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盼儿归：若要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

蒋介石和儿子蒋经国

　　1930年12月初，宋庆龄在南京拜会蒋介石，讨论国民党抓到的一个叫牛兰（HilaireNaulen）的状况。波兰人牛兰在被捕之前，从上海主持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也被认为负责印度、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越南和日本各地的共产党之活动。宋庆龄是替莫斯科出面，提议国民党释放牛兰夫妇，换取蒋经国回到中国。

　　这倒是恰如其时的接触，因为蒋介石开始思念起滞居异国的儿子。1931年1月25日，6年来的第一次，蒋介石在日记里间接提到经国；他记下：

　　“我年轻时，没有努力学好约束自己，因此上不知孝敬父母，下不知疼爱子女。今既思之，实在遗憾。”

　　11月28日，也就是宋庆龄在南京出现的前几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下他对经国的感情：

　　“我非常想念经国，我没有好好照顾他，实在不对。我对此殊觉抱歉。”

　　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对宋庆龄的提议作答，当他和美龄讨论这件事时，谈论的重点是子嗣问题。他在1931年12月15、16日两天的日记里分别记下：

　　“自从他前往俄国，我就不再能见到我儿；而（中华）民国目前犹在襁褓。”

　　“天啊，我既未能忠于党国，又未能孝敬母亲、照顾子女，真是惭愧……孙夫人要求我释放牛兰，换取经国回国，可是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人是否有后，国家是否受侵凌，都是天命注定，我岂能逆天?我不能违反法令、背叛国家、伤害父母令誉或虚掷生命。为了我儿，牺牲国家利益，并不值得。”

　　12月15日，蒋介石再次下野，辞去本兼各职，带着宋美龄离开南京，回到溪口。蒋介石躲在妙高台和雪窦寺思索、反省。他在12月27日的日记中写下：

　　一个人得到后世记住，是因为他具有道德情操和功业成就，不是因为他有子嗣。中国历史上多少英雄、烈士、大官……都没有子嗣，可是他们的精神和成就永垂人世。我为自己担心经国遇害而断了子嗣，大为惭愧。如果经国未被俄国敌人杀害，即使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我深信他在我告别人世之后还是会回来。如果我死，他才能回国，我真心希望早早谢世，以告慰双亲之灵。

　　蒋介石耿耿于怀的就是不能上慰祖先。孟子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然而，身为国家领导人，蒋氏认为他不能因私人目标做出小小让步。4天之后，他依然为自己的决定委决不下：

　　“我情绪极乱……忠孝不能两全，可谓生不如死。”

　　不过，其他的大事需要他注意。就跟过去一样，各方函电涌至，恳求他回南京主持军政。蒋氏与汪精卫再次言和，带着夫人告别溪口，回到南京。稍后不久，日军攻击上海守军。（译按：淞沪战争）

　　1933年6月间，王明发电报把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蒋经国召回莫斯科。经国抵达时，王明告诉他，蒋介石在上海宣布，听说儿子即将回中国；如果消息属实，他会当即逮捕儿子。

　　时间又过了两年，蒋介石其实又开始挂念远谪异国的儿子，但他是亲情牵羁，不是王明所称的怒意未消。2月13日日记里，蒋介石叹息家庭破裂，“儿子远在他乡”。宋美龄显然也又和他讨论到蒋经国。他在日记中写下：

　　“任何人认我为父，就必须承认我妻美龄为母。”

　　1934年夏天，蒋介石“剿匪”战事逐步进展，国民党部队在德国军事顾问协助下，节节进逼，也使莫斯科修正观点。经国由莫斯科回到斯维德洛夫斯克之后，中国政府主动“与俄国正式交涉”恢复南京及莫斯科之双边关系，以及“遣返蒋经国”的议题。

　　1934年10月16日，中共开始撤出江西的长征。斯大林一连几个月都在细细盘算蒋介石要求放经国归国一事。蒋经国在回忆录中提到，从8月到11月，国家安全部（NKVD）突然密切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两名特务每天形影相随跟踪他。在紧密监视的过程中，蒋经国被拔擢为乌拉尔马许工厂报刊《重工业日报》（HeavyMachinery）的副主编。按一般常理，受到严重怀疑的人，不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宣传机关的职位，因此，特务可能是要查证经国的忠诚度。

　　过了几个星期，国家安全部乌拉尔地区主管李希托夫（Lishtov）召见蒋经国，通知他，中国政府要求把他送回国。蒋经国说，李希托夫表示，国家安全部希望他写信给莫斯科的外交部，表明“你不愿意回到中国”。蒋经国声称他拒绝听命，几天后，李希托夫又对他说，中国大使馆有位秘书希望跟他会面。蒋经国和这位中国外交官单独会面，但邻室坐了两个人。这表示蒋经国不能自由发言。“我当然不敢多说话，也不敢透露希望回中国。我们只能谈谈国内的进步，以及我家人多么盼望我回国等等。”

　　中国驻苏大使馆立刻把和蒋经国接触的情形，向南京方面呈报。60多年之后，台北当局还不肯公开当年南京和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就这个议题的来往函电，突然忌讳蒋经国当时亲苏、反国民党的言谈会引起难堪、尴尬。1934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下：

　　“当我听到经国不愿由俄国回来，知道这纯是俄国敌人编造，故能平静处之。我能对此一笑置之，应该算是有了进步。”

　　1937年初，蒋介石依然不能确定是否能再见到亲生骨肉。他在日记中写下：

　　“我深盼儿子能回来……但是若要我牺牲国家利益，我宁可无后。”蒋委员长没有承诺停止内战。此时，他的声望又告恢复，手上握有150万大军；空军虽然只有100架飞机，与日本相比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比起根本没有空中武力的毛泽东又强得多。由于听力障碍由美国陆军航空队退役的陈纳德（ClaireChennault）出任蒋介石的空军顾问。

　　2月间，莫斯科再次传唤蒋经国由史维德洛夫斯克进京，但是这一次要他带着家人及随身细软。工厂里许多同志来到斯维德洛夫斯克火车站，向他们认识的伊利札洛夫同志一家人道别，大家于寒风中在月台上唱歌、跳舞，举行茶会。蒋经国对朋友们宣称：“（苏共）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

　　镜头转到莫斯科，红军友人在伏特加酒和丰盛的菜肴助兴下告诉蒋经国，苏联会尽全力协助中国击退日本。当时还未遭到整顿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极可能和他见面谈话。史狄孟尼可夫再次接见蒋经国，表示希望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中、苏关系日益密切。最高潮是经国进见斯大林话别，谈话主题无疑就是迫切需要成立抗日统一战线。

　　3月初某个寒风刺骨的夜里，蒋廷黻大使接到使馆仆役的报告，有位中国客人到访，但是此人在未见到大使本人之前，不愿透露姓名。这位满脸笑容、两颊红润的青年访客进来后，立刻表明身份。蒋大使还来不及问话，经国已经问：“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蒋大使向他担保，委员长渴望他能回国。1937年4月19日，苏联货轮缓缓驶进黄浦江，蒋经国伫立在甲板上眺望，芳娜抱着年仅两岁的孝文陪着他。岸上的工厂、船坞，远比经国记忆中来得多，污染越发严重。江湾岸边，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几艘军舰悄悄泊碇，灰色的帆布掩盖着舰上的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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