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汉武帝成霸业的关键因素

一、气吞万里的伟丈夫

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的皇帝。自战国以来，匈奴的侵犯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汉朝建立后，始终面对强悍匈奴的军事威胁。尽管汉初以来一直实行“和亲”政策，但几名公主和无以数计的财物赠送并不能满足匈奴贵族的贪欲。送东西他们收下，送公主他们留下。

但只要机会合适，匈奴照样出兵大肆抢掠一番，让汉朝苦不堪言又无可奈何。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汉朝的国力已经足够强盛，刘彻审时度势，决定放弃“和亲”，采取强硬的攻势作战行动，派大军深入匈奴腹地进行决战，彻底去掉这块心病。但这个决定可不好下。

匈奴是马上生、马上长的游牧民族，迁徙不定，虽然他们进扰汉朝边境如家常便饭般容易，但要去主动找他们决战是一件很艰难的事。长安远距匈奴腹地近万里，十几万人要在茫茫戈壁、漫漫黄沙中先走上几个月。

传递军情基本上靠马蹄子，即使最快的马，奔波一个来回也要个把月。联络不便，地势又不熟，此去要么是出其不意、抓住匈奴主力，秋风扫落叶;要么是孤军深入，深陷大漠之中，十几万大军可能尽丧匈奴人马刀之下。

面对这种种风险，刘彻没有退缩，而是周密布置，选择良将，不断总结经验，最后打赢了这场边境反击战，把匈奴远远的赶到了大漠的北边，确保了边境的安宁。是刘彻造就了真正的骑兵时代。骑兵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乃至世界军事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而使骑兵真正成为一个战略军种就始于中国的汉武帝。汉代骑兵的发展大致可以刘彻的统治时期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之前是骑兵与车兵并更、以车兵为主，此后则由骑兵完全取代车兵，进而成为汉代军队的主力兵种。

汉军在与匈奴的频繁交战中，越来越感到车兵在作战中笨拙、被动的弱点以及匈奴骑兵机动、敏捷的明显优势。于是，刘彻全力发展骑兵，使汉匈之间的战争形态完全成为骑兵与骑兵的对抗，从而使中国古代骑兵完成了由一般辅助性军种向战略军种的转变，成为战争的主力。

在骑兵迅猛发展的同时，养马制度也不断建立健全。据《史记》载：汉武帝时期“盛行养马”，以致“街巷之中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名将霍去病远征漠北时，己能动员战骑二十四万匹随同出征。

战略决策的正确使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的逆转。从公元前133年到公元前119年，十几年时间，汉与匈奴打了十几仗，每次用兵少则几万，多则三十多万，实施了河南战役、河西战役、漠北战役等几次大规模的进攻。

给匈奴以沉重打击，迫使他们唱着”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的哀歌，远避漠北，致使“漠南无王廷”，长期以来来自匈奴的威胁基本得到解除，边境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

二、能臣良将的知音

公元前141年，刘彻十六岁，即皇帝位，君临天下。十六岁的少年天子，雄心勃勃，很想一展才华，有一备大的作为。他深知要想治理好国家，就必须选贤任能。

所以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诏征集天下贤人。消息传遍全国，学子振奋，或举荐，或自荐，各地贤良之士，纷纷汇聚京师。刘彻十分重视，亲自出题，亲自阅卷，亲自面试，从中选拔了大批人才。

刘彻用人的标准就是“博开艺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学”，“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者，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才学，不管是哪一方面的才学，只要愿意为大汉王朝的事业奋斗，都可以得到任用。

在正常的选官制度之外，刘彻用人唯才是举、不拘一格。如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儿宽，以及严助、朱买臣等重臣都是从贫苦百姓中选拔上来的;御史大夫张汤、杜周和廷尉(负责司法)赵禹则是从小吏中选拔出来的。

金日禅是匈奴王子，因战败被没入汉朝宫中养马，这样的身世竟然能够与霍光、上官桀一齐被选拔为托孤的重臣。正因为如此，刘彻时期人才济济，后世写(汉书)的班固在写到这一段时惊叹道：‘“汉之得人，于此为盛!”。

