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六 传·董仲舒传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
董仲舒,广川人。年轻时研究《春秋》,汉景帝时为博士。他在室内挂上帷幕,坐在帷幕后面讲学,弟子们先入学的对后入学的传授学业,有的学生竟然没有见过他。董仲舒三年不看园圃,精心钻研学问到如此的程度。他的进退仪容举止,不符合礼仪的不做,学士们都尊他为老师。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洁博习之士,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褎然为举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
汉武帝继承帝位以后,下令荐举贤良文学先后一百多位,董仲舒作为贤良回答皇帝的策问。汉武帝策问道:我继承了先帝最崇高的地位和最美好的德行,要永久传下去,延长到无穷尽的未来,这项任务巨大而且职守重要,所以我从早到晚都没有时间来享乐休息,长久地思考一切事情的原委,惟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因此广泛地邀请各地的豪杰俊才,郡守、国王、诸侯公正地推选出来的贤良、修德、博学的才士们,我想知道治国大道的纲要,安民理论的最高原则。现在大夫们卓然作为贤良的首选,我认为这很好。大夫们要精心思考,我很想知道和要问的如下。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管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查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修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
听说五帝三王治理国家之道,是改革制度,创作乐章,因而天下安定,后来的百位国王也都同样这么作。虞舜的乐以《韶》乐最美好,周朝的乐以《勺》最优美。圣明的君王死后,钟鼓管弦的声音依然存在,可是大道衰微,逐渐变坏到桀纣那样的所作所为,王道大大地败坏了。这五百年中闾,遵守旧制度的国君和当权的士人,想学习先王的法制来辅助当时政治的很多,可是都没有扭转过来,而且王道还一天天走向灭亡,一直到后来的王兴起了,这种没落的趋势才得到制止。难道是他们所信奉的有错误,而失掉了道的传统吗?还是天命就是这样,不是人力所能扭转的,一定要衍变到国家危亡以后才停止呢?唉!所作的一切日夜勤劳,力求效法遥远的古代,难道都没有作用吗?那么,夏、商、周三代的君主承受天命,他们的依据在什么地方?灾异变故,又是因为什么而发生的呢?性命的实际,或者天亡,或者长寿,或者仁德,或者鄙陋,常常听到这些名称,可是没能透彻地明晓其中的道理。想用风俗教化的力量使命令推行;使刑罚减轻,奸邪改变;使百姓和睦安乐,政治开明。应该怎样整顿政治才能使甘露普降,百谷丰收,使四海之内的人民都受到德泽,连草木也得到滋润?怎样才能使曰、月、星三光完全不发生亏蚀,寒暑季节正常,能够得到天的福佑,为鬼神所歆享?使德泽洋溢,扩大到国外,普及到所有的生命呢?
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
大夫们通晓先代圣王的事业,熟悉风俗变化的道理,了解事物从发生、发展到结束的次序,而且你们研究高深道理的时间也很久了,希望把研究的成果明白地告诉我!要分清条理,不要笼统,不要混乱,提出的方案,也应慎密考虑。要是有不正直、不忠实、邪曲不守中道的官吏,你们大胆告诉我,决不会泄露出去,我亲自拆看,希望你们不要有后顾之忧。大夫们尽管说出所知道的一切,不要隐瞒,我要亲自看的啊!董仲舒的对策说:
仲舒对曰: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习,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还至而有效者也。《诗》曰“夙夜匪解”,《书》云“茂哉茂哉!”皆强勉之谓也。
仲舒说:陛下发出有德的声音和英明的韶书,寻求天命和情性的解答,这两个问题都不是愚臣所能答覆的。我谨慎地按照《春秋》中的记载,考察前代已经做过的事情,来研究天和人相互作用的关系,情况是很可怕的呀!国家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坏事情,那么天就降下灾害来谴责和提醒它;如果不知道醒悟,天又生出一些怪异的事来警告和恐吓它;还不知道悔改,那么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由此可以看出,天对人君是仁爱的,希望帮助人君消弥祸乱。如果不是非常无道的世代,天总是都想扶持和保全他,事情在于君主发奋努力罢了。发奋努力钻研学问,就会见闻广博使才智更加聪明;奋发努力行道,德行就会曰见崇高,而且越发成功,这些都是可以很快得到,并且是可以很快就有成效的。《诗经》上说:“从早到晚,不敢懈怠。”《尚书》中说:“努力呀!努力呀!”都是奋勉努力的意思。
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五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夫虞氏之不为政久矣,然而乐颂遗风犹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齐而闻《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晁之,为生贤佐,后世称通,至今不绝。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乱废兴在于己,非天降命不得可反,其所操持誖谬失其统也。
