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洋帅汉纳根：德意志雄鹰翱翔北洋

　　人物小传：汉纳根Von Hanneken （1855-1925），德国人。陆军大尉，1879年由德国军队退伍，由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请来华，在天津任军事教官兼充李鸿章副官，并负责设计和建造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炮台。1894年7月23日由大沽口搭乘运送清军的英国商船“高升”号往朝鲜。25日，“高升”号在丰岛附近海面被日军舰击沉，汉纳根根泅水得免于难。不久，应李鸿章之聘以花翎总兵衔入北洋水师充总教习兼副提督。后离开北洋水师，清末转而经营井阱煤矿，直到1917年中德断交。1918年底被中国政府遣送回国。1921年再度来华。1925年在天津逝世。

　　甲午事迹：修筑炮塔、编练新兵

　　1894年9月17日，西太平洋洋面。

    大清北洋舰队10艘军舰与日本联合舰队12艘军舰，展开血腥厮杀。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铁甲舰决战，英国、法国、德国等纷纷派出军舰，在远距离观战。

　　北洋舰队中的德国、英国籍军官，与大清官兵一道，在猎猎的黄龙旗下浴血奋战。从旗舰“定远号”上通过旗语指挥着大清舰队的，就是以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副提督、德国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ken)及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为首的指挥核心。丁汝昌受伤后，刘步蟾在汉纳根协助下，接过了指挥权，两人共同督战。

　　战到下午3点半钟，北洋主力战列舰定远和镇远，被5艘日舰团团包围，弹如雨下。日本的记载显示，两艘主力军舰“在溜霰弹的倾注下，再三引起火灾。定远甲板部位起火，烈焰汹腾，几乎延烧全舰。镇远前甲板殆乎形成绝命大火，将领集合士兵救火。虽弹丸如雨，仍欣然从事。在九死一生中毅然将火扑灭，终于避免了一场危难。”在刘步蟾和汉纳根指挥下，“各将弁誓死抵御，不稍退避，敌弹霰集，每船致伤千余处，火焚数次，—面救火，—面抵敌”。

　　此时，定远舰的巨炮命中日本旗舰松岛舰，“霹雳一声……松岛舰舰体倾斜，白烟腾起，四面暗淡，海浪涌起，疑鲸鲵也会惊而逃离。巨弹爆炸，又使火药爆炸，如百雷聚落，毒烟充满了整个军舰，伤亡80名，分队长志摩大尉也因之死亡，将士们皆抽泣而不能自持。此时，松岛舰终于因火药爆炸而起火，黑烟冲天。……许多火炮已被击毁而不能发射”。

　　这场大战，从午后1时许开始，足足持续了5个小时。双方互有胜负，势均力敌。

　　汉纳根

　　外籍军官在战场上的英勇表现，得到了大清官方的高度评价。不久，光绪皇帝特别颁发圣旨，嘉奖北洋舰队副提督汉纳根。圣旨说：“洋员汉纳根在海军当差，教练有方，此次大东沟之战，奋勇效力，深堪嘉奖。加恩赏给二等第一宝星，以示鼓励”，随后又因其“在船督战尤为出力”，赏加双眼花翎提督衔，并赏穿黄马褂。

　　这是继洋枪队的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美国人)、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英国人)之后，“国际主义战士们”在大清获得的最高奖励。其中，双眼花翎的奖励尤其珍贵，当年以施琅平定台湾的战功，想用爵位换根花翎，都被康熙皇帝拒绝，认为国家名器，不可轻予；而以曾国藩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大清的再造之功，也同样没能弄上这样一根孔雀羽毛戴戴。

