到污辱，臣子不去为君主而死。另外，近世君主用人没有自己的尺度，有一个人说某人好就马上任用他，而有一个人说某人不好就马上割舍他。在这种氛围下，作为宰相，他避嫌畏讥都来不及，哪里还有时间专心以国事为忧呢？外降无常，信疑不定，使宰相视宰相之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高高在上，一旦有紧急之忧，君臣莫不颠沛流离甚至遭杀身之祸。所以我认为，圣人之任用心腹之臣，要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相互之间无猜疑和禁忌，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夸奖他我是这样，百人诋毁他我也是这样，仍使他有高贵的爵位，有优厚的俸禄，有十足的权力，然后与他共同商议国家机密大事，共同考虑应付天下之事变。
其有机也，是以有腹心之臣。禹有益，汤有伊尹，武王有太公望，是三臣者，闻天下之所不闻，知群臣之所不知。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而三臣者和之于下，以成万世之功。下而至于桓、文，有管仲、狐偃为之谋主，阖庐有伍员，勾践有范蠡、大夫种。高祖之起也，大将任韩信、黥布、彭越，裨将任曹参、樊哙、滕公、灌婴，游说诸侯任郦生、陆贾、枞公，至于奇机密谋，君臣所不与者，唯留侯、酂侯二人。唐太宗之臣多奇才，而委之深、任之密者，亦不过曰房、杜。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一也，君子有机以成其善，小人有机以成其恶。有机也，虽恶亦或济，无机也，虽善亦不克，是故腹心之臣不可以一日无也。司马氏，魏之贼也，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陈胜、吴广，秦民之汤、武也，无腹心之臣以不克。何则？无腹心之臣，无机也，有机而泄也。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
宰相韩琦看到苏洵的文章后十分赞赏，并将此文章奏报到朝廷，苏洵因此被召试舍人院，但他以有病为由没有到任。于是又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当时正赶上太常修撰建隆以来的礼书，故以苏洵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一起用修礼书，并撰成《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可惜书成之后，刚刚上奏而没有得到回音，苏询就去世了。皇帝特意赐绸、银二百给他家里，但其子苏轼辞退了所赐之钱，只求赠官，因此皇帝特赠苏洵为光禄寺丞，并敕令有关部门用船将苏洵的遗体运回四川。苏洵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
或曰："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守成之世，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呜呼！守成之世，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未也，吾未见机之可去也。且夫天下之变，常伏于安，田文所谓"子少国危，大臣未附"，当是之时，而无腹心之臣，可为寒心哉！昔者高祖之末，天下既定矣，而又以周勃遗孝惠、孝文；武帝之末，天下既治矣，而又以霍光遗孝昭、孝宣。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故虽守成之世，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
文同字与可，梓州梓潼人，是汉代文翁的后裔，四川人仍以“石室”称其家。文同方口秀眉，以学问著称于世，操行风度高雅纯洁，自号为笑笑先生。他擅长诗歌、文章、篆书、隶书、行书、草书和一种笔画中丝丝露白的飞白书法。文彦博任成都太守时，对他感到惊奇，写信给他说“：与可兄襟怀坦荡，风韵洒落，有如晴云秋月，一尘不染。”司马光、苏轼尤其敬重文同。苏轼是文同的从表弟。文同又善于画竹，他画的竹，开始自己不知道宝贵，后来四方的人都拿着丝绸来请他画竹，人们的足迹不绝于其门。文同非常讨厌这种情况，气愤地将丝绸丢在地上，骂道“：我将要把这些都做成袜子在地上踩。”好事的人就把他这句话传播作为一种口实。文同起初考中进士的时候，逐渐迁升为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又知陵州，后知洋州。宋神宗元丰初年(1078)，他知湖州，第二年，他到陈州宛丘驿，忽然留住不走了，自己洗完澡，穿好衣服，戴上帽子，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停止了呼吸。
《传》曰："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彼冢宰者，非腹心之臣，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三年不置疑于其间邪？又曰："五载一巡狩。"彼无腹心之臣，五载一出，捐千里之畿，而谁与守邪？今夫一家之中必有宗老，一介之士必有密友，以开心胸，以济缓急，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君忧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惸惸于上，一旦有卒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尊之如父师，爱之如兄弟，执手入卧内，同起居寝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百人誉之不加密，百人毁之不加疏，尊其爵，厚其禄，重其权，而后可与议天下之机，虑天下之变。
崔公度曾经和文同一起同任过馆职，在京都南面遇见了文同，两人都没有说话，等到将要分别，文同只是说“：明天你还来吗？我要与你话。”崔公度把“话”听成了“画”，以为文同要给他画。第二天再往，文同对他说：“我要与你话。”说完左右查看，好像怕有人听到的样子。崔公度方才恍然大悟，知道文同将要对他有话说，并不是要给他画。文同说：“我听到人们传说人如果平时不乱说一句话，他的舌头伸出来可以超过鼻子，你看我的舌头怎样。”于是就吐出舌头，把他的舌头折成三叠像烙的饼一样，又引伸它抵到眉间，崔公度当时大为惊奇。及到京中听说文同已经死了，崔公度才知道他所见到的文同并不是活着的文同。文同虽然死了，但他写的《丹渊集》四十卷却流传于世。
宰相韩琦见其书，善之，奏于朝，召试舍人院，辞疾不至，遂除秘书省校书郎。会太常修纂建隆以来礼书，乃以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令姚辟同修礼书，为《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方奏未报，卒。赐其家缣、银二百，子轼辞所赐，求赠官，特赠光禄寺丞，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有文集二十卷、《谥法》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