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第一谜案：“刺宋案”背后的政治角逐

　　1913年3月20日夜晚，沪宁火车站和往常一样人流如织，川流不息。火车拉响了启程的汽笛，宋教仁与前来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和廖仲恺挥手作别，走进了检票处。就在这时，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检票处骤然响起三声枪响，宋教仁应声倒在了血泊之中。车站上顿时秩序大乱，旅客四处逃散，刺客乃乘机逃逸，无影无踪。

　　宋教仁，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905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1910年至1911年在上海任《民立报》主笔。辛亥革命后，参与筹建临时政府，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法制院院长，5月在北京出任农林总长。

　　宋教仁遇刺的消息一传开，便在全国上下引起轩然大波。各大报纸媒体都在第一时间竞相报道了这一令人痛心而意外的消息。袁世凯颁布命令说：“前农林部长宋教仁，奔走国事，缔造共和，阙功甚伟。凡我国民，同深怆恻。”

　　在群众和舆论的逼迫下，袁世凯电报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

　　正当案件的调查工作在忙乱中进行的时候，政府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惹得当时人心惶惶。当然，报纸上的言论也并非空穴来风。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宋教仁就因为政府的体制原因与孙中山有过争论。

　　孙中山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之时，宋教仁就向孙中山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即由宋教仁出任总理，实际掌管内政外交，而孙中山的总统则做形式上的国家元首。孙中山表示反对。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孙中山主张的总统制还是更为符合时局。

　　国民党组建后不久，孙中山就不太过问党务，本着为国为民多做些实事的心态，四处考察铁路。宋教仁被刺案发生时，孙中山仍滞留在日本。

　　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全力协拿凶手，限期破案。黄兴与陈其美致函公共租界的总巡，悬赏万元，缉拿凶犯，可是却始终找不到有力的线索。

　　3月23日，英租界的巡捕房来了一位意料之外的人，巡捕认出了他是附近一带有名的古董商。这位古董商自己也没有想到，正是他的一番供词，才使得刺宋案渐渐走向了明朗。当时，他对巡捕这样说道：“十天前我在文元坊应夔丞的家里兜卖古董，他拿了一张照片叫我在某时某地把这个人暗杀掉，许以事成之后给我一千元作为报酬。我因为只懂得做买卖，从没杀过人，因此不肯承担这件事。当时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今天我在报上看见宋先生的照片，正是应夔丞叫我去暗杀的人。我相信如果找到了应夔丞，便可找到凶手。”

　　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也曾是革命党中的一员，任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回到上海后，重操旧业，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

　　湖北路迎春坊228号，一位女子正替坐在茶几边的男人上茶。突然，大门被踢开，门外出现的是租界的巡捕。女子大惊失色，男子见状，正欲翻窗逃跑，就被巡捕按到墙上，戴上了手铐。这个男子不是别人，正是应夔丞。

　　应夔丞并非刺宋案的动手之人。根据应夔丞提供的线索，巡捕又来到文元坊搜查。一名巡捕突然发现一个似曾相识的身影正在向文元坊靠近。这人一只脚刚刚踏进文元坊，即被突然现身的巡捕逮了个正着。男子一脸的意外，而逮捕他的巡捕更是满脸的震惊。这个人正是流窜上海的亡命之徒——武士英。

　　武士英被捕后供认说，应夔丞答应给他1000元，拿出宋教仁的照片，让他行刺。而直到行刺得手，武士英仍不知道宋教仁究竟是什么人。

　　当时人们的疑问是，应夔丞为什么要买凶杀害宋教仁呢？这要从宋教仁所处的历史环境说起。

　　自辛丑条约签订之后，清廷便成了殖民者统治与剥削中国人民的工具。然而辛亥革命的爆发以及革命形势的发展，让洋人痛感需要寻找一个新的代理人，他们瞄上了袁世凯。原因很简单，袁世凯与孙中山的差别在于，前者是阴谋家，而后者是理想家。

　　但当时孙中山对于袁世凯，却并不是完全的信任。这一次，孙中山站在了宋教仁这一边。孙中山虽然让位给了袁世凯，但却在让位之前通过了《临时约法》，把总统制改为了内阁制，希望借用法律的形式来限制袁世凯将来可能的独裁。

　　内阁制是以议会为基础而形成的。内阁的首脑由议会中通过选举而产生的、议员中占多数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的领袖担任。国家元首只是在名义上代表国家，并无实际权力。国家实际权力在内阁，由内阁代表国家元首向议会负责。

　　对于一心想搞独裁统治的袁世凯来说，责任内阁制无疑是一块碍眼的绊脚石。想要铲除通往独裁道路上的阻碍，废除责任内阁制就成了势在必行的一步棋。

　　国民党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取得了胜利，国民党人因此踌躇满志，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削弱袁世凯的权力。在正式国会开会之前，宋教仁沿江东下，一路上到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阐述自己的宪政理想，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大造舆论。言论风采，倾动一时。

　　袁世凯深深感到宋教仁和国民党对他的威胁，便派人给宋教仁送去西装和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世凯，并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此后，宋教仁一如既往地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自己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态度。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准备从上海起程回北京，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当晚10时许，火车进站。宋教仁几人边说边行，走到了检票处。就在这时，突然响起一阵枪声，只见宋教仁以手抵腹，倒在了血泊之中。

　　宋教仁被迅速送至铁路医院，但终不治身亡。

　　宋教任遇刺事件的发生，正处于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矛盾日趋激化的时刻，于是人们对案件的背景和内幕产生了种种猜测，同时也把这两大政治力量推上了风口浪尖。