　　汉纳根成为大清朝野争先传诵的英模人物。他受封之后，天津官员纷纷前往北洋驻地拜会祝贺，上海的《点石斋画报》也专门刊登了“西员受贺”一图，以示纪念。

　　在关键时刻为大清国抛头颅、洒热血的汉纳根，还永久地改变了中国军队的礼仪：自从他担任北洋舰队总教习后，一改单膝下跪或作揖的清军军礼，改用了世界通行的举手礼。

　　日耳曼高干子弟

　　汉纳根1855年出生在德国美因河(Main)河畔的黑森州(Hessen)，他的家族是贵族军人世家。这是一个根正苗红的高干家庭，出了好几代的将军，而且还与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 von Deutschland)有点转弯抹角的亲戚关系，属于皇亲。

　　汉纳根的爷爷路德维希•汉纳根(Ludwig von Hanneken)是普鲁士军队的一名军官，当1810年儿子伯纳德•汉纳根 (Bernhard Hermann von Hanneken)出生时，他已经当到了少校，随后升到了少将。

　　伯纳德就是汉纳根的老爸，他10岁时就进了军校，17岁时担任了少尉。1846年，他进入德军总参谋部，20年后就成为德国军队的中将。值得一提的是，伯纳德还是一位著名的国际象棋手。国际象棋术语有一招“汉纳根防守”(Hanneken Defence)就是从他得名。

　　汉纳根也和父亲一样，在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军校，后在德国炮兵中担任上尉。1879年，24岁的汉纳根从德国陆军退役时，他老爸就动用关系，要给他安排远大前程。

　　当时，大清国正在轰轰烈烈地搞改革开放，大抓“四个现代化”(历史学家唐德刚语)，而国防现代化是重中之重，李鸿章在欧洲、尤其德国物色军事教官。而汉纳根的父亲伯纳德与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加入英国籍)既是德国老乡、又是老哥们，谈起儿子的前程，德璀琳自然要鼓动他到中国这片热土上来。

　　经过德璀琳的介绍，估计德璀琳的老朋友李鸿章也批了条子，中国驻柏林公使李凤苞便将汉纳根纳入了聘请名单，签订了七年合同。年轻的汉纳根便成了中国政府的顾问，到天津武备学堂(相当于大清国防大学)出任教官，有了一份丰厚的薪水。

　　对于人的一生来说，有三个关键点：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读什么样的学校、任职什么样的单位，这三点决定着你能进什么样的圈子。年轻的汉纳根三点全占了优，出生在贵族家庭，就读于德国军队(当时最强大的军队之一)，现在，又任教于大清国防军的最高学府。日后证明，尽管汉纳根在天津武备学堂很不安心工作，但这所学校还是为他积累了丰厚的人脉：学生中包括后来的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当时小黎同学还是马队的队长，骑术精良的汉纳根没少给他开小灶，两人结下深厚师生情谊。

　　德国贵族们的婚姻也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来华不久，德璀琳便看中了汉纳根，将他招为女婿，从“老叔”成了“老丈人”。德璀琳一生无子，生了“五朵金花”，5个女儿都“善交际、爱运动”的女儿，她们的夫婿们，也都是中国近代史的在华老外中的“大腕级”人物。大女婿就是汉纳根，做官做到大清的中将，做生意则成了巨富；二女婿腊克，美国人，美丰银行(American Oriental Bank)的经理；三女婿包尔，奥地利人，曾任奥国驻天津领事；四女婿纳森(Edward John Nathan) ，英国人，开滦矿务局总经理；五女婿也是英国人，英国驻华使馆的武官。由于德璀琳全家显赫的地位，“他的家庭在整整一代里成为天津的社交中心”。

