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影响
《春秋谷梁传》是中国汉代经学派的经典之一。该书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读《谷梁传》可以看《十三经注疏》本，汉代何休解诂，唐人徐彦疏的《春秋公羊传注疏》，晋人范宁集解、唐人杨士勋疏的《谷梁传注疏》。或清儒庄存与、刘逢禄、孔广森、钟文烝、侯康等人的相关研究。
汉代以后，《公羊》和《谷梁》关注的人不是很多，只是到了晚清，公羊学有过短暂的复苏。但在汉代，二传可都是立为博士官的显学，尤其是《公羊传》，可是用来《春秋》决狱的利器，能够流传两千年之久，其在思想上、语言上有不可抹煞的价值。尤其是是探讨汉代的学术思想史，就更是不能不了解《谷梁传》。
范宁所做《谷梁传序》，写得漂亮，文字也很美。比如讲到孔子因鲁史而修《春秋》时，讲到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德之所助，虽贱必申。义之所抑，虽贵必屈。故附势匿非者无所逃其罪，潜德独运者无所隐其名，信不易之宏轨，百王之通典也。说得还是比较夸张的，毕竟春秋三传彼此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比如，宋襄公的评价，《公羊》和《谷梁》就截然相反。僖公二十二年，宋襄公与楚师战于泓，说些什么不鼓不成列、,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之类的话，最后大败，受伤而亡身。
《公羊传》云：已陈，然后襄公鼓之，宋师大败。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把这个脑袋不甚清楚的宋襄公大大夸奖了一番，甚至还和传说中的贤君周文王相提并论。
《谷梁传》二十三年与此不同：兹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为人君而弃其师，其民孰以为君哉！一句话，根本不配当国君，死了就死了。
范宁在《春秋谷梁传序》中，还曾把三传作比较，说出一番很高明的见解：凡传以通经为主，经以必当为理。夫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庸得不弃其所滞，择善而从乎？既不俱当，则固容有失。若至言幽绝，择善靡从，庸得不并舍以求宗，据理以通经乎？虽我之所是，理未全当，安可以得当之难，而自绝于希通哉！而汉兴以来，瑰望硕儒，各信所习，是非纷错，准裁靡定。故有父子异同之论，石渠分争之说。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斯盖非通方之至理，,诚君子之所叹息也。《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巫，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则深于其道者也。故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
兴盛原因
在《春秋》三传中，属于今文的《公羊传》和属于古文的《左传》，都曾长期受到人们的瞩目和重视，与《公羊传》同属今文的《春秋谷梁传》则少有问津，显得门庭冷落。到汉武帝时独尊儒术，《公羊传》由此大兴，而卫太子刘据喜读《谷梁传》。
刘据之孙刘询即位后，听闻祖父好《谷梁传》，令名儒在殿中辩论，平均《公羊》《谷梁》异同，各自用经论处是非，群臣多赞同《谷梁》，而宣帝亦喜欢《谷梁传》的解释，设立谷梁《春秋》博士，由是《谷梁传》大盛。西汉后期《谷梁》之学大盛，影响了当时社会政治的各个方面。同《公羊传》相比较，《春秋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尊王而不限王，力主仁德之治，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尊王思想
《谷梁传》强调尊王而不限王，例如庄公三年五月，葬周桓王，《谷梁传》认为这是举天下而葬一人。天子即王，而王者，民之所归往也。天下之民心都归服于天子，所以他拥有无上权力，皇权不应受到限制。
《谷梁传》处处维护周天子的利益，虽然春秋时周室已衰微，但《谷梁传》认为还是应无条件地尊王，因为朝服虽弊，必加于上；弁冕虽旧，必加于首；周室虽衰，必先诸侯；作为诸侯，必须向周天子进贡，谓古者，诸侯时献于天子以其国之所有，故有辞让而无征求。
《谷梁传》强调君臣各有职分，各有行为准则，如谓君不尸小事，臣不专大名，善则称君，过则称己，则民作让矣，死君难，臣道也，否则，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倾也。
《谷梁传》主张必须严格贵贱尊卑之别，说：《春秋》之义，用贵治贱，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治乱也。同时希望君王要注意自己的行为，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贱人，非所贵也；贵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还说夫人的地位也不能超过国君，如谓夫人之义，不逾君也，为贤者崇也。