“道”就是由此达到治理国家的道路,仁、义、礼、乐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所以虽然圣明的君王死了,可是他的子孙还能长久统治,安宁数百年,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自己没有制作乐章的时候,就选用先代君王乐章中能适合当时社会的,用它来深入教化人民。得不到教化的实效,典雅、歌颂的乐也就做不成,所以君王功成名就以后才作乐,用乐来歌颂他的功德。乐是用来改变民风,感化民俗的;乐改变民风容易,感化人民也有显著的功效。所以,乐的声音是从和谐的气氛中发出,依据于感情,接触到肌肤,深藏在骨髓。因此王道虽然衰微了,管弦之声却依然流传。虞舜的政治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可是流传下来的乐颂还依旧存在,所以孔子在齐国能听到《韶》乐。人君没有不希望国家安宁而憎恶危亡的,然而政治混乱、国家危亡的很多,这是由于任用的人不得当,言行举止不符合治理国家的“道”,所以政事一天天衰败下去。周代的“道”到了周厉王、周幽王时衰落了,不是“道”亡了,而是厉王和幽王不遵循这个“道”走。周宣王思念先代圣君的德行,复兴久已停滞的事业,补救时弊,发扬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功业,周代的“道”又灿烂复兴起来。诗人赞美他,为他作诗,认为上天保佑他,为他出生贤良的辅佐,后世称颂周宣王,至今不绝。这是周宣王日夜不懈地做好事得来的。孔子说“人能光大道,不是道光大人”。所以治和乱、废和兴,都在于自己。世遭衰乱并不是天命不可挽回,而是由于人君的行为荒谬,失掉了先王优良的传统啊。
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归之,若归父母,故天瑞应诚而至。《书》曰“白鱼入于王舟,有火复于王屋,流为乌”,此盖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复哉复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邻”,皆积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刑罚不中,则生邪气;邪气积于下,怨恶畜于上。上下不和,则阴阳缪盭而娇孽生矣。此灾异所缘而起也。
臣听说受到天的尊重,天使他得到天下而成为王的人,必定有人力做不到而自然达到的事情,这就是王者承受天命的凭证。天下的人都同心归顺他,就像归顺父母一样,所以天感应到诚意,祥瑞就出现了。《尚书》中说:“白鱼跳进王乘坐的船裹,有火覆盖着王屋,变成了乌鸦。”这就是承受天命的凭证啊。周公说:“应得善报呀!应得善报呀!”孔子说:“有德的人决不会孤立,一定会得到帮助。”这都是积善累德的效果啊。可是到了后世,君主淫逸奢侈,道德衰微,不能治理人民,诸侯背叛他,杀害良民,争夺土地,废弃道德教化,滥用刑罚。刑罚使用不适当,就产生了邪气;邪气聚积在下面,怨恶聚集在上面,上下不和,就会阴阳错乱,妖孽滋生。造就是灾害怪异发生的原因。
臣闻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质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寿,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乱之所在,故不齐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故尧、舜行德则民仁寿,桀、纣行暴则民鄙夭。未上之化下,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甄者之所为,犹金之在熔,唯冶者之所铸。“绥之斯俫,动之斯和”,此之谓也。
臣听说,命就是天的命令,性就是生来的本质,情就是人的欲望。有的人夭折,有的人长寿,有的人仁慈,有的人卑鄙,好比造瓦铸金,不可能都是纯粹美好的,由于社会治、乱的影响,所以人的寿命、品行是不一致的。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像风,小人的德行像草,风向哪边吹,草就向哪边倒。”所以尧、舜实行德政,人民就仁慈长寿;桀纣肆行暴虐,人民就贪鄙天亡。在上的人君教化在下的人民,下面的人民服从在上的人君,好像泥土放在模型裹,听凭陶匠的加工;也好像金属放在容器裹,听凭冶匠的铸造。《论语》中说:“使人民安定,人民就来归顺,使人民得到鼓舞,人民就会同心协力。”说的就是这样的意思。
臣谨案《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于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为也;正者,王之所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为,而下以正其所为,正王道之端云尔。然则王者欲有所为,宜求其端于天。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施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今废先王德教之官,而独任执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与!孔子曰:“不教而诛谓之虐。”虐政用于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难成也。
臣仔细考察《春秋》裹“春王正月”的意思,寻求王道的开端,得到了“正”。“正”次于“王”,“王”次于“春”。春是天的作为。正是王的作为。它的意思是说,君主上面奉承天的作为,下面用来端正自己的行为,“正”是王道的开端啊。可是,王者想有所作为,应该向天去求到这个开端。天道最大的就是阴阳,阳作为德,阴作为刑,刑主杀,德主生。所以阳常常处在盛夏,把生育养长作为自己的事;阴经常处在严冬,积聚在空虚不起作用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天是任用德教,不任用刑罚的。天使阳出现,在上面布施,主管一年的收成;使阴入内,在下面藏伏,时常出来帮助阳;阳没有阴的帮助,也不能使年岁独自完成。从始至终阳是以完成年岁为名的,这是天意啊。王者秉承天意来做事,所以任用德教而不任用刑罚。刑不能任用来治理社会,就像阴不能用来完成年岁一样。执政而任用刑罚,是不顺从天意,所以先王没有肯这样做的。现在废除了先王掌管德教的官员,衹任用执法官吏来治理人民,这难道是先王任用刑罚的本意吗?孔子说:“不进行教育就杀人,叫做暴虐。”暴虐的政治施用到下面,却想使德教普及到四海,这是难以办到的啊。