　　汉纳根的妹夫阿里文(1847-1927，Ernst Ohlmer)，也是侨居在中国的德国老乡。 此人少年时爱好航海，课余刻苦攻读航海与外文，十多岁时就开始远洋航行，结果因船只失事，而流落到中国，靠给人照相谋生。21岁时(1861年)，阿里文中文已经十分流利，正好大清海关“改制”，老外也能当公务员了，便应聘进入海关。从1872-1880年，他担任了海关总税务司(大清海关总署署长，兼财政部副部长)赫德(Robert Hart)的私人秘书，一直生活随领导生活工作在皇城根下，收藏了大量中国瓷器，而且还常到圆明园西洋楼游览，并拍了不少西洋楼残迹照片。这些残迹照片成为至今仅存的最早的圆明园照片。1885年，阿里文回德国休假，迎娶了汉纳根的妹妹路易丝(Louise von Hanneken)，后来一直在中国各地海关辗转任职。他去世后，其夫人汉纳根将这些圆明园照片赠给专攻中国建筑的德国柏林工科大学教授布尔希曼。20世纪30年代初叶，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了《圆明园欧式宫殿残迹》一书，终于将布尔希曼教授保存的一些西洋楼残迹照片公布于世，也为后人研究西洋楼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大清海上长城

　　高干子弟的机会自然和常人是不一样的，何况是汉纳根这样的确很优秀的高干子弟。他的老丈人德璀琳和李鸿章是哥们，因此，李鸿章对这位年轻的日耳曼贵族青睐有加。1880年，李鸿章奉旨筹办北洋海军，汉纳根得以进入其幕府，担任军事顾问，成了大清国家领导人的身边工作人员。

　　在天津军校教书和做军事顾问的时候，汉纳根十分投入，给学生和军官们讲授步兵和炮兵等科目，训练射击、组织演习等。期间，他和父亲经常越洋通信，多是交流步兵和炮兵的战略战术，十分敬业。在汉纳根努力下，1880年大清终于引进了德国当时最先进的后膛枪“刺针枪”(Zundnadelgewehre，英文needle gun)。这种枪使用枪栓和纸包子弹，并用长长的刺针插入纸包，穿过火药，撞击弹头底部的雷汞来发火，连续射速大大高于前膛枪。德国军队在1841年开始采用，直到1872年，总共生产了160万支左右，成为德国国防力量的重要武器。 没有资料记载，汉纳根是否因提高了清军的现代化而受到表彰奖励，或因帮助德国兵工厂出口军火，而得到高额回扣。

　　在军校时，汉纳根还提出了一句响亮的口号：“今日事今日毕”(Was gemacht werden kann, wird gemacht)，试图变革清军的懒散作风。但终其一生，他都发现，“今日事今日毕”在大清只能是口号而已。

　　李鸿章十分推崇德国的军事技术。早在汉纳根到华之前，李鸿章在派遣军官到德国进修时，就曾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说：“德国近年发奋为雄，其军政修明，船械精利，实与英俄各邦并峙。而该国距华较远，并无边界毗连，亦无传教及贩卖洋药等事……德国军器甚精，臣等近年购用不少……据称，德国陆军甲于天下，而步队尤精于马炮各队……至炮位一项，英德两国新式最精。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此项炮位(克虏伯后门钢炮)取准及远，精利无匹，在西洋各国最为着名利器。”

　　1880年，李鸿章命汉纳根，会同县令陆尔发及英国海军军官柯克(Captain Cocker)前往旅顺勘察炮台及船坞修理之所。根据汉纳根等的考察报告， 李鸿章决定先修旅顺黄金山炮台，并委派其负责设计、建造、监修，整个工程则由法国人承包。1880冬，炮台开始修建，最先是陆尔发协助汉纳根。次年，李鸿章决心将旅顺工程扩大，因此改命海防营务处道员黄瑞兰前往旅顺设立海防营务处工程局，主持炮台及拦水坝的工作。黄瑞兰此人不仅不懂业务，而且贪鄙无能，激起当地民众极大不满，与汉纳根也难以合作。黄瑞兰主持修建的拦水大坝耗银3万余两，结果是个豆腐渣工程，经常塌陷，贻患无穷。1882，李鸿章因母亲病故，丁忧辞职，两广总督张树声被调署理直隶总督。当时，日本已经在朝鲜蠢蠢欲动，法国又在越南称兵，旅顺建港工程十分急迫，张树声与李鸿章商议后，便将“任性乖张”的黄瑞兰调回，选派了营务处道员袁保龄。

