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官府如何打击“假冒伪劣”

　　话说当今国人饱受假冒伪劣商品之苦，然古人亦有假货之忧患，只是历朝历代程度不同而已。逐利是商家的天性，市场监管总有缺失，商家也无法全部自律，若再行官商勾结，必成假货横行之势。此之顽症，古今亦然，从“无商不奸”一词的流行便可窥知一二。

　　其实，无商不奸，本为“无商不尖”，是古代商家卖米称量后的额外赠送，以致米堆冒尖，显经营实在、人品憨厚之意。然该词流传至今后，已成为贬低商家品行无良的常用语，究其缘由，这和古代商家的造假、卖假有着很大的关联。

　　都说消费者是上帝，商家也常常将此话挂在嘴边，但现实是，上帝却常常被忽悠欺骗，然上帝又投诉无门，或遭商家的推诿刁难。所谓的上帝，却成为了史上最难堪的上帝。笔者发现，古代的消费者在遭遇商家欺诈时，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到官府报案，但有些缺斤短两、以次充好的小事似乎百姓不愿计较，官府更是无暇顾及。这点和现在是一样一样的，当今的消费者虽有媒体曝光、有消费者权益法、有315、有质量万里行，但一样会受到各种商家欺诈的困扰。由于这种欺诈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消费者也只能淡然应对，不是大问题的话便不再较真。

　　制假卖假，轻者危害消费者权益，重者损害消费者健康与生命。在日常生活中，与普通消费者紧密相关的便是食品药品，食品药品的造假危害自不必多言。南宋时期，官府在一桩卖假药案的判词中便指出，“小则不足愈疾，甚则必至于杀人，其危害岂不甚大哉！”也可能是古代没有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缘故，不良商人在食品药品方面制假卖假尤其严重。笔者在这里只以唐宋时期为例。

　　由于古代的化学品与技术手段都比较落后，因此在很多造假卖假方面主要表现在以次充好、缺斤短两。例如在隋唐时期，卖酒掺水现象就尤为严重，甚至以水代酒。唐朝就已经有专卖假酒的酒坊，假酒坊主营批发业务，专门为一些不良的小商贩提供假酒，形成产销一条龙。隋唐《启颜录》一书中便有记载，“隋时，数人人酒肆，味酸且淡，乃共嘲此酒。一人云：‘酒，何处漫行来，腾腾失却酉。’诸人问云：‘此何义？’答云：‘有水在。’”可见，当时的人们对酒里掺水已经见怪不怪，甚至成为说笑的对象。唐朝诗人众多，常常斗酒诗百篇，其实，那些大诗人不知道喝了多少假酒。

　　没有冰柜储存食物的唐代，食物保质期比较短，一些商家常常会将过期，甚至变质的食品再次兜售，造成消费者生病中毒或致死的现象。对于此，法律也是有严格规定的。如唐高宗时的法典《唐律疏议》中就明确规定，变质腐坏的食物，必须就地焚烧。非法销售的或被杖刑90，或被判监禁1-3年，情节恶劣致人死亡的则会被处以极刑。唐朝的商业管理条例——《关市令》中也有相关规定：“诸以伪滥之物交易者，没官；短狭不中量者，还主。”简言之，假冒伪劣的没收归公，缺斤短两的，或补齐或退货。

　　为了杜绝缺斤短两的不法现象，《关市令》中则有专门对度量器具“年检”的规定：“诸官私斗尺秤度，每年八月平校” 也就是说，各种官方与私人的度量器具每年八月必须交官府年检。同时还规定了年检部门，“诣金部、太府寺平校，不在京者诣所在州县平校，并印署，然后听用。”首都地区由尚书省金部司和太府寺负责，各地方则由各州县直接负责。

　　如果商品不合格，还可以有条件退货。《唐律疏议》中记载，双方有合约者，三日内可退。退货时有验证人查验，如卖方不退，便可向官府告发，由官府强令卖方退换，并对卖方实行鞭刑，抽四十鞭子。

　　到了宋代，造假之风则更甚。南宋周密的《武林旧事》中则有关于临安假货横行的记载，如“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等常用造假手段。由此可见，注水肉至少有上千年的历史。当时的临安为首都，天子脚下况且如此，其它地区的造假卖假可想而知。除各种食品外，假药也开始泛滥，甚至某种药材根本无处寻觅真药。南宋大科学家沈括就曾在《梦溪笔谈》中感叹： “今天下所用玄精，乃绛州山中所出绛石耳，非玄精也。”

　　最让人愤怒的则是官商勾结，一起制售假药的现象。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外集》对官方制药造假现象进行了曝光，书中记载，官办和剂局、惠民药局对百姓的所售药材竟然大有问题，“药材既苦恶，药料又减亏”。然而对权贵却不敢有半点虚假，人们对此称之为“谓惠民局为惠官局，和剂局为和吏局”不仅曝光了假药，还揭露了赤裸裸的药品特供。

　　这种置人生命于不顾的制售假药现象，公愤极大，有官员甚至公开发飙。南宋地方将领张安国就张榜痛骂造假者： “曾眼见货卖假药者，其初积得些少家业，自谓得计，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禄料都被减克，或自身多有横祸，或子孙非理破荡，致有遭天火被雷震者……寻常误杀一飞禽走兽，犹有因果，况万物之中，人命最重，无辜被祸，其痛何穷，词多更不尽载。”此话可见，张安国对造假者恨之入骨，甚至诅咒他们早晚遭报应，天打五雷轰。

　　当然，对制售假药者也有严厉的处罚。如南宋一起假药案件，贩假药者被判“勘杖六十，枷项本铺前，示众三日”的处罚，不但挨打，还有示众三天。南宋诗人刘克庄在《后村集》中记载，“惠民五局以伪药给卖，诏监官管淇、陶大章、闾丘椅各鐫一官，藩师文展，磨勘二年”。作为官方药剂局，制售假药，主要领导干部降职处理，或给予磨勘两年的处分。磨勘，即重新考核。

　　对于宋朝时期药品的监管问题，笔者梳理史料发现了一些矛盾。如南宋陈起《江湖小集》中记载，宋代和剂、惠民药局，生产销售药品均有专官监督，甚至皇帝都要偶尔亲自品尝官方药剂局的药品，名曰“主者不敢苟，直廉则贫者易以得”。这点恰恰与笔者前文所述的官方药剂局官商勾结的劣迹所矛盾，都是同一个官方药剂局，都是同一时期，为何和有两种说法呢？笔者猜想，官府有监管措施肯定不假，但是否真的能监管到位就很难说了。

　　假货猖獗，百姓遭殃。“有真病，无真药”让人们感叹世风日下，甚至发出要“力挽颓风”的倡议。也许你会感到时间恍惚，但一千年前的中国社会现实就是这样无情。

　　很难想象，一个到处充满着商业欺诈的社会将是怎样一幅恐怖的图景。卖变质炊饼的武大郎挣了钱，去喝掺了水的酒，酒坊老板拿钱又去药店买假药，药店老板转回来又要吃武大郎的变质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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