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
臣认真考察《春秋》讲的“一元”的意义,“一”就是万物的开始,“元”就是辞语中所说的“大”。说“一”是“元”,显示了大的开始并且想正其根本。《春秋》深深地探究它的本源,原来却要从尊贵的人开始。所以做君主的,先正心才能正朝廷,正朝廷才能正百官,正百官才能正万民,正万民才能正四方。四方正了,远近就没有敢不趋向于正的,而且没有邪气掺杂在裹面。所以阴阳调和而风雨及时,万物和谐而人民长育,五谷丰收而草木茂盛,天地间都受到恩泽,并呈现出非常丰富美好的景象,四海之内听到君主的盛德都来称臣,一切幸福的东西,可以得到的祥瑞,无不毕至,这就是王道完成了。
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贱不得致也。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势,又有能致之资,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爱民而好士,可谓谊主矣。然而天地未应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孔子说:“凤鸟不来到,‘河图’不出现,我恐怕要完了吧!”这是他悲伤自己的德行可以招致这些祥瑞,却因为自己地位卑贱而不能招来。现在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处在可以招致祥瑞的地位,掌握了可以招致祥瑞的形势,又有能招致祥瑞的资质,行为高尚而恩德广厚,才智聪明而意向美好,爱护人民而喜欢文士,可以说是有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没有感应,美好的祥瑞没有到来,这是什么原因呢?大概是教化没有建立,没有把人民纳入正道吧。万民追逐利益,就好像水向下流一样,不拿教化作他们的堤防,就不能制止。所以教化建立而奸邪停止,是因为它的堤防完好;教化废止而奸邪并出,用刑罚也不能制止,这是它的堤防坏了。古代的王者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坐朝治理天下,没有不把教化当作主要任务的。在国都设立太学进行教育,在县邑设立县学、乡学实施教化,用仁来教育人民,用义来感化人民,用礼来节制人民,所以,虽然刑罚很轻,却没人违犯禁令,这是教化施行,习俗美好的缘故啊。
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习俗已成,子孙循之,行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亡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颛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嚚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诗》云:“宜民宜人,受禄于人。”为政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夫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故受天之晁,而享鬼神之灵,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
圣明的君王承继乱世,他把乱世所遗留的一切痕迹都扫除掉,恢复教化,并且给以特别推崇。到了教化已经明了,习俗已经养成,子孙遵循推行下去,遇五、六百年仍然不会衰败。到周朝末世,君主非常无道,以致失去了天下。秦朝承继周朝以后,不但没有更改,反而比周朝末年更加无道,严禁文学,不许私自藏书,摒弃礼义,甚至厌恶听到礼义的话,他想把先王的道义完全毁灭掉,专门用自己放肆、苟且、简陋的一套办法来治理国家,所以做天子才十四年,国家就灭亡了。自古以来,还没有像秦朝这样用乱救乱,严重危害天下人民的。秦朝遗留下来的毒素像残余的火焰,到现在还没有熄灭,它使习俗薄恶,人民欺诈顽劣,抵触抗拒,犯法乱德,腐败达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孔子说:“腐朽的木头,不能雕饰啊;泥糊的墙,不能粉饰啊。”现在汉朝继承秦朝之后,社会状况就像朽木和泥墙,虽然想很好地治理它,却没有好办法。法令一颁布,奸邪接着就发生,命令一下达,欺骗跟着就兴起,好像用热水去制止沸腾,抱着木柴去救火,衹会越来越糟,没有任何益处。譬如琴瑟的音不协调,严重的必须把弦折下来重新安装,才能弹奏;处理政事不行,坏得厉害的,必须破旧立新,才能治理。应当重新张设琴弦而不改弦更张的,虽然有优秀技工也不能调理好;应当改革而不改革的,虽然有大贤人也不能整治好。所以汉朝得天下以来,常想好好治理,可是到现在还没治理好,问题就在于应当改革而没有改革。古人证过:“站在潭边羡慕别人捕到了鱼,不如自己回去编织鱼网。”汉朝临政并且想把政事治理好,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不如回头来进行改革,改革了就能好好治理,国家治理好了,灾害就会一天天消除,福禄也就会一天天到来。《诗经》上说:“适合于民,适合于人,接受天给予的福禄。”执政能适合人民,自然会得到天给予的福禄。仁、义、礼、智、信是五种恒久不变的道,这是王者应培养整饬的。这五种道能培养整饬好,就能得到天的保佑,鬼神也来赞助他接受祭祀,恩德就会普及到国外,扩大到一切生命。
天子览其对而异焉,乃复册之曰:制曰:盖闻虞舜之时,游于岩郎之上,垂拱无为,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而宇内亦治。夫帝王之道,岂不同条共贯与?何逸劳之殊也?
