巩固中华西北疆域：乾隆平定新疆大小和卓叛乱

    白山黑山两派之争
    “和卓”是波斯语的译音，原意是“圣裔”，后来对伊斯兰教学者和大阿訇均尊称为“和卓”。清朝的官方文书，在“和卓”之后加了一个“木”字。这“木”字，原为称呼时的语尾。
    大小和卓的祖先，早年自中亚来南疆传播伊斯兰教，自称和卓，深受察合台汗后王拉什德汗崇信，其后代世称和卓，形成白山与黑山两派，争斗不休。察合台汗后王支持黑山派，把白山派领袖阿帕克和卓驱逐出南疆。阿帕克和卓向北疆蒙古准噶尔部求援，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派军进据南疆，并把察合台汗后王迁到伊犁，而令阿帕克和卓作为傀儡统治南疆。阿帕克和卓死后，两派斗争又起，准噶尔部再次出兵南疆，尽俘两派和卓后人迁往伊犁。到了策妄阿拉布坦父子统治准噶尔部时，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被禁锢于伊犁，后在伊犁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叫波罗尼都，幼子叫霍集占，即大小和卓。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清军平定了新疆准噶尔部达瓦齐叛乱分裂势力。五月，清军攻克伊犁时，白山派和卓玛罕木特已死，清政府释放了他的两个儿子：大和卓波罗尼都、小和卓霍集占。波罗尼都率领他的弟弟霍集占等三十多人投奔清朝军队。伊犁平定后，清朝命令大和卓返回南疆，利用其家族的传统影响，招抚旧部，统领维吾尔民众，以实现对南疆的和平统一。大和卓返回叶尔羌（今莎车）统领回部，小和卓留伊犁掌管伊斯兰教务。波罗尼都在清军的支持下迅速占领南疆，击败黑山派和卓政权，黑山派和卓势力从此退出政治舞台。波罗尼都在收复南疆后立即宣布，天山南路从此进入“可汗秦（指清朝皇帝）的时代”。
    大小和卓叛乱
    公元1756年，小和卓霍集占参与卫拉特蒙古辉特部首领阿睦尔撒纳阴谋发动的叛乱，兵败逃到南疆叶尔羌大和卓处，并煽动大和卓波罗尼都背叛清朝。
    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夏历九月，清廷派蒙古人副都统阿敏道赴南疆“慰抚”。阿敏道带领三千名厄鲁特兵、一百名索伦兵途经库车，那时候小和卓也在那里。小和卓骗他说：“我们与厄鲁特人有仇，请你遣走三千厄鲁特兵，我们欢迎你入城。”阿敏道依言照办，遣还厄鲁特兵，只带了一百名索伦兵进城。结果，阿敏道和这些索伦兵成了小和卓的俘虏，被拘禁于库车。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夏历三月间，阿敏道听说小和卓要杀掉他们，就率部杀死看守他们的三十多个士兵，步行逃出。小和卓立即派三百人追上他们，将阿敏道等一百多人全部杀死，并在库车打出巴图尔汗旗号，抗拒清军。
    大和卓波罗尼都受到鼓动，随后发动了武装叛乱，史称“大小和卓叛乱”。他们号召各城起兵反叛中央政府，很快集众数十万，控制了天山南路的大部分地方。
    叛乱时期，大小和卓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对广大新疆人民施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其下属也趁机对人民群众敲诈勒索。他们所到之处大肆烧杀强掠，使许多人家破人亡，纷纷逃离家园。在大小和卓叛乱期间，南疆地区的人口大量流失，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活陷入困境。
    平叛开始了
    乾隆二十三年（公元1758年）夏历二月，清政府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满、汉兵万余自吐鲁番进发，进入南疆平叛。起初，清军出师不利。但由于大小和卓残酷地压迫、掠夺维吾尔族人民，人民苦不堪言，大小和卓得不到人民支持，很快形势就发生了逆转。

    五月，清军把叛军围困在库车。大小和卓率万余鸟枪兵自叶尔羌经阿克苏赴援，被清军击败，旋即率残部入库车固守。此时，原受大小和卓煽惑的库车以西的回部诸城，多在其城主率领下投向清军。雅尔哈善未乘胜进击，疏于戒备，致使大小和卓趁夜率四百骑逃遁，雅尔哈善因贻误军机被革职。清军攻克库车后，小和卓逃到阿克苏，守城维吾尔族人闭门不纳，只得逃到乌什，同样为乌什维族人所拒，只得逃归叶尔羌。大和卓则返回喀什噶尔（今喀什），大小和卓相约各守一城，互为犄角，以作最后的抵抗。

    十月，清政府另派刚平定准噶尔部的定边将军兆惠率军南下进剿。兆惠率步骑四千人至叶尔羌，三战三胜，但由于兵力较少，无法攻下城来，于是转移到城东黑水河边安营扎寨，等待援军。叛军一万多人包围了清军的黑水营，用炮轰、水淹、偷袭等方式频繁攻击。清军坚守三个月，伤亡甚众。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正月，清政府命定边右副将军富德率兵三千人自乌鲁木齐驰援，至呼尔满（今莎车东北），与叛军骑兵五千激战四五个昼夜，最终获胜，渡叶尔羌河，兆惠得知援军到了，于是率兵突围，黑水之围遂解。清军会师后回到阿克苏。

    六月，兆惠和富德各率兵1.5万分别攻打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兆惠统军自乌什进攻喀什噶尔﹐富德领兵由和阗直取叶尔羌。大小和卓见大势已去，大肆掠夺城中财物后率部弃城南逃，越过葱岭西遁，逃往帕米尔。清军追至伊西洱库尔淖尔，将叛军围在山岭上，叛军纷纷下山投降，共计有1.2万多人。

