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王朝都提民心民意但百姓监督从未建立

　　内循式政治体制导致了外部监督的缺失，而中国古代的内部监督又受制于皇权与中央集权，难以承担起对整个官僚机器的监督重任。

　　对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而言，吏治都是当政者着力整肃而又无法真正解决的难题，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任何一个王朝的起兴衰亡，都与吏治息息相关。就中国王朝的吏治状况而言，主要有三大顽症，即贪渎腐败、庸碌无为、冗官冗政。对于官吏之贪渎，史家已有充分论述，无论是其表现、危害，还是其根源，都有深入探讨，种种的《贪官传》、《廉政史鉴》等也不断面世。但是，对于官吏之庸碌无为、冗官冗政，并未引起足够重视，这两者所带来的国家行政系统的效率低下、成本膨胀以至于运转失灵、局面失控等问题同样是国之大忌。因此，对吏治问题的讨论，三者缺一不可。不过，我们更关心的还应当是这三大顽症的根源何在，也就是中国历代吏治问题的症结所在。在此，我们先行探讨内循式政治体制与吏治问题。

　　所谓内循政治，是指在王朝政治运转中，各个环节环绕一个中心建构，均由一个权力中心调控、掌握，除此之外，没有其他有效的制约力量。以对官吏的选用与管理而言，即完全环绕于皇权与中央集权，在野之普通民众与在朝之一般官吏都无权也无力监督与制约，其用人效能完全由权力系统内部自我监督。

　　从官吏制度的基本设计看，在王朝权力系统内部也设有种种的监察机构与监督办法，但这些机构与办法的力度实在有限，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对其内在效能我们可以以不畏强权的谏臣包拯为例略加分析。

　　包拯在任谏议大夫和御史中丞期间，对于当时吏治及用人问题多有弹劾，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张尧佐案、阎士良案与王逵案。在此，我们重点分析王逵案。

　　王逵是与包拯同时代的一个官员，河南濮阳人，进士出身，此人为官贪虐，民愤颇大，但善于结交朝中权贵，屡贬屡任，甚至不断擢升，是吏治监督失控的典型案例。包拯曾七次弹劾此人，均无效。根据包拯的弹劾可知，此人在任湖南转运使时即刻剥百姓，“酷法诛求财利”，致使“一路之民，例遭枷锢，逃移死亡者无数”。在大臣的弹劾下，被降为池州知州。当地百姓欢欣不已，“潭州父老数千人共设大会，以感圣恩与人去害；在城数万家，三夕香灯彻曙；又被苦之家，并刻木做王逵之形，日夕笞挞，其人心憎恶如是”。

　　就是这样一个“人心憎恶”的恶吏，刚贬到池州不久，便被启用为福州知州、扬州知州，又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到任之后，依然“不顾条制，苛政暴敛，殊无畏惮，州县稍不徇从，即被捃拾，吏民无告，实可嗟悯”。因此，包拯上章弹劾。

　　仁宗皇帝接到弹劾后，将此事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处理。提刑司与转运使实是并列同僚，难以办理，因此，包拯又上奏章二弹王逵，指出：“提刑与转运使俱是按察之官，事相关连，宁无私徇，纵使情状的著，恐未必能遵朝旨。”结果，情况比包拯所预知的还要糟糕。在此期间，江南西路提刑李道宁改任泸州知州，王逵兼任提刑一职。这样一来，此案如何再查？

　　不仅如此，王逵认定告发其劣迹者是前任洪州知州卞咸，遂“追捕平民数百人”，要构陷卞咸；另外，又让前任提刑李道宁上书，建议留任自己。包拯对此又上第三道奏章弹劾此事。在包拯等人的坚决弹劾下，王逵未能留任，但平移为荆湖北路转运使，不久，又改任河东路转运使。

　　在此两使任上，王逵“所为恣横，愈甚于前”，一度被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上，更是贪赃枉法，被弹劾后，虽然“赃滥不法事件，俱有实状”，但均不审理，只是改任光州知州而已。更让人不解的是，改任不久即升任徐州知州，又自徐州知州升任淮南路转运使。包拯遂第四次上奏弹劾王逵，提出“岂忍以一方民吏，俾王逵残害”，要求仁宗追回成命，仍以王逵为徐州知州，但未被理会。包拯又连上三道奏折，继续弹劾，目标直指庇护王逵的那位执政大臣。他在《弹王逵七》中写道：

　　且执政大臣，所宜与国家进才良，退苛暴，规恢治体，沮劝将来，今仍不恤人言，固用酷吏。于一王逵则幸矣，如一路幸何！（《包拯集校注》卷一）

　　遗憾的是，仁宗并未因此收回成命，王逵仍然顺利地升任淮南路转运使，继续刻剥百姓，残害吏民。

　　需要注意的是，包拯所在的北宋仁宗时代，是一个较为安定、开明的时代，朝中既有包拯、吴奎等知名谏臣，又有范仲淹、欧阳修、文彦博等知名大臣。就在这样一种政治环境中，集贪官、酷吏于一身的王逵能够反复被任用，充分表明内循政治对吏治的影响。而且，王逵之例绝不是个案，更不是特例，仅从包拯所弹劾的人物中，就有阎士良、张尧佐、王涣、郭承�v等多人。从王逵一例，我们能够看到内部监督对吏治的种种无奈。这种无奈由三种原因造成。

　　首先，在任何王朝的政治监督中，虽然都能提到民心民意，统治者也深知民心向背的意义，但百姓的监督制度从未建立。王逵所到之处都是民怨沸腾，离任之时则是万民欢呼，但这对于他本人的升转去留没有任何影响。

　　其次，朝中监察机构与监察大员属于弱势朝臣，对于君主，他们无可奈何；对于权臣，他们同样无可奈何。包拯前后七次弹劾王逵的结果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也就是说，包拯及其所在的监察机构只有弹劾权而无处置权，直接影响了其纠劾吏治的效果。包拯虽然明知王逵之屡贬屡用，是有执政大臣之庇护，而且，在第七道弹劾奏章中也指出了这一点，但也仅此而已。执政大臣都是君主信用之臣，只要君主不直接处置，任何人都无可奈何。

　　再次，平行的监督机构与人员形同虚设。北宋地方政体是路、州、县三级，全国共设十五路，各路设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主管财赋；设提点刑狱司，长官为提点刑狱，主管司法与监察；设安抚司，长官为安抚使，主管军事；设提举常平司，长官为提举常平，主管赈济、农田水利兴修与管理等。四司是平行关系，不相统辖。但即使如此，级品相似、同处一路的提点刑狱如何能监察其他正司？王逵在任江南西路转运使时，被包拯弹劾，仁宗便是将此案交由江南西路提刑司办理，对此，包拯坚决反对。事实证明，提刑司无法秉公办理，并且，王逵还要求已改任他职的提刑上书挽留自己，为自己“洗清罪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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