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及其活动

    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民族危机日趋加重，甲午战争一役，更给中国带来巨大震动，亡国、亡种乃至民族文化的毁灭顿成迫在眉睫的威胁。康有为以极大的爱国热忱，奔走于救亡活动，而保教又是其活动的中心内容之一。康有为自谓：“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康有为所说的“教”乃是孔教。孔学本无“教”之称，被改造成“孔教”亦自康有为始。“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他著《孔子改制考》，则是“特发明孔子为改制教主，六经皆孔子所作，俾国人知教主，共尊信之。”自此，康有为亟亟奔走于立教、保教，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更提出“传孔子之道于外国”的建议，其论曰：“设‘道学’一科，该科之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明诏奖励，赏给国子监、翰林院官衔，助以经费，令所在使臣领事保护，予以凭照，令资游历。若在外国建有学堂，聚徒千人，确有明效，给以世爵。余皆投牒学政，以通语言、文字、测绘、算法为及格，悉给前例。”从而发出了向海外传播儒学之先声。

    一、以建立孔教和向海外传播孔教与基督教抗衡

    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思想的产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基督教传教的刺激。近代以来，基督教教会以空前规模与态势进入中国。和基督教相比，传统儒学，虽自西汉以来，逐渐被捧上所谓的“独尊”地位，但实际上在组织力和制度化上，却远远无法和基督教相抗衡。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比较耶稣教、天主教、希腊教、犹太教等教的传播状态，认为，“诸教人数比之，二十四年耶稣教多至若是，而吾教未尝有传教士推广，日澌月变，所忧滋大，教变而国亦从之矣。”又说：“泰西以兵力通商，即以兵力传教，其尊教甚至，其传教甚勇，其始欲以教易人之民，其后以争教取人之国。”正因为如此，康有为欲创立孔教，以体制化的孔教与基督教抗争。他的设想是：“令衍圣公开孔教会，自王公士庶，有志负荷者，皆听入会，而以衍圣公为总理，听会中士庶学行最高者为督办，稍次者多人为会办，各省府县，皆听其推举学行之士为分办，藉其名于衍圣公。衍圣公上之朝，人士既众，集款自厚。听衍圣公与会中办事人，选举学术精深、通达中外之士为委员。”“教会之名，略如外国教部之例，其于礼部则如军机处之与内阁，总署之如理藩院，虽稍听民举，仍总于衍圣公。”孔教成立后，便可以“国教”之尊与教皇定约、定律。因“教皇无兵无舰，易与交涉”，而双方处在一个等势的地位。衍圣公还可“派人驻扎彼国，直与其教皇定约、定律，尤宜措词。”交涉更为直接。这样，不仅国内处理教案“皆有定式”，“小之无轻重失宜之患，大之无借端割地之害，其于存亡大计，实非小补。”而且，形成一种与基督教对等对抗的实体力量。在建立孔教会的同时，康有为还建议，仿效基督教跨海传教的方式，到海外传教。尤其在海外华侨中争取阵地。正如其在《上清帝第二书》中所言：“若南洋一带，吾民数百万，久隔圣化，徒为异教诱惑，将沦左衽，皆宜每岛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多领讲学生分为教化。将来圣教施于蛮貊，用夏变夷，在此一举。且借传教为游历，可�夷情，可扬国声，莫不尊亲，尤为大义矣。”

    二、以海外传教保存中国文明种子

    在创立孔教的思想深处，康有为还有一个深入的考虑:中国如果灭亡，如何复国，而复国的希望，就是藉孔教之海外传播，保存中国文明的种子。他通观历史：“夫耶路撒冷虽亡，而犹太人流离异国，犹保其教，至今二千年，教存而人种得以特存；印度虽亡，而婆罗门能坚守其教以待后兴焉。若墨西哥之亡也，教化文字并灭，今人种虽存，而所诵皆班文，所行皆班化，所慕皆班人，则墨人种面目虽有存户，然心魂已非，实则全灭也。”在他看来，一国之存，不在人种，而在文化。文化若存，复国有望。文化若灭，纵使人种犹存，亦无异于全灭。故而其倡议传播孔教于海外，又有保存中国文明种子于海外之心思。他的高徒，也是后来纽约孔教会的创办人陈焕章在《孔教会序》中说：“焕章目击时事，忧从中来，惧大教之将亡而中国之不保也。……诵读经传以学圣人，敷教在宽，藉文字语言以传布，有教无类，合释老耶回而同归，创始于内国，推广于外洋，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运，大昌孔子之教，聿昭中国之光。”其所言亦康有为之所欲言。

    三、以孔教海外传播实现世界大同

    康有为深信世界必趋于大同，而儒学则是实现世界大同中的核心文化元素。在万木草堂讲学的时候，康有为就将儒学中的“仁”诠释为宗教的“博爱”，所谓“仁者，天地凡人类之同也”。“诸教皆本于仁”，“智、仁、勇三字，括尽天下道理”。所以，儒学的基本价值理念，不是仅仅属于中国的，而是属于世界的。1904年康有为在赴欧途中写成《意大利游记》，阐述了他思想上的一个变化：“吾昔者视欧美过高，以为可渐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又说：“且观今者欧美风俗人心，与中国正相若，其去性善自由，皆甚远也”。既然欧美的道路无法“渐至大同”，则只有孔教可救世界。故康有为言：“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孔子于今日，犹为大医王，无有能易之者。”在康有为的文化想象中，欧美人对于孔教的海外传播，将击掌欢呼，“且喜吾孔孟之教，将盛行于彼都，而大变其陋俗”。梁启超曾择发康有为的意旨说：“不知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四、康有为向海外传播孔教的实效与评价

    康有为关于成立“道学”一科，并将该科有高才硕学、欲传孔子之道于外国者派出海外的建议虽然未能得到实现，但他所创立的孔学会藉海外华侨之力，在海外得到蓬勃发展。东南亚、日本、朝鲜、美洲，都有孔庙学堂的建立。康有为自述：“鄙人于戊戌之年，开孔教之会，立大同学校于日本之横滨，与门人徐勤，实始创圣诞之纪念大典，祁祁学子，莘莘俎豆，吾华之群商及日本之元老大隈伯、与其大臣犬养毅等，咸来行礼。自是推行于海外，日盛而弥彰。”1910年，他回忆孔教在海外传播情况时说：“乃年来孔子之祀，尊孔之会，创发于海外，波靡于美亚，风发响应，雾沓鳞萃，岁月有加，增华滋盛。”考诸史实，这些说法大致不错。康有为关于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成分很复杂，其基本立场虽基于保种保教保国，但又掺杂了康本人的大同思想以及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成分。在树立孔子为教主，孔教为国教的同时，亦不乏藉孔教之成立与传播，树立个人创教之教主地位的企图。但无论如何，康有为关于向海外传播孔教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文化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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