汉武帝看了董仲舒的对策认为很不寻常,于是又策问大夫们说:策问说:听说虞舜的时候,虞舜常常在宫殿的走廊裹散步,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天下太平。周文王整天忙到El头偏西,连吃饭的空儿都没有,天下也很太平。帝王治理天下的道,难道没有共同的条理,一贯的主张吗?为什么安逸和劳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
盖俭者不造玄黄旌旗之饰。及至周室,设两观,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陈于庭,而颂声兴。夫帝王之道岂异指哉?或曰良玉不瑑,又曰非文亡以辅德,二端异焉。
那些勤俭的帝王连黑色、黄色的旌旗也不制作。可是到了周朝,在宫门外筑了两座观望的台,乘坐用玉装饰的车,制造红色的盾和玉石做的斧柄,朝廷裹排列着六十四人的舞蹈,到处响起歌颂的声音。帝王的道,难道意旨不一样吗?有入说:“良玉不需要雕琢,”有人说“没有文采就不能辅助德行,”两种说法是不同的。
殷人执五刑以督奸,伤肌肤以惩恶。成、康不式,四十余年天下不犯,囹圄空虚。秦国用之,死者甚众,刑者相望,秏矣哀哉!
殷朝人制定五种刑法来防止奸诈,用毁伤身体的办法来惩戒邪恶。可是周成王和周康王放弃这些刑法四十多年,天下也没有犯法的。监狱空荡无人。秦国使用这些刑法,杀死的人很多,受刑的人接连不断,天下空虚,人口减少,真可哀呀!
乌乎!朕夙寤晨兴,惟前帝王之宪,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业,皆在力本任贤。今朕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功烈休德未始云获也。今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故详延特起之士,庶几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于文系而不得骋与?将所繇异术,所闻殊方与?各悉对,著于篇,毋讳有司。明其指略,切磋究之。以称朕意。
唉!我晚睡早起,考虑先代帝王的法典,久久地思虑用什么来适合至尊的地位,光大祖宗的事业,我认为关键在于努力搞好农业,任用贤人。现在我亲自耕种籍田为农民做榜样,鼓励百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尊敬有德行的人,并且派出很多使者,络绎不绝地去慰问劳苦人家,救济没有父母、没有子女的孤独的人,一切办法都想到了,但并没有收到大的成效和美好的德行。现在阴阳错乱,天地间充满了恶劣的气氛,许多生物得不到生长,人民陷在贫困的境地,廉洁的人和无耻的人混淆在一起,好人和坏人也分不清楚,得不到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广泛地邀请了特别杰出的士人来请教,目的也许可以达到吧!现在大夫们等待诏命的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今的事情却不切实际,用古代历史来印证不相符合,用现在的情况来考察又难于实行,难道是因为受到文吏法令的牵累而不能任意发挥吗?还是因为学术的来源不同,所得的见解各异呢?每个人都可以尽意对答,写在篇上,不要害怕主管官吏,阐明你们的意旨和方略,进行切磋研究,以符合我的心意。
仲舒对曰:臣闻尧受命,以天下为忧,而未以位为乐也,故诛逐乱臣,务求贤圣,是以得舜、禹、稷、卨、咎繇。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此之谓也。尧在位七十载,乃逊于位以禅虞舜。尧崩,天下不归尧子丹朱而归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为相,因尧之辅佐,继其统业,是以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矣”,此之谓也。至于殷纣,逆天暴物,杀戮贤知,残贼百姓。伯夷、太公皆当世贤者,隐处而不为臣。守职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秏乱,万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从周。文王顺天理物,师用贤圣,是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亦聚于朝廷。爱施兆民,天下归之,故太公起海滨而即三公也。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万事,见素王之文焉。由此观之,帝王之条贯同,然而劳逸异者,所遇之时异也。孔子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之谓也。
