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数集·词章

  六经之文不相师也,而后世不敢轩轾。后之为文者,吾惑矣。

  拟韩临柳,效马学班,代相祖述,窃其糟粕,谬矣。夫文以载道也,苟文足以明道,谓吾之文为六经可也。何也?与六经不相叛也。否则,发明申、韩之学术,饰以六经之文法,有道君子以之覆瓿矣。

  诗、词、文、赋,都要有个忧君爱国之意,济人利物之心,春风舞雩之趣,达天见性之精;不为赘言,不袭馀绪,不道鄙迂,不言幽僻,不事刻削,不徇偏执。

  一先达为文示予,令改之,予谦让。先达曰:“某不护短,即令公笑我,只是一人笑。若为我回护,是令天下笑也。”予极服其诚,又服其智。嗟夫!恶一人面指,而安受天下之背笑者,岂独文哉?岂独一二人哉?观此可以悟矣。

  议论之家,旁引根据,然而,据传莫如据经,据经莫如据理。

  古今载籍之言率有七种:一曰天分语。身为道铸,心是理成,自然而然,毫无所为,生知安行之圣人。二曰性分语。理所当然,职所当尽,务满分量,毙而后已,学知利行之圣人。

  三曰是非语。为善者为君子,为恶者为小人,以劝贤者。四曰利害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以策众人。五曰权变语。托词画策以应务。六曰威令语。五刑以防淫。七曰无奈语。五兵以禁乱。此语之外,皆乱道之谈也,学者之所务辨也。

  疏狂之人多豪兴,其诗雄,读之令人洒落,有起懦之功。

  清逸之人多芳兴,其诗俊,读之令人自爱,脱粗鄙之态。沉潜之人多幽兴,其诗淡,读之令人寂静,动深远之思。冲淡之人多雅兴,其诗老,读之令人平易,消童稚之气。

  愁红怨绿,是儿女语,对白抽黄,是骚墨语,叹老嗟卑,是寒酸语,慕膻附腥,是乞丐语。

  艰语深辞,险句怪字,文章之妖而道之贼也,后学之殃而木之灾也。路本平,而山溪之,日月本明,而云雾之。无异理,有异言,无深情,有深语。是人不诫,而是书不焚,有世教之责者之罪也。若曰其人学博而识深,意奥而语奇,然则孔、孟之言浅鄙甚矣。

  圣人不作无用文章,其论道则为有德之言,其论事则为有见之言,其叙述歌咏则为有益世教之言。

  真字要如圣人燕居危坐,端庄而和气自在,草字要如圣人应物,进退存亡,辞受取予,变化不测,因事异施而不失其中。

  要之同归于任其自然,不事造作。

  圣人作经,有指时物者,有指时事者,有指方事者,有论心事者,当时精意与身往矣。话言所遗,不能写心之十一,而儒者以后世之事物,一己之意见度之,不得则强为训诂。呜呼!

  汉宋诸儒不生,则先圣经旨后世诚不得十一,然以牵合附会而失其自然之旨者,亦不少也。

  圣人垂世则为持衡之言,救世则有偏重之言。持衡之言达之天下万世者也,可以示极,偏重之言因事因人者也,可以矫枉。

  而不善读书者,每以偏重之言垂训,乱道也夫!诬圣也夫!

  言语者,圣人之糟粕也。圣人不可言之妙,非言语所能形容。汉宋以来,解经诸儒泥文拘字,破碎牵合,失圣人天然自得之趣,晦天下本然自在之道,不近人情,不合物理,使后世学者无所适从。且其负一世之高明,系千古之重望,遂成百世不刊之典。后学者岂无千虑一得,发前圣之心传,而救先儒之小失?然一下笔开喙,腐儒俗士不辨是非,噬指而惊,掩口而笑,且曰:“兹先哲之明训也,安得妄议?”噫!此诚信而好古之义也。泥传离经,勉从强信,是先儒阿意曲从之子也。昔朱子将终,尚改诚意注说,使朱子先一年而卒,则诚意章必非精到之语;使天假朱子数年,所改宁止诚意章哉?

  圣人之言,简淡明直中有无穷之味,大羹玄酒也;贤人之言,一见便透,而理趣充溢,读之使人豁然,脍炙珍羞也。

  圣人终日信口开阖,千言万语,随事问答,无一字不可为训。贤者深沉而思,稽留而应,平气而言,易心而语,始免于过。出此二者,而恣口放言,皆狂迷醉梦语也,终日言无一字近道,何以多为?

  诗低处在觅故事寻对头,高处在写胸中自得之趣,说眼前见在之景

  自孔子时便说“史不阙文”,又曰“文胜质则史”,把史字就作了一伪字看。如今读史只看他治乱兴亡,足为法戒,至于是非真伪,总是除外底。譬之听戏文一般,何须问他真假,只是足为感创,便于风化有关。但有一桩可恨处,只缘当真看,把伪底当真,只缘当伪看,又把真底当伪。这里便宜了多少小人,亏枉了多少君子。

  诗辞要如哭笑,发乎情之不容已,则真切而有味。果真矣,不必较工拙。后世只要学诗辞,然工而失真,非诗辞之本意矣。

  故诗辞以情真切、语自然者为第-。

  古人无无益之文章,其明道也不得不形而为言,其发言也不得不成而为文。所谓因文见道者也,其文之古今工拙无论。

  唐宋以来,渐尚文章,然犹以道饰文,意虽非古,而文犹可传,后世则专为文章矣。工其辞语,涣其波澜,炼其字句,怪其机轴,深其意指,而道则破碎支离,晦盲否塞矣,是道之贼也。

  而无识者犹以文章崇尚之,哀哉!

