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福建的“宰白鸭”

　　这里所说的白鸭，并非人们常常食用的鸭子，而是指清代民间械斗中一种特有的称呼。清代民间械斗频发，表现出政府对基层社会控制力的薄弱和吏治的腐败。福建等地民间械斗或斗殴案件中，往往有雇人顶替凶手的情况，历史上称之为“宰白鸭”。

　　清王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近年来学术界颇有研究，相较于此前的历代王朝而言，清代的社会控制算是较为有力的了。但是，即便如此，政权主要控制也只到县一级，在县以下的行政管理，主要依靠乡绅、生员、宗族和保甲四种方式进行。四种方式中，宗族势力最大，其他三种管理方式往往需要与宗族结合，而乡绅等人往往也是宗族势力的代表。政府对于乡村的控制力极为有限，民间的械斗发生频繁，而基层政府对此往往无能为力。

　　清代的民间械斗，以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最多，其中福建一省规模最大。

　　闽中各地，外来移民很多，一般都聚族而居，以便自保。当地风气，最重名声，赵翼《簷曝杂记》卷四载，当地人凡是做官、受到朝廷旌表节孝之类，必建高大牌坊于通衢大道，用来彰显来族名声。泉州城外，牌坊多达数百座，并列达半里地之远。而葬坟也必树碑，如果墓葬几里内有道路，往往将碑立于大道旁，为的就是让人知道本宗族的名声。

　　乡间宗族势力的强大，成为械斗的动因之一。道光、咸丰年间曾在福建等的做官的张集馨，在《道咸宦海风闻录》中记录了当时福建各地的民间械斗之风。“漳、泉、兴、永，民风蛮悍，械斗习以为常，数百年来斗风示熄。”他在书中记录漳州一地的械斗情况颇为详细：漳州这地方，与广东潮州和福建泉州相邻，风俗相近，械斗之风极盛，其中以龙溪、漳浦、云霄三地为甚。当地居民，多半聚族而居，一大姓则立红旗，若干小姓聚集一处则立白旗，以地方志的记载来看，从明永乐年间起，这里的械斗就没有停息过。各宗族之间，世代结仇，难分难解，常常因为很小的事情就相约械斗。起初，可能还有些事想通过官府来解决，但报官的案件往往得不到公平处理，处理也没有人服气。于是就在宗族、村社间以武力方式解决所有纠纷，后来经常发生掳人勒赎，纠众互斗的事件，以至于后来成为冤冤相报，世代为不解之仇，你杀了我的兄长，我杀了你的父亲，代代相传，一有小事纠葛，就发生大规模的械斗。

　　械斗时，大姓则合族相帮，小姓则若干姓互助，本村社壮丁不足，则出钱到外姓招募，民风好勇，以必死者为能。参加械斗的人，家中妻儿往往笑脸相送，不望生还。有时父子二人，受雇于敌对双方，到了战场上，则各为雇主，如同陌路。受雇者死一人，则由雇主方给洋银三十元，在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妻小也得到赡养。战斗时，鸣金而进，放火而退，一声令下，则刀枪齐出，奋不顾身。械斗结束后，双方各点死伤人数，死伤互抵外，如有不足，再向官府报告，索取赔偿。械斗时受雇于双方者，也许是亲戚朋友，战场彼此生死相搏，决不相顾。事后，亲戚间照常往来，如同战斗并未发生一般。

　　地方驻军和各县衙门，对于民间械斗多束手无策，甚至从中渔利。战斗开始时，如果官府或军队出面干涉，则枪炮相加，官方只好不再过问。械斗结束后，官府前去双方收取械斗费，如有不缴，则组织乡丁和官军，对其进行扫荡，如同强盗。道、咸以后，斗者日穷，械斗费拖欠情况日益严重。

　　对于地方上这种大规模的械斗，最高统治者也有耳闻。咸丰九年(1859年)张集馨升任福建布政使，按制进京觐见皇帝。在召见过程中，咸丰帝曾问起福建民间械斗的情形。问答之间，张向咸丰帝报告，械斗大约起于明永乐间，当地大姓一般成百上千家聚居一处，小姓也多数十、百家不等，宗族间矛盾暴发时，小姓纠集数十姓与大姓互斗。咸丰帝很关注当地官府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问道：“地方官不前往弹压吗？”张回答：“从前过惠安时，曾亲眼见过械斗的宏大场面，当双方酣斗时，官府禁令根本就不理会”。又问：“出现死伤如何处理？”答称：“如果大姓毙小姓二十命，小姓毙大姓十命，相抵外，还要报到官府，照价索取赔偿。有时会出现官府前往捉拿凶犯时，早已逃亡，官府就烧毁村庄，通辑案犯。也有贿赂求和，不再追究的。”咸丰又问：“一条命要多少钱？”张回答：“要给家属三十洋元，并在祠堂设立忠勇牌位”。咸丰听到这里并未再追问，把话题转向了别处。

