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媾和的关键一年中汪精卫发生了什么变化？

1937年12月至1938年12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青年学者李志毓看来，这一年，汪精卫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妥协乃至走上汉奸道路的关键。 

1938年11月15日，潜赴上海的高宗武（左二）、梅思平（左三）等与日本高级特务今井武夫商谈汪精卫集团投敌事宜。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是汪精卫在国民党中的最后一年。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八日，汪精卫乘飞机秘密离开重庆，来到云南军阀龙云控制下的昆明，十九日又从昆明飞往越南河内，脱离了国民党中央，也脱离了自己在抗战中的国家。十二月二十九日，汪在河内拟就致中央党部蒋中正、中央执监委员等电，主张响应日本首相近卫声明、对日议和，次日在香港发表，史称“艳电”。次年一月，他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离开了他为之奋斗了三十年的国民党。随后又被加以“汉奸”之名，使他至今仍以“汉奸”的形象，在中国家喻户晓。

在汪精卫出走前的最后一年中，他在持久战、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焦土抗战等问题上，都表现出与蒋介石的激烈分歧。了解这一年中汪精卫思想的变化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是了解汪精卫对日媾和的关键。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淞沪抗战失利之后，求和的声音开始在政府、甚至军队中扩散出来。十一月二日，日本广田外相正式提出日方的议和条件，德国大使托德曼受日本之托，于十一月五日面见蒋介石，转告了日方的和谈条件。日本此次提出的条件为：内蒙自治；华北自治；自伪满洲国至永定河划为中立地带；扩大淞沪停战协议所划之中立地带，以国际警察维持治安；中日经济合作，减轻日货关税；取缔排日及抗日教育；共同防共等。

在党政高层中，主和之人已不仅有汪精卫、何应钦，孔祥熙也开始极力主和。蒋介石在日记中说：“老派与文人动摇，主张求和，彼不知此时求和乃为降服而非和议也。”又说：“各将领战意全消，痛心盍极。……敌军实无攻京决心，惟我军太无力量，敌人虽欲停止亦不能止矣”；“文人老朽以军事失利皆倡和议，高级将领皆多落魄，望和投机取巧者更甚若辈，毫无革命精神。”

政府机关迁到武汉之后，求和的空气更是日益浓厚，人们开始在私下议论，汪先生是否会回南京主持议和。十二月七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在汉口中央银行举行会议，陈克文日记中写道：“会场中少不免又涉及伤病、难民、交通、后方秩序诸问题。这几乎是每有会议必定提到的，并且照例有许多令人伤心叹息的报告。报告完了，必以‘中国那得不亡’、‘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等等愤慨语结束。今日说这话最多的是孔副院长，其次是何应钦部长。”

1938年，日军三光政策下的广州。

更严重的问题是，战争持续了三个月之后，确实造成了汪精卫当初所预料的问题，东南富庶之区沦为战场，军队沦为土匪，民穷财尽，而中共政权反而得到发展和巩固。蒋介石在十一月的“本月反省录”中写道：“抗战结果，东南财赋之区，反成散兵游勇抢劫之场，此乃战前未曾想到之事。痛心疾首，无逾于此。实为抗倭惟一之制（致）命伤也。败仗计划应先想到退兵时之抢劫奸淫，毁坏军纪之凄状……不惧敌军攻陷而患在溃兵自乱抢劫，此干部无力、教育无方之过也。”

战争彻底暴露了国民党的空虚和腐败，使很多人都灰心失望起来。谷正纲说“我再也不愿谈党了”；陈克文说：“这一次战败，国民党恐怕再也不能抬头了：战争中始终看不见国民党的活动，其它各党各派却乘这中心势力削弱的时候，大事活跃。许多人彷佛都在说，国民党不成了，共产党快要起来了！战败的结果，丧权失地固不必说，内部的分裂冲突恐怕来得更加可怕。”

