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看“洋鬼子＂:活生生的＂妖怪”

康熙手谕：西洋新来之人且留广州学汉话。

法国领事与抗法名将(1896年，广西)

    再没有一张照片能这样形象、准确，而且真实地反映当时中西文明的对比了。作为一个外交部的文官，方苏雅的年轻、英武令清朝的一代名将苏元春露出了老迈，那身表明其官衔(一品)的裘皮大衣和厚底靴也更显沉重。他们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但方苏雅认为他们没有共同思想，根本一直就是个陌生人，尽管“方苏雅”这个名字就是苏元春所取：方是来自于“弗朗索瓦”，苏来自于“苏元春”，雅自然是附庸风雅。

    首先必须声明：本文所指的“洋鬼子”并不包括生活在中国周围的一些亚洲国家的居民，像朝鲜人、日本人、越南人甚至印度人等都不在此列。由于这些国家历史上和中国交往较早，往来还算密切，其中像朝鲜、越南以及缅甸等国家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实际上的附属国，中国人对于这些国家和其人民均有一定的了解。这里所说的“洋鬼子”特指那些近代以来才开始大批蜂拥而至中国传教经商和游历的欧美人。

    在由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的第一章里，曾经深刻地指出：“18世纪发生了三个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最为学术界注意的是欧洲人的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

    实际上，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方人进入中国并非始于18世纪。譬如，著名的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和此后进入中国的德国耶稣会传教士汤若望，都是在明朝中后期进入中国并长期居住于此的，而此前在元朝就已经有欧洲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因此，严格说起来，《剑桥中国晚清史》的上述提法不算太准确。更加确切一点的表述应该是：“以欧洲人为代表的西洋人的大量到来，并牢牢地在这里扎下了根”才是决定“中国此后历史命运的变化”的三大原因之一。

    由于大批西方人漂洋过海进入中国，给这个古老的国度带来了一种异质的精神和物质文明，这对一向处在超级稳定状态之中，社会生活数千年来变化不大的中国来说，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冲击。

    不能讳言的是，对于这些长着蓝眼睛、高鼻梁、金黄头发的欧美人，当时绝大部分中国人几乎是一无所知的。即使那些自以为对外洋世界和生活在那里的人民有所了解的博学之士，他们的见识其实也多半只是“强不知以为知”，充满了妄自尊大的文化上的偏见和误解。这种情况甚至在经过了鸦片战争，和遥远的英国正式打了一仗，也没有立即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普遍的还是“镜中看花，水中望月”。

    孙子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实际上，我们只要看看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官员和学者乃至民间对于西方世界的整体认识，就会知道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所碰的一系列钉子，并非是一些偶然的因素造成的，而实在是有着更深层次的文化层面的必然诱因，这诱因就是建立在闭目塞听之上的对于外洋世界的惊人的无知和一系列荒唐走板的误判。

    让我们先来看看所谓的“康乾盛世”时代的官方文件是如何看待西方世界的吧。

    乾隆时代曾由官府出面修纂了一部《大清一统志》，这部书提到欧洲当时的强国葡萄牙时，竟然说这个国家“近满刺加�马六甲  ，奉佛教”。现在我们知道，葡萄牙是典型的西欧国家，和马六甲海峡根本不在一个位置上，说这个国家的人民信奉佛教，更是驴唇不对马嘴。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时的中国人就是这样看待这个国家的。

    在闭关锁国政策的笼罩下，广东省一度是清朝允许和“洋鬼子”打交道的唯一的中国省份。按理说，这个地方开风气之先，对于外面的世界的认识理应比较客观。但在道光二年刊印的《广东通志》中，却连美洲和非洲也分不清楚，硬是把二者混为一谈，胡说什么“利未亚为五大洲之一，其地有……亚非利加、奴米第亚�纳米比亚  。亚非利加即亚米利加，有陆路通小西洋之如德亚�今天的巴勒斯坦地区  ，今分为南北。”从中可以看出来，编写这本通志的人脑子里根本就是一团糨糊，连最起码的地理常识都不具备的。

    和对外洋世界的惊人无知相联系的是，在清朝官方的正式文件里，举凡提到“洋鬼子”，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一副趾高气扬的文化优越感蔑视地称呼人家为“夷”，如“英夷”、“法夷”等。在古汉语里，“夷”字最早用来指中国东部的一些部落，后来泛指那些在中国周边，典章器物明显落后于中国的蛮夷之邦。用“夷”来称呼欧美国家，显然表示清政府是把这些欧美国家当成和越南、朝鲜一样臣服于中国的附属国家了。这就难怪当年在马戛尔尼使团来中国时，清政府要动用“理藩院”予以招待了。

    另外，在“夷”字之外，还要在这些国家的汉字名称上统统加上“口”字旁或者“犬”字旁，如“咪夷”(美国)等等。这样的称呼法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才在“洋鬼子”们的严正交涉下正式从朝廷的官方文件里去除。

    不特对于欧美国家的地理、历史和国情等无知，对于“洋鬼子”的认识更是荒谬到可笑复可悲的地步。在这一点上，即使是那些以博学著名的学者和素有开明之称的官员也未能幸免。

    譬如，在晚清的道光年间有一位朝野公认的博学之士，他就是俞正燮。俞正燮博览群书，精于经史，卓然一代大家，著有《癸巳类稿》、《癸巳存稿》等名著。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先生在谈到洋人时，竟然认为：“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生理结构不一样，中国人肺六叶，洋人四叶；心七窍，洋人四窍；中国人的肝在左边、洋人的肝在右边；中国人的睾丸有两粒，外国人的睾丸有四颗。”(转引自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

    面对蜂拥而来的“洋鬼子”，中国的读书人首先想到的是古代的那些神话著作《山海经》和《淮南子》。还在乾隆盛世时，大学者纪晓岚就把传说中的欧洲等地同《山海经》中的记载相互参照比附。按照这一逻辑，在那里生活的居民也就很难逃脱《山海经》里那些半人半鬼的形象。譬如，生活在鸦片战争前后的江苏诗人陆嵩材在其《江州述感》中，就如此“妖魔化”英国人：“白者乃真鬼，语音类禽鸟，胫长面多毛，眼绿疾顾。”而和陆嵩几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诗人汪仲洋在描写英国人时，所用的也是这样一副笔墨：“鹰嘴猫眼须发赤，锦缠花腿到腰身。”其小注云：“英夷之腿极长，青布缠裹，直立，不能超越腾跑。睛色碧，畏日光，卓午不敢睁视。”诗人所描写的英国人形象，明显就是活生生的“妖怪”或者说“非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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