董仲舒对策说:臣听说尧承受了天命,担忧天下不容易治理,没有拿处在天子的尊位作为欢乐,他诛杀、放逐扰乱国家的大臣,努力寻求贤圣的人,所以得到舜、禹、后稷、高、咎繇。有众多圣明的人来帮助他提高德行,有许多贤能的人来辅助他恪尽职守,于是教化大行,天下太平,人民都安于行仁,乐于行义,各得其所,行动合乎礼义,从从容容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所以孔子说:“假如有王者,必须经过三十年,才能实现仁政,”就是指这说的啊。尧在位七十年,就让位给虞舜。尧死后,天下人民没有归心于尧的儿子丹朱,却归心于舜。舜知道不可逃避,于是即位做了天子,用禹做宰相,继续任用尧所任用的人,继承了尧的传统和事业,所以垂衣拱手没有作为,就使天下太平。孔子说“《韶》乐十分美,又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至于商纣,违背天意,残毁万物,杀害贤良聪慧的人,残害百姓。伯夷、姜太公都是当时的贤人,他们隐藏起来,不愿出来做官。在职为官的人,都逃亡到河边、海滨。天下黑暗混乱,人民不得安宁,所以天下的老百姓都背弃殷纣王,拥护周文王。周文王顺从天意治理万物,以贤良有德的人为教师并且起用他们,所以闳夭、大颠、散宜生等贤士都聚集在周的朝廷。仁爱施于人民,天下人都归顺他,所以姜太公从偏僻的海滨来投奔,后来做了周朝的三公。这时候,商纣王还在做天子,尊卑的次序混乱,百姓四散逃亡,周文王非常痛心,想让人民过上安定的生活,所以他整天忙得El头偏西还没时间吃饭。孔子写《春秋》,先写王作为正,然后记载各种事情,这表现了在下位而有德行的所谓素王的文章。这样看来,帝王的条理系统是一致的,但是勤劳和安逸不相同,是因为所遭逢的时代不一样。孔子说“《武》乐十分美,不够十分善啊”,就是这个意思。
臣闻制度文采玄黄之饰,所以明尊卑,异贵贱,而劝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应天也。然则官至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则不逊,俭则固。”俭非圣人之中制也。臣闻良玉不瑑,资质润美,不待刻瑑,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然则常玉不瑑,不成文章;君子不学,不成其德。
臣听说制度文采和黑色、黄色的装饰,都是用来分别尊卑、区分贵贱和劝勉人们要有德行的。《春秋》是承受天命著述的,所以它首先制定的,就是改变历法和衣服的颜色,用这来顺应天。那么,宫室和旌旗的制度是有效法才那样的。所以孔子说:“奢侈了就不够谦逊,节俭了便简陋。”节俭并不是圣人适中的制度。臣听说好玉不雕琢,是因为它的质地本来就滑润美好,不需要再加以雕饰,造就好像项橐没有学习就能自己知道一样。可是普通的玉要是不雕刻,就不能成就美丽的花纹;君子不学习,就不能成就美德。
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谊,平残贼,周公作礼乐以文之,至于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此亦教化之渐而仁谊之流,非独伤肌肤之效也。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憎帝王之道,以贪狼为俗,非有文德以教训于下也。诛名而不察实,为善者不必免,而犯恶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饰虚辞而不顾实,外有事君之礼,内有背上之心;造伪饰诈,趣利无耻;又好用憯酷之吏,赋敛亡度,竭民财力,百姓散亡,不得从耕织之业,群盗并起。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治理天下,对年轻的就教他们养成学习的好习惯,对年长的就授给职位察看他们的才能。用职位和俸禄来培养他们的德行,用刑罚来禁止他们作恶,所以人民都懂得礼义而耻于触犯他们的上级。周武王施行大义,平定残贼,周公作礼乐来加以文治,直到周成王和周康王时的盛世,牢狱空虚了四十多年。这也是教化的感染和仁义的影响,不仅仅是毁伤身体的刑剖的功效。到了秦朝就不是这样,效法申不害、商鞅的办法,实行韩非的学说,憎恶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的道理,贪污成风,并不是用礼义来教化天下。秦衹求名而不察实,行善的好人不一定能免罪,犯法的坏人也不一定就受到惩罚。所以百官都谎言欺诈,不务实际,表面上都表现出尊敬君上的礼貌,内心却怀着背叛君上的打算,弄虚作假来掩饰狡诈,追逐私利,没有羞耻;又总喜欢使用残忍刻毒的官吏,无限制地征收赋税,榨尽人民的财力,百姓四处逃亡,不能从事耕田和纺织工作,于是强盗到处起事。所以受刑的人很多,死的人一个接一个,但是做坏事的并没有停止,这是风俗教化所造成的。所以孔子说:“用政法来教导人民,用刑罚来制裁人民,人民苟且地要求免受惩罚却不知道羞耻。”就是这个意思。
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万里,说德归谊,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于百姓者,殆王心来加焉。曾子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愿陛下因用所闻,设诚于内而致行之,则三王何异哉!
现在陛下统一了天下,四海之内没有不顺服的。陛下广泛地观察,多方面听取,尽可能地吸取群下的智慧,具备了天下的美德,崇高的德行显耀普照,扩大到国外。远达万里的夜郎和康居悦服归心,就真是太乎到来的景象啊。但是恩德并没有施加到普通百姓身上,大概是您还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吧。曾子说:“尊崇自己所听到的道理,就高明了;实践自己所知道的道理,就光大了。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对这些注意罢了。”希望陛下采用所听到的道理,诚心诚意按那些道理去做,那么,跟三王又有什么不同呢?