　　袁保龄就是袁世凯的四叔，实际上，袁世凯就是他一手栽培起来的。此人“谙习戎机，博通经济，才具勤敏”，到任后，在汉纳根相处得很不错。在汉纳根协助下，袁保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裁员将近400多人，旅顺港风气为之一变。汉纳根在袁保龄手下，如鱼得水，不仅引进了大量的德国技术人员，而且几乎成为整个工程的总监：各炮台，乃至开山、挖河、筑路、导海等工程，都由他策划与监督，甚至还经手创办了旅顺水陆兵弁医院，弥补了袁保龄在专业上的缺乏，令袁保龄可以腾出精力来做好更为关键的组织人事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旅顺港因为管理系统“条块”重叠，关系十分复杂。

　　汉纳根的工作，得到了中央的好评。对黄金山顶炮台，李鸿章极为满意，认为其“坚大玲珑，实为各路炮台未有之式。”日军也认为“黄金山炮台为第一坚固”。

　　1886年，汉纳根合同到期，李鸿章又聘他负责设计威海卫炮台。1887─1890年，汉纳根在威海卫港湾南北两岸、刘公岛、日岛主持修筑了13座海岸新式炮台，炮台之间均以长墙连接，其交叉火力能有效地防御海上目标，曾被人誉为 “东海屏障”。竣工后，李鸿章于1891年北洋海军进行军事演习之际，特地视察了这些炮台，并给予高度评价：“均得形势，做法坚固，足与大连湾各台相埒……锁钥极为谨严。”

　　在荣誉面前，汉纳根倒是很清醒的，他再三指出：这些威力强大的炮台，有一个致命的“罩门”，陆路后防空虚，必须注意保卫其后方。但大清那些颟顸的官员们认为，只要在炮台后面竖些木栅栏就可以。日后，这些铜墙铁壁般的炮台果然是从背后被日军攻占，汉纳根在接受西方记者访问时，愤怒地表示：对这些官员是否怀挟私意，他不好说，但他却在其位而难谋其政，适应不了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与这般官老爷们说不到一块去，只好在1891年“告辞回国”。

　　丰岛死里逃生

　　1894年(甲午年)7月，汉纳根回德国三年后，中日两国在朝鲜已经是剑拔弩张。李鸿章决心增兵朝鲜，雇请了英国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又译“渣甸洋行”)的高升号(Kowshing)等三艘客轮，由英国船员驾驶，运送援兵。但高升号却在朝鲜丰岛海面被日本联合舰队截停，在要求船上的清军投降未果后，日舰不顾该船上飘扬着英国国旗，将该艘毫无反抗能力的商船击沉，船上1000多名清军及欧洲水手罹难。高升号事件不仅引爆了甲午战争，同时也在中日英之间引发了长达十多年的外交争端，最终还导致了国际法的根本修改。

　　在这一惨烈的事件中，只有200多人侥幸逃生，汉纳根就是其中之一。

　　作为这艘运兵船上唯一的“平民”，汉纳根日后在接受西方记者访问时表示，自己当时是因私事重回中国，而不是受聘于中国政府，因为要到朝鲜办事，才搭乘高升号。他说：“高升号本来就是商船，我作为搭客，很正常呀。只是我和同船的中国军官们是老朋友了，因此在事件过程中，帮助他们和英国船长之间进行翻译，这在我是谊不容辞的嘛。”

　　但以一介平民身份，能得以搭载如此重要的运兵轮船，这无论如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其实，在此前盛宣怀等人致驻朝清军统帅叶志超的函中，便提到汉纳根是自愿到朝鲜勘度地势，侦探敌情，而且要求驻朝清军将领“将现拟分扎各营地势以及如何战守之机与之相度筹议。”