尤为突出的是刘彻对卫青、霍去病等人的重用。卫青，原本是刘彻的姐姐平阳公主府上养马的家奴，是连大厅都不能进的下等人，主要呆的地方就是马厩。但刘彻察知了他的本事后，把他提拔为将军，让他率兵出击匈奴。

卫青也不负所托，别人打不胜的仗他能打胜，别人在大漠中迷路找不到敌人他能找到，仗越打越顺手，官越升越高，直到做了大将军这一军中最高职位。霍去病，是卫青的外甥，被刘彻委以重任时还不到二十岁。

刘彻认准他是个了不起的将才，放手让他领兵打仗。没想到霍去病特别争气一直把匈奴人赶到万里以外，直到多年后，霍去病死了，匈奴人一提起他还打哆嗦。着着实实地替大汉王朝出了一口恶气，不愧为一代名将!

董仲舒是一介书生，自幼熟读儒家经典。为了刻苦攻读，曾三年不出门，以致不知春夏秋冬。刘彻审阅其试卷时，被其惊人的论点、严谨的逻辑和优美的语言所摄服，在试卷上批了“贤良之首”四个大字。并命人速传董仲舒进官当面策问，君臣间就天道、人世、治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刘彻被他的君权神授、天下一统的宏大理论所振奋，采纳了他的”罢默百家，独尊儒术”建议，从此把孺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张骞是一位普通的郎中(侍卫)。刘彻任命他作为汉朝的特使去联络西域各国。

通过两次出使，开辟了东起长安，中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翻过帕米尔高原，通向中亚和西亚，西达地中海东岸的贯通亚欧的大通道，绵延一千多公里的“丝绸之路“。这条大通道的开辟，对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中国多民族同家的形成，意义重大。

三、敢干“罪己”的勇气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下“罪己诏”的皇帝。刘彻在登基前是一个好学上进的皇子，他的兴趣十分广泛，学黄老，习儒术，调丝竹，做辞赋和舞刀剑，样样在行。

他胸襟开阔，广结良友，认真学习父皇如何理政，注意观察大臣的举止言行，为将来顺利接班，做着全面的准备。

当上皇帝以后，年轻的刘彻并没有觉得大功告成，而是更加勤奋。他严于律己，勤于政事，有时一天只睡四个小时。到中年时，刘彻终于完成了儿时的愿望，成为了一位威严、英武的帝王。他的自信心也空前高涨，觉得可以与自己儿时的偶像秦始皇比肩了，秦始皇做过的事他也有资格做了。

于是他大修离宫别院，四方巡视。泰山封禅。后来，又觉得只是用造房子、封禅什么的来稿劳、褒奖自己不足以显示自己的“伟大”。就选择了用“年号纪年”的方式，将岁月烙上个人的印记，来让人们在过日子的同时都能铭记自己的丰功伟绩，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年号—“建元”。

刘彻在许多方面学秦始皇，不仅好的学，不好的也学，以致连秦始皇迷信长生不老的毛病他也学到了。结果自然是与秦始皇一样，除了被那些方士骗了不少银子外，一无所获。不过刘彻毕竞是刘彻，他很快清醉过来，到了晚年，对自己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检讨，下了一道”罪己诏“。

公元前89年，刘彻当皇帝的第五十二个年头，当桑弘羊等人按照以往的思路奏请在西域的轮台继续屯田，并且为此要向百姓每人多征收三十钱的斌税时，刘彻颁布了一道著名的诏书。

除了说屯田“扰劳天下”，不要再搞了，百姓的钱也不再多收了之外，在诏书中，还明明白白地说：“我自即位以来。做了许多不合理的事情，使天下的百姓愁苦。过去的事已经不可追悔了，从现在开始，凡有伤害到百姓利益的事，凡有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律罢除。“

要实行去除苛政、减轻税负、恢复农耕、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政策。这就是历史上有名“轮台悔过”。刘彻这种勇于承认错误的勇气，这种对国家百姓的责任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虽然这样做的初衷是感觉到了王朝的危机，是为了凝聚人心，但以帝王之尊，敢于承认自己的错误，并知错能改，及时调整统治政策，这也正是汉武帝的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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