　　1913年3月25日下午，法捕房的蓝总巡率人到应夔丞的宅邸进行第二次搜查。搜得多件公文凭据，并发现了贴有封条的皮箱一只，以及五响手枪一把。巡捕房将案发当日从车站拾到的两枚弹壳，与枪内所存子弹进行比对，两者均为相同型号。

　　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函文，负责这起案件的程德全不禁大惊失色。谁都没有想到，刺杀宋教仁的案件背后，居然是这样一个人物。

　　这个人叫洪述祖。洪述祖人称“洪杀胚”，在当时担任内务部秘书，实际上他是受袁世凯直接指挥的密探头子，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难道以洪述祖这一区区内务部秘书就敢公然行刺国民党党魁了吗？刺宋案是否还有着更深刻、更隐秘的内幕呢？这天，愁眉不展的程德全正在翻阅着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几份函电，突然，一个名字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的名字叫赵秉钧，曾任内务部部长，时任民国内阁总理，是当时屈指可数的风云人物。面对这样一位人物，程德全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说起来赵秉钧与宋教仁还有同款之宜。宋教仁屡次进京，与袁系人马最谈得来的就是这位赵秉钧，甚至宋教仁每次进京，都住在赵秉钧的家里。然而，在权力争夺面前，赵秉钧也不得不痛下杀手了。

　　正当程德全一筹莫展之时，突然响起了尖锐的电话铃声。打电话来的人名叫张一麐，是袁世凯身边的机要秘书，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致电程德全了。致电的原因程德全早已能倒背如流：向巡捕房索取刺宋案中牵涉到中央的证据，并立刻派人送往北京，电话里还不忘特别叮咛一句：可不作正式报告！

　　但是，在孙中山与黄兴的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公诸于世。原本就已经暗流汹涌的海面被投掷了无数颗炸弹，新闻界顿时掀起了轩然大波，人们纷纷猜测，袁世凯与刺宋案有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

　　案子自此急转直下，袁世凯被无奈地推到了台前。当时民意滔滔，袁世凯不得已要想出些化解的办法，于是，他暗示京兆尹王治馨，在京举行的宋教仁追悼大会上为自己开脱。

　　这个王治馨是个糊涂虫，他在追悼会上说，应夔丞到北京后，曾向赵总理自告奋勇要动手杀害宋先生。总理也曾向总统请示过，总统认为政见虽有不同，暗杀决不是个手段，所以不予同意。由此可见，宋案与总统和总理无关，完全是应夔丞和洪述祖一手策划的。

　　王治馨的这番话让人听来有欲盖弥彰之嫌，把袁世凯和赵秉钧气坏了。

　　可案件的真相，却随着当事人一个个离奇死亡更加迷雾重重。

　　武士英被捕入狱之后，于1913年4月24日在狱中暴毙。外界传言，这是应夔丞的党羽为了杀人灭口，把毒药放入馒头送进监狱把他毒死的。

　　而与此同时，应夔丞还依然被囚狱中。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应夔丞在兵荒马乱之时，纠合狱中囚犯越狱逃跑，躲进了青岛租界。

　　1913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由于仓促上阵，实力不足，国民党的军事领袖黄兴迟疑不决，主张法律解决，“二次革命”遭到挫败。

　　之后，黄兴、孙中山纷纷出逃海外，而袁世凯则在数月之后，当上了自己觊觎已久的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应夔丞认为时机已到，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并大摇大摆地跑到北京，要求袁世凯实践当初“毁宋酬勋”的诺言。袁世凯如果授予他勋位，那就等于自己承认是刺杀宋教仁的主犯，这让袁世凯非常头疼。

　　应夔丞在北京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1914年1月，袁世凯突然派他去天津。从北京开出的火车上，应夔丞悠闲地张望着冬日的景色。两条人影闪进包厢，包厢内传出一阵惊叫，片刻之后，就恢复了平静……

　　应夔丞的死讯传出后，天津《大公报》马上登出消息并配上评论，评论中毫无掩饰地指出：“(应)公然发电卖功，旋复大摇大摆款段入都，蛛丝马迹，宋案之底里，因不难揣测而知。”把矛头直指袁世凯，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

　　1914年2月27日晨，天津河北区仁寿里赵秉钧的私宅中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都督病死了”的消息不胫而走，此时的赵秉钧只有51岁。

　　刺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为掩人耳目，将赵秉钧调任直隶都督。赵秉钧死前一段时间，还曾经多次前往北京晋见袁世凯，对外的报道为研究国体事宜。

　　在这样的时刻，赵秉钧的死不能不令人产生怀疑。赵秉钧的死，使得袁世凯是刺杀宋教仁的元凶的说法缺少了最为重要的直接证据。

　　而那个乱讲话的京兆尹王治馨，因袁世凯十分痛恨他在宋教仁追悼会上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辩白，于民国3年6月，以他贪污区区500元之罪将其处死。

　　最后一个轮到的，便是北京方面的直接联络人洪述祖。洪述祖一直暂避青岛，直到袁世凯一命归西，他才敢出来活动。却没想到在上海惹上了诉讼官司，刚刚处理完想离开，就被宋教仁时年15岁的儿子宋振吕等人在捕房门口当场扭住，送至法院，以当年杀人在逃之罪被判处死刑。

相关话题：  #民国  #政治  #刺宋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