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二·睿宗

　　一

　　国无正论，不可以立。睿宗表章死于武、韦之祸者，太子重俊与焉，韦湊斥之为乱贼，请夺其节愍之諡，论之正者也。

　　重俊之恶，非但蒯瞆之比也。或曰：韦氏不诛；而中宗弑，祸深于南子；三思逸产、禄之诛，而乱天下，恶剧于宋朝；重俊诛之；视蒯瞆为愈矣。曰：非然也。君子之恶恶也，诛其意；而议刑也，必以其已成之罪，而不可先其未事早施以重辟。三思谋篡于武氏之世，既不成矣，韦氏之行弑，在重俊死后之二年，当其时，篡弑未形而亿其必然，以称兵响阙，欲加刃于君母，其可乎？且夫重俊之起，非果忧社稷之危，为君父除伏莽之贼也。韦氏以非其所出而恶之，三思、崇训逢其恶而欲废之，重俊不平，而快一朝之忿，恐不得立而持兵君父以争之，据鞍不下，目无君父，更何有于嫡母？充其恶之所至，去商臣、刘劭也无几，非但如蒯瞆之恶丑声而逆行也。则重俊之恶，浮于蒯瞆，奚容以韦氏、三思之罪为之末减哉？

　　韦氏淫纵以虫上，三思、崇训怀逆以思逞，其已露也，人得而诛之，非但临淄王也；其未露也，唐有社稷之臣，废韦氏，讨诸武，法之所得行也，而独重俊则不可。甲生自靖而不得諡为孝，重俊何节之可称，而奚足愍乎？

　　夫韋氏、一思之谋危宗社，重俊兴兵之名也。苟有其名，子得以犯父而杀母，乱臣贼子谁则无名，而大逆安所几乎？韦凑之论，所以大正人纪而杜乱萌也，惜乎睿宗之知而不能决也。

　　二

　　夺情之言扬于廷，人子之心丧于室矣。蝇蚋不嘬生而嘬死，有以召之也，而况纷呶自辩以与公论相仇！史嵩之、李贤、张居正、杨嗣昌之恶，滔天而无可逭矣。

　　唐欲夺苏延之情，李日知衔睿宗之命至延家谕之，日知见其哀毁，不敢发言，人子于此，岂更有言之可出诸口乎？耳闻命而心裂，目对客而神伤，人且自疚曰：斯言也，胡为而至于我之前？君不我谅我之为臣可知矣；友不我恤，我之为子可知矣；我诚禽兽也乎；而忍使吾亲有禽兽之子乎？至于敦趣不已，而待我之固辞，罪已通于天矣。又从而为之辞，以冀苟留，则大豕不食其余，弗问人也。

　　夫人之恶，有待吹求而始显者，有不得吹求而无不著者。夺情之恶，一言以折之峰、念奄、幼玄之参劾，其犹赘辞乎！子曰：“女安，则为之。一奚足辩哉？丧亲若苏延者可矣。

　　三

　　太平公主谋危太子，宋璟、姚元之请令于东都安置，睿宗曰：“朕唯一妹，岂可远置东都。”悲哉其言之乎！自武氏之殄唐宗，惨杀其子而不恤，于是高宗之子姓，上及于兄弟，芟夷向尽，所仅存者三人而已。父闇而不能庇其生，母憯而不难置之死，又继以韦氏、宗楚客之淫凶，睿宗之与公主，其不与中宗同受刃者，幸也。原隰之裒，伊谁相惜，凋残已尽，仅保一人。诗不云乎：将恐将惧，惟吾与汝。”况其在同气之亲乎？故姚、故姚宋之言，社稷之计也；睿宗之尽然伤心，亦讵可决于一旦哉？