　　从咸丰帝与地方大员张集馨的对话中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民间械斗，只要不对其统治构成根本的威胁，人民的死活并不放在心上。至于官府在其间的作用，是不是做了较好的处理，官员和驻军是否受贿，也不会认真追究。专制帝王的关心民瘼，肃清吏治，不过如此。

　　深究起来，地方官员有守土之责，对于械斗之风长盛不衰，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久任于当地的官员，按例对于械斗的处理方式，只是追缴械斗费，如果不缴，“官即带差役千余人，前往洗庄，房屋树木，一概毁伐。”换言之，只要交了械斗费，一切即可了结。另一方面，张集馨也提到，一般地方的官员，对于民间案件处理，往往都能捞取好处，但在械斗频发的地区，则只有这种人命大案，才能得到一定的贿赂，地方官员因此也不愿放过这种捞取好处的机会，自然也就不会认真的采取措施，防范和解决械斗的问题。不独福建一省如此，凡械斗较多的闽、粤、赣等地，概皆如此，《清稗类钞》说到广东械斗时说：“故遇此等案件，县署幕友、书吏以及刑差、门皂均有例规，即县令亦有照例之馈遗焉。”

　　在人命案件的处理上，地方上形成惯例，只要死者家属和宗族得到一定的赔偿，并不追究所谓凶犯是“真凶”还是出钱买来顶替的。于是，一场械斗或人命官司中，凶犯多是出钱买来的，俗称为“宰白鸭”。“凡械斗案，顶凶率十居八九也，其气习如此”(清·赵翼《檐曝杂记》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5月版，第79页。)。

　　清人陈其元在《庸闲斋笔记》记载了他的父亲在福建审理的一起“宰白鸭”案件。一次，地方上发生人命案件，县衙抓捕后交上来的凶犯年纪还不到十六岁，样子也很文弱，而死者身上有伤十多处，也不象是一人所伤。府州官员提取凶犯复审，这个年轻的凶犯口供滔滔不绝，说起来极为流畅，与县令报上来的公文中所说丝毫不差。再令复述一遍，还是一字不差。因为这个“凶犯”早就背熟了供词。再三审问，这凶犯坚不改口。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开导”，人犯终于哭泣喊冤了，原来，这就是一个“白鸭”。于是发回县里重审。不料，没过多久，县里又把这案子报了上来，凶犯还是那个年轻人。这回再怎么审问，年轻人再也不肯改口，坚称自己就是凶手。案子报到省里，反复审问，仍坚供如前。问他：“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下得了毒手？”答曰：“恨极了，所以如此。”最后，省里只能照县令原案定罪了事。后来，将案件发回县里重审的府员曾遇到凶犯被押回县里，问他究竟为什么又一次认罪，他流泪说出了真相：当案件发回重审时，县令对他施以酷刑，他的父母也到牢中来骂他，说卖他顶罪的钱已经用完了，你在府台那里翻供，是害了父母，你要是出狱，一定整死你。这年轻人反复想，认罪是死，不认罪也是死，不如认罪了，认罪还可以顺从父母，于是就再次认罪了。

　　清代此类顶罪事件并非福建所独有，只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宰白鸭”这个名称罢了，诚如清人所说：顶凶这类事每每出现在械斗这类事中，顶凶者或本来就有死罪，或者是同样案犯中的贫穷者，或者是身体有疾病者，以一人死而免众人之罪，家小也从此有人赡养，所以往往会有此类事发生。上面这个案件中，“白鸭”的父母因为贫穷或急需用钱，收了人家钱叫儿子来“顶凶”，就是其中一种典型的情况。“薄罪代杖，重犯顶凶，极平常事也。”(清·刘体智《异辞录》卷二，中华书局，1988年10月版，76页)社会之黑暗，于此可以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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