蒋介石也考虑到，长期抗战可能会带来的最坏局面将是：一、各省军阀割据，国内分崩离析。二、共党乘机捣乱，夺取民众与政权。三、散兵游勇，到处抢劫，民不聊生。四、人民厌战，共党煽动，民心背弃。五、政客反动离间，各处伪政权纷起。六、各国与日本共谋瓜分中国。七、日、俄以中华为战场，使中国陷入西班牙一样水深火热的地位。八、财政枯竭，经济崩溃，社会纷乱。

在陈克文日记中，清楚记述了国民政府和党政职员在战争考验下的衰亡之势。到了危急时刻才发现，平时政府的工作报告全属子虚乌有，所有保甲组织，壮丁训练，都是有名无实，“不切实，慕虚名，上下相欺”。党政人员撤退途中仍不忘携妓跳舞，屡禁不止。而“领袖命令别动队侦查党政人员有无不正当的娱乐行为，他们（自己却）都在旅馆里开了许多房间，叫妓赌钱，终夜的跳舞，正经事一概不管，只知捏造是非，混淆黑白。”种种现象，让陈克文徒然感慨，国民党靠这种人做下级干部，“早已自挖坟墓，现在是待敲丧钟的时候了。”

陈日记中又写道：“首都陷落后，各省政府均作迁移之准备，从无作誓死守土之准备者”，“准备迁移”，易言之，就是放弃土地。“可叹者，到处并无剧烈抵抗，即入敌手。敌大有传檄而定之势，而负守土责任之长官，更无一人为之牺牲者。……（皖南各县）许多县长从无一人被难，皆谓已迁移某处办公。”战败之际，尚有人不忘大发国难财：“粤人集资购高射炮，每尊价八万元。经手者嘱洋商列单十四万元。洋商怒而毁约。又洋船运输军火，经手人索扣头（回扣），事亦决裂。”

又据说，孔祥熙之子孔令侃向美国订购飞机，所得均速率最劣之旧机；唐生智汇款四十万元到香港，恐是奉命卫戍首都所领之军费。种种令人伤心颓丧的消息，在政府内流传着。而党政职员，继续过着呼妓打牌的生活，以汪精卫最亲近的秘书——曾仲鸣为首。陈克文日记中写道：“晚饭后，至仲鸣寓所明德饭店，与仲鸣、政纲、彦慈打牌。仲鸣所呼之妓至，不便阻人好事，遂散去。汝珩、广霖近日盛谈此道，想亦过着风流生活。彦慈新买一钻石戒指……谓恐法币将来变成废纸，好将此变卖逃生。”

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恐慌与求和的空气，立时弥漫在国民政府之中。

1939年的汪精卫

陈克文在日记中记述了人们的悲观失望之情：“战事初发生时，许多人说，敌人要攻到南京，最少需要三年功夫，死五十万人。外国顾问也如此说。及沪战失利，南京守土将领又说最少可守三个月。想不到才四个月，敌人已经攻到南京。敌人攻南京不过四五天便告失守。沪战初期，举世刮目相看，不图一经败北，势如山倒，一至于此。南京失守后，武汉、长沙均立起恐慌。今日迁移之人，络绎于途。……长沙如更失陷，则国民政府尚能有托足之地耶。喘息未定，敌已跟踪而至，我能往寇亦能往，以中国之大，彷佛已无吾人托身立命之所矣。”

又说：“朋友见面，都互相问道，有何消息，有何特别消息。此所谓消息，此所谓特别消息，是指与敌言和方面的多。……现在都似乎希望直接与敌言和。其实在此局势之下，已无言和之可能。于是大家……便深深叹息要做亡国奴了。”

汪精卫原本是党内对日妥协路线的代表，此时主张求和的人，无疑也将希望寄托在汪身上。但因为蒋的坚持主战和蒋在中央的主导地位，加之日本已宣布占领南京后将不再承认南京政府，此时若坚持主和，不免有逼蒋下野的嫌疑，汪精卫也有此顾虑。他于是想到，不以南京政府出面，而由他来组织政府外人士出面求和。