陛下亲耕籍田以为农先,夙寤晨兴,忧劳万民,思维往古,而务以求贤,此亦尧、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获者,士素不厉也。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今吏既亡教训于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甚不称陛下之意。是以阴阳错缪,氛气弃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皆长吏不明,使至于此也。
陛下亲自耕种籍田来倡导农业,早起晚睡,为人民担忧,思念古代治世,用心寻求贤人,这也是尧舜的用心啊,可是没有得到贤人,这是因为平时对于士人没有鼓励劝勉的缘故。平时不培养人才却想寻求贤人,就好比不雕刻玉却要求玉有文采一样。所以培养人才没有比办好太学更重要的了,太学是产生贤士的地方,是教化的本源,现在各郡国的人都很多,可是有些郡国还没有应举贤良文学策问、作对策的人,造就是因为王道在那裹经常断绝。臣希望陛下兴办太学。聘请高明的教师来教育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考问他们而使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那么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现在的郡守、县令,就是百姓的老师和表率,是委派他们禀承君主的恩泽去宣扬教化的,师表不贤良,君主的仁德就得不到宣扬,恩泽就传布不到下面。现在官吏既然没有教育人民,或者不实行君主的法令,暴虐百姓,和坏人狼狈为奸,谋取私利,致使贫穷孤弱的人含冤受苦,流离失所,很不符合陛下的意愿。所以阴阳错乱,怨气充满,人民无法生活,在苦难中得不到救助,这都是郡守县令们不贤明,才造成这样的现象啊。
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是以有司竭力尽知,务治其业而以赴功。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淆,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陛下加惠,宽臣之罪,令勿牵制于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尽愚!
郡守、县令多数是出身于郎中、中郎,年俸二千石的大官的子弟选任郎官,又仗着有钱财,不一定贤明。而且古时候考核官吏的功劳,是按照做官是否称职来区分的,不以在任时间的长短为标准。所以才能小的人,虽然任职时间很长,还是小吏;有才能的人,虽然任职不久,并不妨碍他升迁为辅佐大臣。所以有职守的官吏,都竭尽自己的才能和智慧,努力做好工作,争取立功。现在却不是这样,官吏们积累时间就可以得到高位,日子一久,就可以升官,所以廉洁和无耻混淆,好人和坏人不分,真正的贤才就无法得到。臣愚蠢地认为让各位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管辖下的官吏和百姓中的贤才,每年荐举两人,用他们在皇宫中值宿守卫,而且还可以拿这件事来观察大臣的能力,如果荐举的人贤能,就给予奖赏;要是荐举的人不好,就加以惩罚。如果像这样,诸侯、二千石官都尽心寻求贤才,天下有才能的人就可以得到,授给他们官职加以任用了。遍得天下的贤人,那么三王的盛世也就容易做到,尧舜的声名也就可以赶上了,千万不要用做官时间的长短来计算功劳,实际考察官吏的贤能是上策,衡量了才能以后再授给官职,考察了德行以后再确定职位,那样,廉洁和无耻待遇不同,好人和坏人就能够区别了。陛下给臣恩惠,宽恕臣的罪过,教臣不要害怕主管官吏,使臣能够切磋研究,臣不敢不倾吐自己肤浅的见解。
于是天子复册之。
于是天子又提出策问。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汉武帝策问道:听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所以我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哀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逐步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道术和事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不聪明,或是听话会迷惑吧?三王的教化,最初各不相同,却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君子呀,不要苟且安息,神是听着你的,帮助你获得大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
仲舒复对曰: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虖!”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董仲舒又对策说道:臣听《论语》上说:“有始有终的,衹有圣人啊!”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颁下高明的册书,切合其中的意义,并且彻底地研究圣德,这不是愚臣的能力所能详细陈述的。先前臣所上的对策,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辞句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都是我浅陋的罪过。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策问中说:“善言天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说古的,一定能得到现实的证明。”臣听说,天是万物之祖,所以天对万物普遍地覆盖着、包含着,没有偏颇。天造作曰、月、风、雨来调和万物,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所以圣人效法天建立道,也是广施仁爱而没有一点私心,布施恩德和仁爱来厚待百姓,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人民。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人民的;秋霜是天用来诛杀万物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说来,天和人的验证,是从古至今的道理。孔子作《春秋》,上度量天道。下验证人情,参看于古代,考察于今时。所以《春秋》所讥讽的,就是灾害所侵犯的;《春秋》所憎恶的,就是怪异所触及的。孔子写出了国家的过失和灾异的变化,从逭裹可以看出人们行为的好和坏,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谈天道的一种看法。古时候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来教化人民,人民大受感化以后,天下常常没有一个人在监狱裹。