　　公主之习于悍戾也，耳习于牝鸡之晨，目习于倾城之哲，贞士且不保其贞，而况妇人？其蔑视宫闱，操废置之权，朝章家法，亦未可遽责以顺者。虽然，岂遂无以处之哉？公主之忌太子也，尚含恶怒而未发。竇怀贞以远州长史遽起不轨之心，导其邪而为之结党，俄而迁侍中矣，同三品矣，为左仆射平章军国重事矣，于是崔湜、萧至忠、岑义竞起比附以取相，李日知、韦安石衰老庸沓而无能正，刘幽求孤立以争而流窜及之。于斯时也，姚、宋位大臣，系物望，得与睿宗之密勿，夫岂不可早声怀贞之恶，以弭湜、羲、至忠之奸？而党援未削，遽欲取睿宗患难倚存之一妹，正国法以摈斥之，睿宗之心戚，而群奸之计得矣。无怀贞、湜、羲、至忠，则公主之恶不足以发，徒远公主，而群奸在位，翟茀方涉蒲州，召命旋还京邸，其必然之势矣。

　　睿宗之不忍于公主者，性之正也，情之不容已也，患难与偕，义之不可忘也。若怀贞辈之于唐，九牛之一毛耳，无德望之系人心，无勋劳之在社稷，流放窜殛，旦命下而夕伏辜，一白简之劳而已。姚、宋何惮而不为乎？卒使睿宗不能保其恩，玄宗不能全其孝，公主不能免于死，群奸恶已盈而始就诛，唐之社稷又岌岌矣，姚、宋不能辞其咎矣。

　　唐初之习气，士大夫过惜其类而相容忍，贤奸并列而不相妨，宁得罪于天子，而不结怨于僚友，以宋璟之刚，弗能免也，元之之智以图全，又何望焉！

　　四

　　按察使之设，自景云二年始，观李景伯、卢俌之言，则所遣者御史也。时议分天下为十道，道遣一使按察；又分二十四都督，纠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恶。嗣以景伯、俌上言生杀之柄任太重、用非其人、为害不小而罢之。罢之诚是也，而景伯、俌谓御史秩卑望重，奸宄自禁，则有未当者。何也？官之得人与不得，不系乎秩之崇卑也。唐之刺史，汉之太守也，守郡而兼刺察之任，其权重矣。任重秩尊，而使卑秩者临其上以制之，则爵轻；爵轻则不足以立事，而规避以免责。刺史怀规避之心，则下吏侮之，豪民胁之，而刑政不修。新进之士，识不足以持大体，而乐毛击以诧风裁；贤者任私意而亏国计民生深远之永图，不肖者贪权利而无持纲挈领匡扶之至意，秩卑者望奚重哉？徒奖浮薄以灰牧守之心。故景伯、俌之言，非治理之经也。命卿贰以行，但任以纠察，而不授以生杀兵戎财赋之权，又何任太重而专私为害之忧乎？

　　按察使之设，后世踵之，而其法有二：一专官也，一特遣也。专官者，任之久而官于其地，其利也，久任则足以深究民情、博考吏治，不以偶尔风闻、瞥然乍见之得失而急施奖抑；其害也，与郡邑习处而相狎，不肖之吏，可徐图诉合以避纠劾。特遣者，出使有时，复命有程，闲行亟返，不与吏亲，事止参纠，他无适掌，使毕仍复其官。其利也，职有专司，威有独伸，无狎习比昵之交，无调停迁就之弊；其害也，风土未谙，利病不亲，据乍然之闻见，定臧否于一朝，贤者任气，而不肖者行私。此二者利害各半，而收其利，免其害，则无如特遣而缓之以期，任之大臣而不以为升迁之秩；则代天子以时巡而民不劳，代诸侯之述职而事不废，因时制宜，慎择人而饬法以简，斯为得中之道乎！

　　若夫过任都督，使之畸重，则天下且不知有朝廷，而唯知有都督。节度分疆：而唐室以裂；行省制命，而元政不纲；皆此繇也。则景伯、俌之请罢之，诚定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