　　上海出版的《字林沪报》干脆就说汉纳根是奉李鸿章之命，“率领淮军马队、炮队计五营，赴朝鲜牙山为叶聂二军门之助”，将他描绘成了高升号上援兵的实际首领，并且说汉纳根“精明干练，深知西国韬略，又擅营作炮台之术，在北洋已十余年，所带之兵虽系淮军，实由其教练而成，于中国最称劲旅”，所以，“日人惧其声威”，日本奸细探得是他带队后，日军特派“大铁甲船等计六艘”，专程在丰岛伏击高升号，务致汉纳根及其所带勇丁之死命而后已。“不然，高升既悬英旗，汉纳根君又非华装，何仇于日人，宁舍他船他人从事于此耶？”

　　中国有学者研究认为，汉纳根之所以事后叙及此事，有所避讳，不敢承认自己负有的军事责任，是因为亲历了高升悲剧，而愧于自己无能挽回。其实，是否有愧纯属揣测，但在高升号之后的复杂国际外交和法律角力的形势下，即使真负有什么军事责任，也是不能承认的了。因日本在高升号事件后的责任追究中，极欲将汉纳根的军事目的放大。

　　在日本法制局长末松谦澄代表日本政府所做的调查报告中，专门辟出一个章节讲述汉纳根。末松在报告中说，“汉纳根虽以旅客的名义乘船，但是全船别无其它旅客，仅此一人，极为可疑……此人与中国政府、中国军队有不寻常的关系。因此，不能认定此人是普通旅客。”

　　日本官方最后认定，汉纳根此行，是为在牙山修筑炮台，对抗日军。

　　日军击沉高升号后，汉纳根和少数英国船员、中国士兵跳水求生。在水中漂流四五小时之后，他和200左右清军游到丰岛。据后来《申报》采访获救者说，为防范万一，大家都躲到山坳里，忍饥三日，后“为渔人所见，转语村人，赠以粮食，复邀至山前，让室以处之，推食以哺之，虎口余生始有生还之望”。

　　在朝鲜渔民的帮助下，汉纳根乘渔船辗转到达仁川，将情况立即通知了驻扎此地的英国领事，同时请求停靠在该港口的德国军舰伊尔其斯舰(Iltis)前往救援。伊尔其斯舰随即装载上大米、面包和萝卜出发，仁川当地一个经营杂货商船的意大利商人对伊尔其斯舰长宝绨森说，中国人坐英国船出事了，和你们德国人无关，你们去救，好象有点多管闲事。宝绨森答道：“对于这些已经没有武装，而且没有食物的中国人，当然不能见死不救。”

　　汉纳根带着德舰到丰岛时，等待救援的清军们已经相当狼狈，“全无衣着，几乎裸体”。德舰对伤员分别作了诊查并予治疗，并将他们送回了烟台。汉纳根在8月4日下午返回天津向李鸿章报到。

　　高升号的幸存者中，只有4名西方人：船长、大副和轮机手三人被日本军舰特意救起，并带回日本，而汉纳根是唯一不被日本人掌握的。因此，他的证词成为最为关键的独立证词，他对日军击沉商船、屠杀中国士兵和欧洲水手的暴行进行了谴责。同时，他也毫不隐晦地指责，对于跳海的清军，不仅日军动用机枪进行扫射，船上的清军也向海里的同胞射击，“后者可能有一种野蛮的想法，即倘使他们一定要死，他们的兄弟们亦不许活着。”

　　高升号事件后不久，李鸿章就有意让汉纳根担任北洋海军总教习来“代为指教以助丁汝昌”，“君诚愿往，老夫之心安矣。”

　　给袁世凯打下基础

　　汉纳根办事很认真，黄海海战后，大清内部还忙着扯皮推责任时，汉纳根却于10月提交了一份合理化建议书《整顿水师刍言》，提出整顿海军的八项措施，建议将全国海军的指挥权、管理权、人事权收归海军衙门统一指挥调度，无疑，这些建议十分有价值。