  文章有八要,简、切、明、尽、正、大、温、雅。不简则失之繁冗,不切则失之浮泛,不明则失之含糊,不尽则失之疏遗,不正则理不足以服人,不大则失冠冕之体,不温则暴厉刻削,不雅则鄙陋浅俗。庙堂文要有天覆地载,山林文要有仙风道骨,征伐文要有吞象食牛,奏对文要有忠肝义胆。诸如此类,可以例求。

  学者读书只替前人解说,全不向自家身上照一照。譬之小郎替人负货,努尽筋力,觅得几文钱,更不知此中是何细软珍重。

  《太玄》虽终身不看亦可。

  自乡举里选之法废,而后世率尚词章。唐以诗赋求真才,更为可叹。宋以经义取士,而我朝因之。夫取士以文,已为言举人矣。然犹曰:言,心声也。因文可得其心,因心可知其人。

  其文爽亮者,其心必光明,而察其粗浅之病;其文劲直者,其人必刚方,而察其豪悍之病;其文藻丽者,其人必文采,而察其靡曼之病;其文庄重者,其人必端严,而察其寥落之病;其文飘逸者,其人必流动,而察其浮薄之病;其文典雅者,其人必质实,而察其朴钝之病;其文雄畅者,其人必挥霍,而察其弛跅之病;其文温润者,其人必和顺,而察其巽软之病;其文简洁者,其人必修谨,而察其拘挛之病;其文深沉者,其人必精细,而察其阴险之病;其文冲淡者,其人必恬雅,而察其懒散之病;其文变化者,其人必圆通,而察其机械之病;其文奇巧者,其人必聪明,而察其怪诞之病;其文苍老者,其人必不俗,而察其迂腐之病。有文之长,而无文之病,则其人可知矣,文即未纯,必不可弃。今也但取其文而已。见欲深邃,调欲新脱,意欲奇特,句欲饤饾,锻炼欲工,态度欲俏,粉黛欲浓,面皮欲厚。是以业举之家,弃理而工辞,忘我而徇世,剽窃凑泊,全无自己神情,口语笔端,迎合主司好尚。沿习之调既成,本然之天不露,而校文者亦迷于世调,取其文而忘其人,何异暗摸而辨苍黄,隔壁而察妍媸?欲得真才,岂不难哉?

  隆庆戊辰,永城胡君格诚登第,三场文字皆涂抹过半,西安郑给谏大经所取士也,人皆笑之。后余阅其卷,乃叹曰:“涂抹即尽,弃掷不能,何者?其荒疏狂诞,绳之以举业,自当落地,而一段雄伟器度、爽朗精神,英英然一世豪杰如对其面,其人之可收,自在文章之外耳。胡君不羁之才,难挫之气,吞牛食象,倒海冲山,自非寻常庸众人。惜也!以不合世调,竟使沉沦。”余因拈出以为取士者不专在数篇工拙,当得之牝牡骊黄之外也。

  万历丙戌而后,举业文字如晦夜浓阴封地穴,闭目蒙被灭灯光;又如墓中人说鬼话,颠狂人说风话,伏章人说天话,又如楞严孔雀,咒语真言,世道之大妖也。其名家云:“文到人不省得处才中,到自家不省得处才高中。”不重其法,人心日趋于魑魅魍魉矣。或曰:“文章关甚么人心世道?”嗟嗟!此醉生梦死语也。国家以文取士,非取其文,因文而知其心,因心而知其人,故取之耳。言若此矣,谓其人曰光明正大之君子,吾不信也。且录其人曰中式,进呈其文曰中式之文,试问其式安在乃?

  高皇帝所谓文理平通,明顺典实者也,今以编造晦涩妄诞放恣之辞为式,悖典甚矣。今之选试官者,必以高科,其高科所中,便非明顺典实之文。其典试也,安得不黜明顺典实之士乎?人心巧伪,皆此文为之祟耳。噫!是言也,向谁人道?不过仰屋长太息而已。使礼曹礼科得正大光明、执持风力之士,无所畏徇,重一惩创,一两科后,无刘几矣。

  《左传》、《国语》、《战国策》,春秋之时文也,未尝见春秋时人学三代。《史记》、《汉书》,西汉之时文也,未尝见班、马学《国》、《左》。今之时文,安知非后世之古文?而不拟《国》、《左》,则拟《史》、《汉》,陋矣,人之弃己而袭人也!六经四书,三代以上之古文也,而不拟者何?习见也。甚矣人之厌常而喜异也!余以为文贵理胜,得理,何古何今?苟理不如人而摹仿于句字之间,以希博洽之誉,有识者耻之。

  诗家无拘鄙之气,然令人放旷;词家无暴戾之气,然令人淫靡。道学自有泰而不骄、乐而不淫气象,虽寄意于诗词,而缀景言情皆自义理中流出,所谓吟风弄月,有“吾与点也”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