    七月，大小和卓带着妻孥旧仆三四百人逃奔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清军派人与巴达克当地部族交涉，八月，大小和卓被巴达克山部首领执杀，尸首送交给了清军。

    大和卓对听从小和卓煽动背叛清朝十分懊悔，临死前留下遗言说，死后决不允许把他的尸体和小和卓埋在一起。

    在南疆人民的支持下，清军终于粉碎这次叛乱，重新统一了新疆地区。此后，清廷加强了对天山南北的统治。

    19世纪上半期，不甘于失败的和卓后裔先后发动了多次叛乱，均以失败而告终，给各族人民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和灾难。

    香妃的故事

    乾隆帝有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爱妃叫香妃，香妃的故事历来非常迷人。传说她玉容未近，芳香袭人，既不是花香也不是粉香，别有一种奇芳异馥，沁人心脾。香妃，是世居叶尔羌的新疆伊斯兰教始祖派噶木巴尔的后裔。其族为和卓，故被称为和卓氏，也称霍卓氏。其父阿里和卓为回部台吉，哥哥叫图尔都。香妃和大小和卓同属于“和卓”家族，是同高祖的本家，不同曾祖的分支。

    大小和卓兄弟叛乱，企图分裂祖国，不仅遭到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也遭到本族多数贵族及本家的反对。在清军平定叛乱时，香妃一家不仅不支持，而且起兵协助中央政权平定叛乱，为祖国的统一、边境的安宁和民族的和睦，作出了积极贡献。

    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香妃因家族有功而被召进京，时年二十六岁。香妃进宫后，备受乾隆皇帝的宠爱，先由贵人而升为嫔，继而又晋升为容妃。乾隆皇帝十分尊重她的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专门为她在宫中设了回族厨师，还特意为她在住处的大理石墙上镌刻了《古兰经》经文。

    额敏和卓

    值得一提的是，在平定历次和卓叛乱，特别是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维吾尔族人民及一些首领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历次的平定都与他们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额敏和卓是吐鲁番历史上的统治者和精神领袖，也是一个民族英雄。

    1733年，清政府为了保边安民，避免准噶尔的侵扰，决定让额敏和卓率部万余人迁居安西瓜洲垦荒种田。

    1754年，乾隆皇帝认为额敏和卓熟悉敌情，勇敢善战，便命其统带当地的维吾尔人，远征伊犁。对于额敏和卓在征讨中的突出表现，清政府特发上谕“加封扎萨克辅国公额敏和卓为镇国公”。1755年，额敏和卓率众返回吐鲁番。

    1756年底，额敏和卓在平定莽葛里克发动的叛乱中表现突出，被册封为“贝子”。    1758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叛乱，额敏和卓被命为参赞大臣。1758年底，额敏和卓随兆惠进攻小和卓据守的叶尔羌，被围之后，额敏和卓与兆惠一起英勇杀敌，以少胜多，一直坚持到清军来接应，表现极为突出。

    1759年，清军向大小和卓盘踞的喀什葛尔、叶尔羌发动最后进攻，额敏和卓仍以参赞大臣身份随兆惠一起出征。额敏和卓因战功显著，随后被清政府“加恩晋封郡王”，正式由贝勒晋升为郡王。

    清朝政府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以后，命额敏和卓留驻叶尔羌，管理当地维吾尔人的事务。额敏和卓在叶尔羌期间，安置流民，兴办水利，开垦荒地，为当地社会的安定和生产的恢复做了大量工作。

    1777年，年老多病的额敏和卓不幸病故，享年83岁。清朝政府得知额敏和卓去世的消息后，派人前往祭奠，并“加恩赏银五百两治丧”，其郡王爵位由儿子苏来满承袭。为表彰额敏和卓一生功绩，乾隆皇帝曾在中南海紫光阁为其挂像，并亲自为之题词说：“吐鲁番族，早年归正，命赞军务，以识回性；知无不言，言无不宜，其心匪石，不可转移。”

    额敏和卓为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推动边疆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移民屯边，开发新疆

    清朝重新统一新疆后，由于经过长期战争的破坏，西北边疆地区地旷人稀、疮痍满目。从“以裕边储，以垂久远”的目标出发，清王朝力图在兵屯的带动下，通过多种形式的农业人口迁移建立多种屯垦并举的格局，其中特别提倡内地人民迁徙到新疆从事农业开发。乾隆二十四年至二十六年（公元1759～1761年）连续发布上谕，阐述移民实边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把移民开垦，满足边疆劳动力需要，同促进全国范围内人口流动，缓解内地人口压力联系起来。

    在倡导的同时，清廷又以切实有效的措施帮助内地人民完成向新疆的迁移。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首先实行有组织的移民出关，对招募、转送、安置及落户后的生产等各个环节做出妥善周密的安排，尔后又对落户后的农户放宽起课年限，定六年升科，有力地保证了应募户民在迁入地有时间和力量开垦耕地，安居乐业。乾隆四十三年乌鲁木齐已有搬迁来的内地贫民11854户。受有组织移民的吸引和鼓舞，自发迁移进入新疆的人口也与日俱增，原本只身出乡经商或佣工的人纷纷呈请移眷来屯，“闻风而往”。移民屯垦取得显著成效，天山北路的经济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性变化，形成一个新兴的农业区。

    道光年间又加强了对南疆地区的开发，在林则徐谪任新疆期间，主持移民兴屯工作，他采取因地制宜、毫无偏见的办法，主张既不能阻挠内地人民进入南疆，也不能因为南疆曾经发生动乱，就对维吾尔族人民百般猜忌，无视他们的垦种能力及生产需要，合理地解决了开垦方式和土地分配的问题，使南疆传统绿洲农业区的开垦热潮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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