　　汉纳根上书之后，总理衙门很重视，邀请他到办公室进行了探讨。汉纳根在会上强调说：“惟欲制倭，仍须赶紧购买快船。买船一事，实为当时要务。千万不可惜小费，误大事。”随后，他再上一条陈，指出：“定造船只，缓不济急” ，随后分析了国际市场现在有可能马上到手的新舰艇，共有八艘，建议中国赶紧抢购，“并聘募外国将弁水手同船来华，分拨我旧有之船，将我船将弁水手分半，令登新船。新旧合成一大军，另派一洋员为全军水师提督，当可与倭海军相见于东瀛渤海中，使之只输不返”。

　　除了整顿海军外，汉纳根还提出立即编练新式陆军，对日实行持久战略。他的建议得到朝廷的高度赞赏，11月15日，光绪皇帝下达谕旨：“详察汉纳根所议，实为救时之策。着照所请，由督办王大臣谕知汉纳根，一面迅购船械，一面开招新勇，招募洋将即日来华，赶速教练成军。”同时，圣旨要求“立予施行，不令掣肘。”但汉纳根整顿水师的建议却被搁置一边了。

　　汉纳根编练新军的计划，起初野心勃勃，提出了10万人的规模，后来减为5万，再减为3万。而朝廷指定与他一同编练新军的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却令汉纳根再度体会了中国式官场的无奈。

　　胡燏棻先是到处诉苦，说编练新军有“四难”：“筹款之难”、“购械之难”、“求将弁之难”、“约束之难”；继而到处举报，怀疑汉纳根“建言本意，似欲多购船械，为牟利起见”，而更狠的则是担心“现虽借才异域，冀救目前之急；但恐操纵不能由我，他时后患更多”，认为“恐后患且十倍于倭，岂非引寇入门，自贻伊戚！”他列举唐代安史之乱时，因借回纥兵平定叛乱，导致回纥轻视唐朝，进而联兵犯唐的史证，谏请借鉴。又以李鸿章借洋将华尔剿太平军，华得胜后桀傲不驯，不得不予遣散为实证，强调洋人掌握军权的危害。盛宣怀也使劲敲边鼓：“专任汉纳根，不归华帅节制。太阿倒持，原不可不虑”。而据张荫桓日记所载，与汉纳根关系十分密切的李鸿章，曾特留胡燏棻共餐，明确说“汉纳根虽有才而不宜驾驭”，你胡燏棻向不知兵，又到了升迁时组织考察的关键时刻，“岂合以此相累？”这一说，胡燏棻更是想撂挑子了。

　　应该说，如果这些顾虑是出于主权角度，还是合情合理的，台面上十分光彩。京中大佬们纷纷表示“慎重”，支持汉纳根的恭亲王奕欣及翁同龢也只好就范，编练新军的计划胎死腹中，翁同龢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郁闷心情。

　　尽管汉纳根大规模编练新军的计划流产，但“试点”工作还是开始了。胡燏棻奉命与汉纳根编练十营“定武军”，分步兵、炮兵、工兵和骑兵四个兵种，人数近5000人。最初屯驻马厂，后因营房不足，迁移到小站原先盛军所用的营盘。

　　定武军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支仿效西方的军队，在组织、训练、技术、武器等方面全盘西化，聘请欧洲军官担任教官，全部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但两位主官胡燏棻与汉纳根，一位从未带过兵，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削尖脑袋想离开这是非之地；另一位则感觉“拟办各节，事多窒碍”，对大清国灰心至极。

　　没几个月，胡燏棻终于如愿以偿，调任津芦铁路督办，离开这小站这个多是非的“丘八窝”。而心灰意冷的汉纳根，也与胡燏棻一同离开，干脆带着伟大的光环，下海经商了。朝廷则调来了“朴实勇敢，晓畅戎机”的袁世凯，满心指望着小袁可以再造大清辉煌，绝对没想到这其实是给自己培养了一个掘墓人。日后，这位中华民国大总统兼洪宪皇帝能够”枪杆子里出政权”，其武装基础就是这位德国人汉纳根所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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