可见，《谷梁传》处处突出君主的绝对权威，但传文中却看不到任何限制君主的言辞。
礼乐教化，仁德之治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春秋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春秋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春秋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由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汉宣帝非常重视儒家士大夫的思想动向，重视作为统治思想的儒家学说，而这时的儒家学说，除了吸收董仲舒《公羊》学偏重刑名法术的理论，更多地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其重要武器之一，就是《谷梁传》。于是，甘露三年，在宣帝的支持下，《谷梁》学被立为官学，成为统治思想的主要部分。
强调宗法情谊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春秋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春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西汉立国之初，发生一系列同室操戈的事件，《公羊》学和《公羊》派起了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宗室内讧中深受其害的宣帝，即位后当然不能容忍《公羊》独尊的现象延续下去。宣帝非常重视宗法情谊和血缘之亲，意识到它对巩固刘汉大统的重要作用。即位不久，他下诏说；盖闻尧亲九族，以和万国。朕蒙遗德，奉承圣业，惟念宗室属未尽而以罪绝，若有贤材，改行劝善，其复属，使得自新。武帝时行首匿相坐之法，虽父子、兄弟不得例外，致使骨肉之思废而刑罪多。,宣帝即位后下令予以废除。宣帝还多次垂青于那些讲究宗法．兄弟间礼让为怀的臣下。丞相韦贤选定长子韦弘继承自己的爵位，但韦弘却因罪入狱。韦贤去世，族人，门生假托其命，立其次子韦玄成为继承人。韦玄成坏容貌，蒙耻辱，假装病狂，欲让爵辟兄，拒不应召。有些官吏要求惩处韦玄成，玄成不得以受爵。宣帝高其节，以玄成为河南太守，又根拔其兄韦弘为东海太守。宣帝此种举动，颇合《谷梁》之旨而与《公羊》相左。《谷梁》学的兴盛已经水到渠成。
个人因素
《谷梁》学的兴盛，除了它有利于当时的封建统治，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以外，也有着很强的个人因素。晋代范宁在谈到石渠分争之说时指出。废兴由于好恶，盛衰继之辩讷。此论可备一说。汉宣帝喜《谷梁》，确是秉承了其祖父戾太子的遗爱。据《汉书·儒林传》等，宣帝即位，闻卫太子好《谷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谷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谷梁》。于是宣帝善《谷梁》说，将《谷梁》学者蔡千秋提拔为谏大夫给事中，,复求能为《谷梁》者，还派刘向等十多人从江博士和周庆、丁姓习《谷梁》，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随后在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让太子太傅萧望之平奏其议，从中襄助，并亲自称制临决，终使《谷梁》一派获胜，周庆、丁姓皆为博士，取得了与《公羊》博士平等甚至更高的地位，由是《谷梁》之学大盛。
为什么宣帝去请教韦贤等鲁人并听从他们囿于乡土之见的建议呢？一是因为以《谷梁》为代表的鲁学守先王典章之遗，多圣人流风余韵，二是因为宣帝祖父卫太子刘据也好《谷梁》，三是因为宣帝与鲁人的关系特别密切。宣帝祖母史良娣，家本鲁国。当初，年幼的宣帝幸免于巫蛊之祸，丙吉见他无所归依，就把他送到史良娣的哥哥史恭那里，由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丙吉也是鲁国人，是宣帝的救命恩人，是向霍光建议让宣帝即位的人。韦贤、夏侯胜都曾在宣帝即位时与谋议，,出了大力。史高则是史恭的长子，因旧恩封侯得官。可见，宣帝喜《谷梁》，确与其好恶有关。宣帝善《谷梁》说，又选刘向等人向江公之子江博士及周庆、丁姓学习《春秋谷梁传》。刘向等都是聪明好学、娴于辞辩的年轻人，二十出头即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宣帝甚奇其材。相比之下，当时持《公羊》义的博士严彭祖等人则略逊一筹，未见有什么口才。刘向等人出色的论辩才能，是《谷梁》学在石渠会议上取胜的一个因素。
史学价值
《谷梁传》起自鲁隐公元年，止于哀公十四年。二传用问答体，逐字或逐层解释《春秋》，是历史文献注释的一种形式。通行的注本，《谷梁传》有晋范宁《春秋谷梁传集解》。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文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