蒋在日记中说，十二月十六日上午，汪向蒋提出“甚想以第三者出而组织掩护”，但蒋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在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中，蒋又写道：“近日各方人士与重要同志，皆以为军事失败非速求和不可，几乎众口一词。此时若果言和，则无异灭亡，不仅外侮难堪，而且内乱益甚。彼辈只见其危害，而不知敌人之危害甚于我也，不有主见何以撑持此难关耶！”

蒋认为，敌人越向中国内地推进，就越会因兵力分散而陷入困境，“必使敌人再进一线，使之更陷于穷境，则国际变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点必暴露更甚，敌军兵力亦不胜布置，不仅使之进退维谷，而且使之疲于奔命，如此各国必乘其疲而起矣。”

可见，汪精卫与蒋介石对于抗战之观点的根本区别在于：蒋始终认为，以日本的国力和民力，不可能持久作战，只要我们能持久，能坚持，即使我国陷入危殆，敌人最终也会被消灭。打持久战，除了在时间上要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力量之外，还要在空间上牵制敌人，“使敌在广大区域驻多数兵力，使之欲罢不能，进退维谷，方能制敌之死命”。而如果一旦中途求和，在国内政治分崩离析和民族主义情绪普遍高涨的形势下，国民政府必将在内外交困中垮台。蒋甚至认为：“外战如停，则内战必起，与其国内大乱，不如抗战大败。”蒋试图以民族矛盾转化内部矛盾，借领导抗战、抵御外侮增强内聚力，提升国民政府的政治认同。如果抗战胜利，中国政治统一将就此完成，而国民政府将拥有无可替代的崇高地位。

而汪精卫则声称：“有人说道：‘中国因抗战而得到统一，如果主和，则统一之局又归于分裂’。这话我绝对反对。从古到今，对国家负责任的人，只应该为攘外而安内，绝不应该为安内而攘外；对外战争，是何等事？却以之为对内统一之手段！中国是求国家之生存独立而抗战，不是求对内统一而抗战；以抗战为对内统一之手段，我绝对反对。何况今日之事，主和不会妨害统一，而不主和也不会不分裂！”

汪认为，如果战争持久延续，“中国决不能侥幸成功”，因为持久的抗战必使中国陷入分裂和混乱，战事愈延长，“中国国民愈穷，财愈尽，共产党人愈有凭借。”即使国民政府领导抗战成功，其实力已经从内部被掏空，将来更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汪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败的结果，是国民党政权垮台，共产党乘机上台。和的结果，国民党政权不会受到挑战，传统中国的乡绅统治结构和社会秩序、文化秩序不会被颠覆。这是汪主和与蒋主战之考虑的根本不同之处。

南京陷落后，日本又托托德曼向中国政府秘密提出媾和条件，且较前更加苛刻，除缔结共同防共协议，划若干区域为不驻兵区域，中日满经济合作等条件之外，又增加赔款要求。并表示，不能先行停止军事行动，如果中国正式派员向日本表示愿和之后，停战协议可以考虑。

十二月二十七日，与托德曼见面的孔祥熙将此停战条件提交国防会议常务会议讨论。党中高层多主议和，于右任等人批评蒋介石之主战是“优柔而非英明”。蒋则认为，“本党老糊涂，亡国元老之多，此革命之所以至此也”。

十二月二十八日，蒋向主和最力的汪精卫、孔祥熙坦言：“国民党革命精神与三民主义，只有为中国求自由与平等，而不能降服于敌，订立各种不堪忍受之条件，以增加我国家与民族永远之束缚。若果不幸全归失败，则革命失败不足为奇耻，只要我国民政府不落黑字于敌手，则敌无所凭借，我国随时可以有恢复主权之机。”最终蒋、汪、孔商议决定，坚持抗战，不理敌人所提之媾和条件。

国际局势方面，在缺乏“持久战”的信念之外，对于国际局势的判断，也是促使汪精卫求和的重要原因。自从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就在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援助和国联对于日本的制裁。但事实上，自抗战爆发以来，英美在远东一直推行着对日妥协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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