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民国热：历史不只是精英的幸福史

　　进入新世纪之后的社会思潮可以说是纷呈异彩，前两年盛行的还是国学热。近年突然刮起了一股“民国风”，社会到处弥漫着一种“民国热”，胡适等所谓民国“大师”的地位被无限拔高，取得了与其学术成就非常不相称的崇高地位；连所谓民国教科书也盛行起来，连图书装帧设计也力图追求“民国范儿”。近年社会上民国热的兴起其实也不是一种简单现象，它既是革命色彩消退和90年代“历史终结”的产物，也与历史学叙述范式转换以及消费社会来临密切相关。

　　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似乎是从中国历史变迁大势中的一个经验。虽然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变迁的一个最高的理想，而五帝禅让更是一个美谈，但在具体历史进程之中，禅让并不是一种朝代更替的常态，从汤武革命到秦末农民起义，再到元末朱元璋的“恢复中华，立纪陈纲，救济斯民”，莫不是践行了毛泽东的“枪杆子里出政权”。但是在“革命”成功之后，后来的历史叙事往往会产生对革命史叙事的偏离，《尚书》中就记载了商汤心态的微妙变化(“汤有惭徳”)而朱元璋坐定天下之后，也对“汤武革命”失去了兴致，以至于因《孟子》书中那些类似“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些话，似乎这些教条有煽动“革命”嫌疑，不利于新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企图把孟子拉下孔庙从祀的圣坛，为此，他还操纵当时学者对《孟子》进行了删节，共删掉《孟子》中不少质疑绝对君权的内容。这固然体现了朱元璋作为一个传统皇帝的专制和霸道，但是也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从打天下到治天下一个一般规律：随着战争硝烟的落幕，原先那些征伐天下的“卡里斯马”英雄退隐出历史舞台，政治转入常规政治过程之中。而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叙述上难题，革命是新政权建立基础和前提，但是新政权的长治久安势必不允许被新的“革命”所打断，这样如何叙述叙述之前革命就成为一个悖论。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挟其坚船利炮东来，中国社会遭遇前所未有之强敌，处境日益堪忧，中国近代历史叙事被深深笼罩在一种顿挫与战败的氛围里，失败一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词之一。按照历史学界传统的说法，“救亡图存”是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重要时代主题。而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舒衡哲和李泽厚等人更是进一步提出了所谓的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说法，并且认为在近代中国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之内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这些观点尽管因其有些简单化，已经受到学界的质疑和批评，但是这些观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着中国现代史，尤其是革命史的历史书写。

　　自1902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问世以来，中国学者重构中国史学叙事的尝试从未间断。新中国建立之后，古代史基本上被唯物史观所所主导，而近代史叙述则长期被笼罩在革命史叙事之下。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后，才被一种新的历史叙事——现代化叙事所取代。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的最早来源都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例如革命史叙事的主要观点可以追述到上个世纪30年代的社会性质和社会史论战，而现代化的叙事也可以追述到1933年7月《申报月刊》的一个现代化专辑。90年代之后，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开始兴盛。

　　历史学家杨念群认为，历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当代思潮变动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与每个时代的危机意识也有着重要的关联。比如现代化叙事取代革命史叙事，就于改革开放大潮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分不开的。要理解社会史，尤其是区域社会史如何取代之前的革命史、现代化叙述而成为主流，就需要从90年代经济社会出现的新状况中寻求解释。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和推进，社会文化并并没有随着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向好的方向前进，反而在经济水平相对高度南方出现了所谓“封建文化的死灰复燃”，如宗族复兴、修庙拜神等现象，这就是杨念群所说的“逆现代化行为”，而之前兴起的“国学热”这一文化现象显然是与这种“逆现代化行为”大量出现有关的。

　　杨念群认为，区域社会史的兴起基于对现代化叙事的反抗。由于中国幅员太广，只好通过寻求局部地区的历史演变结构南北方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区域社会史兴起于南方，而区域史研究者也为本土人做本土研究，带有鲜明的“在地化”研究的趋向。中国社会史实现了“区域转向”之后，呈现了多元并存的局面，如先后出现了“华北模式”、“关中模式”、“岭南模式”、“江南模式”等区域流派。这些分析流派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基本上是以“村落”为单位，以“宗族”、“庙宇”为核心论题展开的，所以区域社会史成为“进村找庙”的同义词。

　　前面我们从史学思潮嬗变的角度思考了近些年来历史的嬗变。其实，当前的“民国热”的根源其实最早也应该追溯到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段时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时候德裔美籍犹太学者列奥·施特劳斯的一个学生福山站了出来，高唱“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从此之后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这种所谓的历史在中国社会所引起的反应就是对于历史上革命和激进主义的批评和反思。也就出现了“去革命化”现象，革命不在被视为一种高尚和神圣的东西，而是被视为一种躁动和不成熟的东西，而民国年间的那些所谓“反革命”和保守派，反而成为一种稳健和被广泛推崇的行为。这就是民国热兴起的一个时代背景。

　　当然，以上只是一个时代背景，可以说是民国热产生的一个必要条件，但还不是充分条件。真正使民国范儿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是随着市场经济高度发展滞后出现一个消费主义的热潮。

　　总之，在时下的语境里民国的想象甚至部分代替了真实的民国历史。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和分析现象，如何解释时下这股“民国热”，既需要从整个历史长河来看，也需要从建国以来史学主流叙事嬗变视角来审视，更需要结合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主义盛行过程中出现的犬儒主义盛行和“小资”品味的批量生产的。

　　无论如何，对社会的批判不应该采取犬儒主义样式的隐喻，而应该进行严肃的思考。不能用对历史的想象来取代和代替对于当下真实社会的批判和分析，我们必须重新理解五四，也重新梳理中国的现代传统。在纷纷扰扰的民国热之中，或许有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重新寻找和叙述革命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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