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冗官现象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

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经济、文化最繁荣的时代。古人云：“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总结起来就是四个字：富国强兵。然而这句话对北宋却完全不适用。

当时的大宋王朝虽然在经济文化方面高度繁荣，可军事实力却弱得一塌糊涂。北方强大的辽国它打不过，西北弱小的西夏它也搞不定。那么问题来了，北宋军事实力为什么会这么废呢？

其实根源问题在于“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那么北宋的冗官现象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呢？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兵变夺权起家，因此他生平最担心的事情莫过于别人会以他为榜样，夺取他老赵家的江山。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答案。那就是设立一套多部门相互制衡的制度，从而降低权力过度集中在个人手中的风险。

比如北宋最高军事领导部门是枢密院，最高军事指挥机关是“三衙”（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侍卫亲军步军司）。前者有调兵之权，却不能直接掌管军队；后者掌管军队，却无调兵之权。通过“兵”与“权”的分离，基本杜绝了武将集团拥兵自重的可能性。

当然，类似的相互制衡体制在整个北宋官僚体系中随处可见，并不仅仅局限于军队中。

赵匡胤的这个办法对强化中央集权自然有好处，可也随之产生两个新问题。

一是官僚系统变得非常庞大，因为原本一个部门可以搞定的事情现在为了分权需要多个部门分工处理；二是各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情况时常发生，大大降低了行政效率。北宋冗官问题产生的根源便在于此。

后来的明朝、清朝也基本沿用了北宋这套多部门相互制衡的制度，可是冗官问题却远没有北宋这么严重。由此可见，制度设计本身并没有什么大问题。

事实上，真正造成北宋冗官问题日趋严重的另有原因。

到了宋仁宗执政时期，解决冗官问题已经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了。宋仁宗请来几位朝廷重臣商议解决之道，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范仲淹用6个字直指要害，这6个字是“明黜陟、抑侥幸”。

“明黜陟”指的是当时北宋官员的升迁制度。大宋朝官家为了笼络士子之心，给出了非常宽泛的升官标准。文官三年一次，武官五年一次，只要期间不犯错就可以官升一级。

也就是说，考核官员晋升的条件不是看谁更优秀，而是看谁更少出错。谁都知道，做事情就有可能出错，不做事情则绝不可能出错。于是大宋朝的官场就变得越来越佛系，“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了绝大多数官员的处世之道。

范仲淹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改革晋升制度，将官员执政期间的政绩纳入考核标准。同时还完善奖惩条例，过去不犯错就能得到晋升，但现在不作为便是错。虽然不会因此被罢官，但却会被调任到闲职部门，从此与权力无缘。

“抑侥幸”是指改革北宋近乎泛滥的恩荫制度。从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时代开始，北宋官员就对每年的南郊大礼，以及万寿节（皇帝生日）充满期待。因为这两天皇帝要向臣子们广施恩泽，从两府大臣到各路（宋朝的路相当于现代的省）提点刑狱官以上，都可以向朝廷申请恩荫名额。

比如某位翰林学士每年可以恩荫一位子侄当官，数十年下来，光这位翰林学士一人就可以带出几十个“官二代”，这样的官场生态显然是极不健康的。北宋冗官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大一部分原因便在于此。

范仲淹提出的“抑侥幸”正是要抑制这种极不合理的“侥幸”。他提议两府并两省官遇大礼只允许恩荫一个亲生儿子充任京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七大姑八大姨家的子侄都可以恩荫；各路转运使及边任文臣到任二年后才可以申请恩荫。

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侥幸”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北宋冗官愈发严重的问题。可也因此得罪了太多既得利益集团。

结果，由他主持推行的“庆历新政”在运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后就宣告失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改革派大臣也纷纷被排挤出了朝廷。由此可见，“触动利益比触及灵魂还难”确实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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