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人性张狂：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
2024-11-23 虎思国学网 阅读 735
大跃进
达标，这个词儿现在还在用。不管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标准，定下标准之后，就要执行，达到了这个标准就叫“达标”。这好像没什么稀奇。但是，在一定的气氛下，或者说在一定的环境中，“达标”，也可以闹出许多笑话。大标准的“达标”有大笑话，小标准的“达标”有小笑话，酿成的后果不同，但形成的原因无异。我所经历的当然是小标准“达标”闹出的小笑话，但因小见大，也可窥一时风气。
话说上个世纪50年代前期，为群众性体育活动制定了一套标准，叫“劳卫制”，说得稍全一些就是“劳动卫国制”，再说得完全一点应当叫做“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这套制度大体是照抄苏联的“准备劳动与保卫祖国体育制度”，只是把“保卫祖国”简化为“卫国”罢了。当然具体标准并不相同。
在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标准”颁布。那时大家热情很高，锻炼强身之外，不同等级达标的证书与证章，对年轻人也有颇大吸引力。当时社会的风气大体是求实的，“达标”也是实打实的，测评相当严格，并不要求一个班级或一个年级或一所学校人人都要“达标”，更没有下达什么指标，限期完成。
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大跃进”兴，风气为之一变，虚矫、浮夸成为普遍现象。全国各地大放“卫星”，粮食亩产高得吓 人 ，你 高 我 更 高，吹牛不打稿。锣鼓震天响，民歌唱四方。跃进民歌中描述粮食、棉花堆上了天，坐在堆顶，可以“凑着太阳吸袋烟”。人也张狂到“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据说这都是“革命的浪漫主义”。
杨西光那时虽然还兼着复旦大学党委书记，但已升任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来到学校，耳闻锣鼓歌声，眼看大红喜报，激动地在大会上说，“很有点共产主义气氛嘛”。吴玉章老前辈到复旦，陈望道先生请他讲文字改革，他却大讲中央关于人民公社决议的伟大意义，神情兴奋，好像真的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桥梁。足见即便高层，对这类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就一路敲响的“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进而又要跑步迈向共产主义的“跃进锣鼓”，也已失去了正常的判断，何况我等凡庸之辈。
虚矫与浮夸是不能鼓励的。虚矫、浮夸一受鼓励，求真、笃实就遭打击。那时，“三面红旗”打头的是“总路线”，内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据说，这“力争上游”四个字是周谷城先生建议加上的。周谷城是复旦大学教授，复旦与有荣焉，自然更要“力争上游”了。作为复旦的学生，眼看着别人天天报喜，自己班级不声不响，岂非“甘居下游”？我所在的班级，在中文系本来总是身处“上游”，不但要种亩产万斤的萝卜试验田，在“双反”运动中每人100条意见超额完成，还在“教育革命”中大批了“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老师也赶下过讲台。还能做什么呢？于是提出要全年级通过“劳卫制”。
但这难度很大。我们这届学生进校时，虽然多数是应届毕业生，但也有不少调干生。调干生已有多年工作经历，年龄已经三十上下，长期缺少体育锻炼，一下子说要“劳卫制”达标，谈何容易。就是应届毕业生，也是书呆子多，运动并非长项。但是，“大跃进”的精神是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后来这一句改作“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覆水难收，岂能认栽？何况别的系、别的年级，也有提出这指标的，难道他们能行，我们不行？
可是，有些事情就是勉强不来。譬如，单杠的引体向上，臂力的养成不是一周两周所能速成；短跑100米，虽说距离不长，但要达到规定的速度，也不是人人做得到的。如果大家吹牛，大家完不成倒也罢了，但是偏偏已有别的年级“报喜”完成“劳卫制达标”。这一来，年级的体育委员坐不住了，课余时间对“困难户”加紧了训练，谁知加大了运动量，过于疲劳，反而成绩不断下降。于是，派出“探子”打听人家有何“妙招”。不打听不知道，一打听不由心里有了底，于是———“山人自有妙计”。
“妙计”之一是在平路上跑不快，就到坡路上跑。复旦校门外有国权路桥，那时车辆不多，从桥顶往下跑，借着冲势，成绩大有提高，一批与标准相差无几的学友立马“达标”。
“妙计”之二是前拉后推。单从坡路冲下还不行的，就有跑得快的同学帮忙，一个在前面 拉 着 ，一 个 在 后面推着。果然，又有几位学友借此“达标”。
“妙计”之三，是对几位连推带拽还不能“达标”的，那就在测评上“下工夫”了。哨子吹过两秒才掐表，离开终点线还有好几米就掐停，这样前延后减，岂有不“达标”之理！
没过几天，我们也就敲锣打鼓报喜去也。这办法不是我们首创，人家这样就能报喜，我们怎能自甘落后？好在大家都在玩猫腻，也就不觉得羞惭了。
二十年后，我当新闻记者时，在采访中才得知当年这类“报喜”，这类“典型”，到处都有。在湖南宁乡县，冬季兴修水利，为了表示“干劲冲九霄”，男的要光膀，女的穿背心，还有的化装出工，戴上髯口，涂上油彩，以应大跃进民歌中“老的赛过老黄忠，妇女个个穆桂英”的景象。在四川，一位公社干部讲到大跃进岁月何以一个赛一个订下高指标时说，并非真的相信会有这等高产，只是哪家公社订下指标，哪家公社就受表扬，就可以回家；谁家若坚持做不到，就留在县里不准回家，再不行就会成为“右倾”，弄不好就会撤职、开除出党，当反面教员。问：订下高指标，完不成怎么办！答：别人怎么办我也怎么办!人家若都说完成了，报个数字谁不会？谁知道虚报的结果是高征购，把口粮都搜刮干净，百姓们就只好饿肚子了。
听到这些，我想，我们的劳卫制达标，同农村的高产卫星，形成的机制是一样的，所不同者，我们只是骗了上头，不至于饿饭，而农村的高产卫星却不但骗了上头，还带来了无数死亡。但是，“上头”就真的那样容易受骗？未必。就说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个一个班级劳卫制都全体“达标”，这种事上面难道就不存疑？只不过那时的领导也正醉心于这样一种敲锣打鼓的气氛，以显示自己领导有方，谁耐烦自己去揭短，弄不好还惹祸上身呢。那些所谓的高产卫星，过后的那些高征购，再过后的大面积饿饭，大规模浮肿，大批人死亡，要说上面都不知情，都是受蒙蔽，谁相信？
“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浮夸风的蔓延，只是因为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默许与鼓励，才刮得“蹶石伐木，梢杀林莽”的。如斯而已，岂有他哉！今天说起当年事，有如白头宫女说玄宗，听者只觉得荒唐可笑。但是，当年的荒唐，已经改变了某种社会基因，形成了某种遗传的基础。只要环境合适，同样的荒唐未必不会重演或变相重演———这一点近几十年又已经多次在一定时间、一定范围内被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