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学业后,辜鸿铭听从当时在新加坡的语言大家马建忠的劝说,埋头研究中华文化,并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苦读中国典籍。他在晚清实权派大臣张之洞幕府中任职二十年,主要职责是“通译”。他一边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一边精研国学,自号“汉滨读易者”。
辜鸿铭博通西欧诸种语言、言辞敏捷的声名很快在欧美驻华人士中传扬开来。他给祖先叩头,外国人嘲笑说:这样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饭菜了吗?辜鸿铭马上反唇相讥:你们在先人墓地摆上鲜花,他们就能闻到花的香味了吗?他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说美国人没有文化,在轮船上用纯正的德语挖苦一群德国人。
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辜。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极为尴尬,不知所对。
同时作为东方文化的捍卫者,辜鸿铭的声誉也逐渐显赫起来。辜鸿铭在北京大学讲课时对学生们公开说:“我们为什么要学英文诗呢?那是因为要你们学好英文后,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温柔敦厚的诗教,去晓喻那些四夷之邦。”
在那样的时候,他还嘴硬,叫西方为“四夷之邦”,为此,许多人仅仅把他当成一个笑料的制造者,却忽略了他内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对东方文化的积极思考,忽略了他对这片土地命运的深切关注,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坚定而绝望的挣扎。
自1883年在英文报纸《华北日报》上发表题为“中国学”的文章开始,他昂首走上宣扬中国文化、嘲讽西学的写作之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几年里,他还将《论语》、《中庸》译成英文,相继在海外刊载和印行。后来又翻译了《大学》。
他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古老的东方理论中还加入了歌德、席勒、罗斯金及朱贝尔的有启发性的妙语。在他之前,中国的古经典从来没有好的译本。
从1901至1905年,辜鸿铭分五次发表了一百七十二则《中国札记》,反复强调东方文明的价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国的牛津运动》(德文译本名《为中国反对欧洲观念而辩护:批判论文》)出版,在欧洲尤其是德国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大学哲学系将其列为必读参考书。1915年《春秋大义》(即有名的《中国人的精神》)出版。
他以理想主义的热情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灵丹,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锐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义》德文版出版了,在正进行“一战”的德国引起巨大轰动。辜鸿铭认为,要估价一种文明,必须看它“能够生产什么样子的人,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他批评那些“被称作中国文明研究权威”的传教士和汉学家们“实际上并不真正懂得中国人和中国语言”。他独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国人和中国文明,那个人必须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纯朴的”,因为“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文明的三大特征,正是深沉、博大和纯朴,此外还有“灵敏”。
辜鸿铭从这一独特的视角出发,把中国人和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进行了对比,凸显出中国人的特征之所在:美国人博大、纯朴,但不深沉;英国人深沉、纯朴,却不博大;德国人博大、深沉,而不纯朴;法国人没有德国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国人心胸博大和英国人心地纯朴,却拥有这三个民族所缺乏的灵敏。只有中国人全面具备了这四种优秀的精神特质。
也正因如此,辜鸿铭说,中国人给人留下的总体印象是“温良”,“那种难以言表的温良”。在中国人温良的形象背后,隐藏着他们“纯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鸿铭写道,中国人“过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种心灵的生活”。
辜鸿铭生活在一个不幸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里,只要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就只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争,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价。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祖国,辜鸿铭为中华传统之断落而忧患,为炎黄文明之涂炭而忧患,他在笔记《张文襄幕府纪闻》中表达了自己对中国文化的自尊与忧患的深层叹息。
辜鸿铭狂放的姿态,是他带泪的表演,是以狂放来保护强烈的自尊。当时西方人见到中国街市当中,遍挂“童叟无欺”四字,常对辜说:于此四字,可见中国人心欺诈之一斑。辜顿时语塞,无以自遣。实际上,因为眼界比同时代的人要开阔许多,那种不幸辜鸿铭比任何人都体会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执的态度来表达自己对中华文化的热爱。
他学在西洋,却喜欢东方姑娘,尤其喜爱中国姑娘的小脚。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脚,他一见钟情、终身不负。民国建立后,他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用偏激的行为方式--留辫子,穿旧服,为纳妾和缠足进行头头是道的辩解,来对抗整个社会弃绝中华传统的畸形走向。辜鸿铭一生主张皇权,可他并不是遇到牌位就叩头。
慈禧太后过生日,他当众脱口而出的“贺诗”是“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袁世凯死,全国举哀三天,辜鸿铭却特意请来一个戏班,在家里大开堂会,热闹了三天。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辜鸿铭生平喜欢痛骂西方人,反以此而见重于西方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并总能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
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用英文讲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却要两元,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辜鸿铭在西方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与幽默。某天,辜鸿铭在他位于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
辜鸿铭辩才无双。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时,与张之洞有过一些接触。辜鸿铭是张的幕僚,作为见面礼,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刚出版的《论语》英译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国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他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
辜鸿铭见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在北大,受蔡元培、黄侃、洋教授的青睐,但却是西化分子的死对头。
对于胡适等人的白话文运动给国人带来传统文化断层上的灾难,曾经早有预见,但最终,民国政府还是在小学课本废除了文言文,给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造成了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辜鸿铭,作为一个出生在马来西亚的华侨,用自己的努力捍卫着中华民族的尊严,是他,促使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近代中国的人物。
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的尊敬的人物,然而在他的祖国中国,却屡屡被自己的同胞和学生嘲笑唾骂误解着,我们不能不遗憾那样的时代里,我们的大多数青年的幼稚和愚。1928年4月30日,辜鸿铭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初见时,很多人都觉得辜鸿铭先生为人太过怪诞,甚至有些迂腐,常不觉好笑。而相处后,很多人都会对辜鸿铭先生心生仰慕,甚至将其视为传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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