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与安南的外交关系

朱棣出兵安南的决定与郑和下西洋战略意图的实现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学者认为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过于草率，指责他忘记了祖训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告诫。

若如此兴师动众仅仅为了给安南一个教训，那确是草率的和不负责任的，但事实告诉我们，朱棣“郡县安南”的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着更深层次的战略考量，那就是实现明朝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存在，与郑和船队遥相呼应，从陆路和海路共同巩固西洋朝贡体系。

安南地处中国人陆与中南半岛的连接处，可以允当明朝经略西洋的跳板，地理位置极为重要。“郡县安南”后，明朝可以更容易地控制中南半岛，近可制占城、暹罗、真腊诸国，远可控满刺加及半岛附近的苏门答刺、旧港、瓜哇、泞泥等国。郑和船队的存在是暂时的，明朝交趾省的存在是长期的。成祖谓人曰:“安南黎贼悉己就擒，南海之地廓然肃洁。”正道出“郡县安南”最直接的影响。

越南学者认为，明朝郡县安南后将它“变成一个作为与东南亚和西欧各国船舶往来通商的根据地”。“郡县安南”大大提升了明朝对南海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为郑和下西洋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另外，安南作为一个肆无忌惮挑战明朝宗主国地位的典型被兴师问罪，并被纳入明朝的直接管辖，这对西洋番国起到了杀鸡做猴的警示作用。事实上，成祖在郡县安南后，曾多次以安南之事警诫、震慑不安分的番国。“问罪之师”、“安南之鉴”震慑诸国的效果很显著。

“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同为永乐对外关系中的大事，然而后人对二者的评价却截然不同。前者被认为是朱棣外交活动中的重大失误，后者被认为是震惊世界的壮举。如果孤立地看待它们，好像确实有道理。“郡县安南”最终以失败告终，“郑和下西洋”则促进了中国与西洋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是，若将“郡县安南”与“郑和下西洋”两件人事联系起来看，朱棣“郡县安南”的战略意义不可低估。

明朝朱棣将安南国设为、交趾布政使司。1407年，明朝为恢复陈朝，出师越南，推翻了胡朝，并在越南交阯布政使司地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永乐五年设立），对越南进行直接统治。

永乐五年（1407年）置交阯承宣布政使司，治交州府，辖交州府、北江府、谅江府、三江府、建平府、新安府、建昌府、奉化府、清化府、镇蛮府、谅山府、新平府、演州府、乂安府、顺化府、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嘉兴直隶州、归化直隶州、广威直隶州。

永乐六年（1408年）六月一日，明廷正式下诏书，把“安南”更名为“交趾布政使司”（行省），设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吕毅任都指挥使司的都指挥使（负责军务），黄中为副。太原直隶州、宣化直隶州分别升为太原府、宣化府。

永乐九年（1412年）末，置宁化直隶州。

永乐十三年（1415年）置升华府；降演州府为演州直隶州。

宣德二年（1427年）废交阯布政司。然而之后史多的事实证明，宣德“弃置交趾”所造成的消极影响是长期的和致命的。这一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明朝在西洋地区的国际声望，动摇了明朝的宗主国地位。失去了安南意味着失去了西洋，这一点恐怕是朱瞻基也没有料到的。

然后，1431年农历正月五日，黎利接受明朝册封，安南从此扰边不绝。

成化年间，西厂厂公汪直，以安南黎灏被老挝击败,欲乘间取之。言于帝,索永乐间讨安南故牍。大夏匿弗予,密告尚书余子俊曰:‘兵衅一开,西南立糜烂矣。’子俊悟,事得寝。

公元1527年，后黎朝权臣安兴王（越南语：An Hưng Vương）莫登庸（MạcĐăng Dung）胁迫黎恭皇（LêCung Hoàng）禅让，改元明德，仍以升龙为都，建立莫朝（NhàMạc）。时任黎朝右卫殿前将军的阮淦，在莫登庸篡位后率族人逃入哀牢，招兵买马图谋复兴黎朝。

1532年，阮淦在哀牢寻获黎昭宗的幼子黎维宁并拥立为帝，是为黎庄宗（LêTrang Tông），在南方的清化与北方的莫朝对抗，越南大乱。

1529年末，莫登庸让位给太子莫登瀛。翌年正月，登瀛正式即位，是为莫太宗，改元大正。登庸自称太上皇。1537年，黎庄宗遣使北京陈述莫氏篡位夺权，请求明朝讨伐莫氏。

次年，明世宗（嘉靖皇帝）任命仇鸾为都督，毛伯温参赞军务，屯兵镇南关，准备入越攻莫。大兵压境，1539年3月，莫登庸遣使至镇南关请降，将安南土地册及户籍献于大明。

1540年十一月初三，莫登庸与大臣数十人自缚跪拜，入镇南关向明朝官员纳地请降，明朝将安南国（越南语：An Nam quốc）降为安南都统使司（越南语：An NamĐôthống sứty）从属国降为属地，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

命莫氏为安南都统使秩从二品，世袭，三年一贡。名义上越南再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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