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贞操观：只求女子肉体守贞 精神出轨反成风雅

　　唐代人要求的节妇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

　　唐代妇女的贞操观念是比较淡薄的，不过这个淡薄，并不意味着没有，至少在官方的正史里头，还是非常强调的，因为关乎社会风气好坏的问题，典型总是要树的，像李世民登基后即在《即位大赦诏》中明确表示：“节义之夫，贞顺之妇，州府列上，旌表门闾。”可见唐朝立国之初，就要求地方官员每年都要将贞女烈妇的先进事迹上报。当然，和后世不同的是，这种彰表不仅仅局限于女性，对于节义的男子也一视同仁。

　　再来看《新唐书·列女传》，文章一开头就写道：“唐兴，风化陶淬且数百年，而闻家令姓窈窕淑女，至临大难，守礼节，白刃不能移，与哲人烈士争不朽名，寒如霜雪，亦可贵矣。今采获尤显行者著之篇，以绪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之懿云。”

　　在谈完了大道理之后，所数的第一个典型是一个叫做裴淑英的女子：

　　李德武妻裴，字淑英，安邑公矩之女，以孝闻乡党。德武在隋，坐事徙岭南，时嫁方逾岁，矩表离婚。德武谓裴曰：“我方贬，无还理，君必俪他族，于此长决矣。”答曰：“夫，天也，可背乎？愿死无他。”欲割耳誓，保姆持不许。夫姻，岁时朔望裴致礼唯谨。居不御薰泽。读《列女传》，见述不更嫁者，谓人曰：“不践二廷，妇人之常，何异而载之书？”后十年，德武未还，矩决嫁之，断发不食，矩知不能夺，听之。德武更娶尔朱氏，遇赦还，中道闻其完节，乃遣后妻，为夫妇如初。

　　这个故事应该是唐代比较极端的例子了。为了守节，裴淑英选择了用割耳自残的方式来表明心志，不过却在保姆的阻拦下没有成功。要是换到明代，十个保姆阻拦也没用，因为明代的烈女是真心想割的（这点，我在下本书中会谈到）。当然了，也有割成的，比如《太平广记》就记载，唐朝卫敬瑜的妻子年纪十六岁时丈夫就死了，她割掉耳朵立誓，决不改嫁。

　　其实撰写《新唐书》的作者也有耳目未到的地方，比如《全唐诗》就收录了一个真正“白刃不能移”的女诗人程长文的诗篇。因为写得颇好，就全文摘录了（本人这样的做法可绝对不是为了赚稿费，而是爱敬女同胞的缘故，因为这本《性的历程》中，男人的话实在太多了，包括作者本人，在这里一起鄙视一下哈）。

　　妾家本住鄱阳曲，一片贞心比孤竹。当年二八盛容仪，红笺草隶恰如飞。

　　尽日闲窗刺绣坐，有时极浦采莲归。谁道居贫守都邑，幽闺寂寞无人识。

　　海燕朝归衾枕寒，山花夜落阶墀湿。强暴之男何所为，手持白刃向帘帏。

　　一命任从刀下死，千金岂受暗中欺。我心匪石情难转，志夺秋霜意不移。

　　血溅罗衣终不恨，疮黏锦袖亦何辞。县僚曾未知情绪，即便教人絷囹圄。

　　朱唇滴沥独衔冤，玉箸阑干叹非所。十月寒更堪思人，一闻击柝一伤神。

　　高髻不梳云已散，蛾眉罢扫月仍新。三尺严章难可越，百年心事向谁说。

　　但看洗雪出圜扉，始信白圭无玷缺。（《狱中书情上使君》）

　　此女的生平事迹其实不详，不过，从诗篇的内容可知，年少二八之时是个容颜极美的女子，出嫁之后，可能是夫君外出不归，一直独守空闺，有一个好色的登徒子居然手持白刃闯入其家，程长文宁死不从，以至于血溅罗衣，但在她的拼死反抗下，这个登徒子没有得逞。可能在挣扎的时候，防卫过当使得登徒子受伤的缘故，她居然被抓进了官府。在监狱之中，悲愤难抑的程长文写了这样一首长诗托狱卒转交给长官。

　　当然了，这种激烈的反抗的精神即便是现代，我们也还是提倡的，毕竟还是关乎妇女本人的个人意志。仅仅把着眼点放在守贞守节上，那是男人的自我臭美，不足为训。

　　其实，唐代的烈女对贞节注重起来当是在中唐之后，这种注重和儒家大师韩愈等人提倡的复古潮流不无关系。由于藩镇割据，中央政府如何与藩镇争夺人民的向心力呢？首先是付诸武力解决，如宪宗的元和中兴，可惜昙花一现，之后只能依赖意识形态领域的高调宣传了，宣传那些忠臣孝子，比如韩愈对玄宗时期坚守睢阳的张巡的推崇。对男子要求尽忠尽孝，那么相应地，对女子的要求则是守贞守节了。

　　我们这里不妨来看看韩孟诗派（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与新乐府运动同时崛起的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是韩愈、孟郊）的领军人物孟郊的代表作，就很有道学家的气息了。

　　贞妇贵徇夫，舍生亦如此。波澜誓不起，妾心井中水。（《烈女操》）

　　一女事一夫，安可再移天。君听去鹤言，哀哀七丝弦。（《去妇》）

　　不过，唐代人要求的节妇的节，和后世还是不太一样的，只是对肉体的贞操看得比较重，至于精神上的出轨，好像还是一件风雅事。像唐诗里头，就有不少诗人和有夫之妇的酬唱文字，这样的例子我就不多举了。这里只和大家分享唐诗三百首里头比较出名的一首：

　　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

　　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

　　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

　　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

　　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

　　写下这首诗的是中唐诗人张籍，他是贞元十五年（799年）进士，后经韩愈推荐，得为国子博士等官职。许多当时的名士，都乐于与他同游。当他就任水部员外郎的时候，为当时割据淄青十二州的藩镇李师道所看重，欲笼络他进入自己的幕府，以扩充藩镇的实力。张籍对于朝廷一片忠心，对于藩镇割据无比的厌恶，在不愿去又不能明显表示拒绝的情况下，写出了这样一篇实为政治声明的诗作。

　　然而这位唐代被虚拟出来的“节妇”，到了明清时代，就一点也不“节”了，因为一个真正的节妇，是连精神也不能出轨的。有位叫做瞿佑的诗人甚至很不着调将该诗改写成：“还君明珠恨君意，闭门自咎涕涟涟。”（《续还珠吟》）

　　这种让人崩溃的观念的并不是瞿佑的故作高明之举，我们不妨来看看明清两代诗歌选本对此诗的评价：

　　彼妇之节，不几岌岌乎？（唐汝询《唐诗解》）

　　节妇之节危矣哉！（贺贻孙《水田居诗筏》）

　　然玩辞意，恐失节妇之旨，故不录。（沈德潜《唐诗别裁集》）

　　只是，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说，唐汝询、贺贻孙、沈德潜三个人都是老顽固、保守派、反动文人。因为我们如果拿我们今天的观点去看明清人的时代观念，正如他们拿他们那个时代的观念去看唐代，又有什么两样呢？

　　毕竟世易时移，替古人担忧发愁反省诸如此类的事，我们大可不必掺和，不然读书读成一个道学出来，就太无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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