现代废弃这种制度,没法教化人民,因此人民都不知道行义而死于追逐财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一年之内,坐牢和诉讼的人竟有成千上万。由此可见,古时候的法度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遇到改变古代制度的事情就加以讥讽。天的命令叫做命,这个命不是圣人不能照着去做;生来的本性叫做性,这种性不是教化不能完成;人的欲望叫做情,这种情不用法度不能加以节制。所以做君王的,上面很谨慎地奉承天意来顺从天命;下面必须教化人民,使人民能够完成他们的性;建立应该遵循的法度,分清上下尊卑的次序,来防止贪欲;做好这三件事,国家的根本就奠定了。人承受了天命,本来是超群的,和其他生物不同。在家裹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面有君臣上下的名分,大家聚会相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有明确的礼节相互接待,欢欣地有恩德地互相亲爱,造就是人可贵的地方。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饲养六畜,驾牛骑马,圈豹槛虎,造就是人得到天的灵气,比万物可贵的表现。所以子L子说:“天地所生,人是最可贵的。”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礼义;知道礼义,然后注重礼节;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道理做事;乐于遵循道理,然后叫做君子。所以孔子说“不知道命,不可以做君子”,就是这个意思啊。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著。《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胡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策问说:“往上赞美唐尧、虞舜,往下悲悼夏桀、商纣。看到这些渐渐灭亡和渐渐昌盛的道理,我要虚心改正错误。”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积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微贱的地位一步步地达到显贵的。所以尧由诸侯而升为天子,舜从在深山中耕种兴起,都不是一天而尊颢的,是逐渐达到的。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治理国家最重大的条件,君子之所以能感动天地的也是言行。所以积小成大,谨慎注意细微的行为就会着名。《诗经》上说:“这文王啊,小心翼翼。”所以尧战战兢兢地每天实行他的治国之道,舜小心恐惧地每天尽他的孝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自身也受人尊重,造就是渐渐昌盛的道理。积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人曰渐长大而自己不觉察;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灯火消耗油一样,人也不容易看出来。不是明晓情性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怠慢,谗恶的人都受到进用,贤良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于是桀、纣的罪恶一天比一天显著,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安然怡得,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所以桀、纣虽然无道,都还在位十多年,造就是慢慢地衰微以至灭亡的道理啊。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之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策问说:“三王的教化,效法的各不相同,而且都有不足,有人说道是永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用意有什么不同吗?”臣听说享乐而不至于淫乱,反复实行而不厌倦的叫做道;道是万世都没有弊端的,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先王的道一定有偏颇不能实行的地方,所以在政治上也时有昏暗而行不通的,举出它的偏向,补救它的弊病就行了。三王的道虽然效法不同,可并不是相反的,都是为了补救过失,扶助衰败,之所以有所不同,是因为遇到的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孔子说:“无所作为而能治理国家的,就是舜呀!”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改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他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为什么要改变呢!所以王者衹改变制度的名称,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可是夏代注重忠,殷代崇尚敬,周朝尊崇文的原因,是因为朝代更替时,前代有过失存在,为了补救,应当这样做。孔子说:“殷朝根据夏代的礼制,有所增减,这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根据殷朝的礼制,有所增减,也是可以知道的;其他承继周朝兴起的,虽然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知道的。”造就是说,百王所用的就是忠、敬、文这三者。夏朝沿袭虞舜,却独独不说增减,是因为夏朝和虞舜的道是一样的;夏崇尚的忠和虞舜是相同的。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位圣人互相传授,遵守一个道,没有救弊的措施,所以不说他们对道的增减。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他们的道是相同的;继承乱世的,他们的道是要改变的。现在汉朝承继大乱之后,应当减少周朝的文而用夏朝的忠。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陛下有圣明的德和美好的道,痛心世俗的衰薄,悲伤王道的不明,所以选举贤良方正的士人,议论考问,打算兴起仁义的美德,阐明帝王的法制,建立太平的治国之道。臣愚昧不肖,叙述曾听到的,背诵曾学过的,说的是老师教的道理,仅仅能够不忘记罢了。至于议论政事的得失,研究社会的兴盛和贫弱,这是大臣辅佐的职事,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臣下仲舒所能知道的。但是臣私下有感到奇怪的问题。古时候的天下也就是现在的天下,现在的天下也就是古时候的天下,同是一样的天下,古时候天下太平,上下和睦,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没有奸邪,民间没有盗贼,牢狱空空,没有犯人,入主的恩德滋润了草木,普及到四海,凤凰飞来了,麒麟出现了,拿古时候的情况来衡量现在,怎么相差那么远呢?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我想也许是违背了古代的治国之道吧?也许是违背了天理吧?尝试考察过去的事情,追溯到天理,或许可以看出一些问题吧?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天对生物是分别给予的,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衹给两只脚,也就是接受了大的,就不能再取小的。古时候领取俸禄的,就不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谋取工商之利,这也是接受了大的,不能再取小的,和天意是相同的。假如已经得到了大的,又去取小的,天还不能那样给予,何况是人呢?造就是人民纷纷愁苦衣食不足的原因啊。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中衣食饱暖并且享有优厚的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在下面和百姓争利,老百姓怎么能和他们比呢?所以那些人使用众多的奴婢,拥有众多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地住宅,扩充他们的产业,增加他们的积蓄,致力于这些而且没有止境,压迫百姓,使百姓感到惊惧,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富人奢侈浪费,穷人穷急愁苦;穷人穷急愁苦而处在上位的人却不救济,就会民不聊生;民不聊生,百姓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所以享受俸禄的人家,应该衹食俸禄就算了,不应当和百姓争夺谋利的产业,这样利益就可以平均分配,百姓也可以家用充足。这是上天的理,也是古代的道,天子应当效法定为制度,大夫应该遵守实行。所以公仪子在鲁国做宰相时,回到家裹看见妻子织帛,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裹吃饭,吃到自家园裹种的葵菜,气愤地把园裹的葵菜拔了,说:“我已经有了俸禄,还要夺种菜人和织布女的利益吗?”古时候的贤人君子做官的都是这样,因此人民都尊敬他们的德行,听从他们的教化,人民受到他们廉洁的感化,就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到了周朝末年,卿大夫就不大讲求礼义而急于求利,失掉了谦让的风气而有争田的讼事。所以诗人憎恶、讽刺他们说:“高高的那座南山啊,山石是那样叠积;赫赫有名的师尹啊,人民都在瞻望着您!”做官的人心向仁义,人民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好利,人民也就不正直,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夫,是人民仰望、效法的榜样,是远方的人遥望着模仿他们,怎么能够处在贤人的地位却去做出平民的行为呢?那些忙着谋取财利,常常担心穷困的想法,是平民的意向;忙着寻求仁义,时常忧虑不能教化人民的打算,是大夫的思想。《周易》上说:“背着东西又坐车,招致强盗的到来。”乘车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负担东西是小人的事情,这就是说,处在君子的地位却做出庶人的行为,他的祸患一定会到来。如果处在君子的地位,做君子应当做的事,那么,除了像公仪休在鲁国做宰相那样,就没有别的可以做的了。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春秋》推重统一,这是天地永恒的原则,是古今共通的道理。如今老师所述的道理彼此不同,人们的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所以处在上位的人君不能掌握统一的标准,法令制度多次改变,在下的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臣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的科目和孔子学术的学说都一律禁止,不许它们同样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然后学术的系统可以统一,法令制度就可以明白,人民也知道服从的对象了。
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骄,好勇。仲舒以礼谊匡正,王敬重焉。久之,王问仲舒曰:“粤王勾践与大夫泄庸、种、蠡谋伐吴,遂灭之。孔子称殷有三仁,寡人亦以为粤有三仁。桓公决疑于管仲,寡人决疑于君。”仲舒对曰:“臣愚不足以奉大对。闻昔者鲁君问柳下惠:‘吾欲伐齐,何如?’柳下惠曰:‘不可。’归而有忧色,曰:‘吾闻伐国不问仁人,此言何为至于我哉!’徒见问耳,且犹羞之,况设诈以伐吴乎?由此言之,粤本无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是以仲尼之门,五尺之童羞称五伯,为其先诈力而后仁谊也。苟为诈而已,故不足称于大君子之门也。五伯比于他诸侯为贤,其比三王,犹武夫之与美玉也。”王曰:“善。”
对策结束后,汉武帝任命董仲舒为江都相,辅助易王。易王刘非,是汉武帝的哥哥,乎素很骄横,喜欢勇武。董仲舒用礼义扶正易王,易王很敬重他。过了一段时间,易王问董仲舒说:“越王勾践和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密谋攻打吴国,后来终于减了吴国。孔子说殷纣王有三位仁人,我认为越王勾践也有三位仁人。春秋时的齐桓公有疑难的事让管仲解答,我有疑问请您解说。”董仲舒回答说:“臣愚昧不能解答您提出的问题。我听说春秋时鲁国国君鲁僖公问鲁国大夫柳下惠:‘我想攻打齐国,怎么样?’柳下惠说:‘不行。’他回家后面有忧色,说:‘我听说攻伐别的国家不问有仁德的人,国君想攻打齐国为什么问我呢!,柳下惠衹不过被询问罢了,尚且感到羞愧,何况是设谋诈降来攻打吴国呢?由此说来,越国根本没有一位仁人。仁人端正他的义却不谋取私利,阐明他的道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所以在孔子的门徒裹,即使是尚未成年的儿童也羞于谈论五霸,因为五霸推崇欺诈武力不注重仁义。越王君臣不过是实行不正当的诈术罢了,所以不值得孔子的门徒谈论。五霸比其他诸侯贤明,可是和三王相比,就好像似玉的石块和美玉相比一样啊。”易王说:“讲得好。”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大夫。先是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见,嫉之,窃其书而奏焉。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于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
董仲舒治理国家,是用《春秋》记载的灾异变化来推究阴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