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李炎为解决钱荒灭佛

晚唐武宗会昌五年(845)，三台(唐朝时为梓州)是蜀内仅有的两个铸钱地之一，背“梓”开元钱实物就是明证。但历代史书中鲜有记载，实物也见得不多，现绵阳、三台史料集上无记录，梓州铸钱这一重要历史也没任何人涉猎，这不能不说是件很遗憾的事。

唐开元通宝、乾元重宝，绵阳、三台出土数量之大，种类之多，令其它地方吃惊羡慕，特别是三台县城几乎都出土过。面对这些钱币，笔者仔细观察、反复琢磨、对比梳理，根据出土情况、钱文风格、地方特色，结合梓州铸钱历史记载以及晚唐的政治、经济状况来论述。

唐史载：晚唐藩镇割据，政治腐败，贪污成风，经济衰败，民不聊生。武宗帝扬道排佛，为解决多年钱荒，于会昌五年七月，令毁佛寺，捣烂铜像、铜磬等以此铸钱。由于国力衰落，除少数会昌开元铸造较工整外，其余大量的劣质开元钱已达谷地，甚至畸形、无文钱也来流通充数。

据《新唐书·食货志》载：“淮南节度使李坤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大小径寸，如开元通宝)，交易禁用旧钱。”这些在钱背上加铸州名的会昌开元钱，仅淮南铸背上“昌”表年号，其它为记地名。如“京”(西安)，“洛”(河南)，“蓝”(陕西)，“兖”(山东)，“梁”(山西)，“荆”(江陵)，“襄”(湖北)，“潭”(湖南)，“润”(浙江西)，“鄂”(湖北)，“兴”(兴元府)，“洪”(江西)，“宣”(安徽)，“平”(河北)，“广”(广东)，“梓”(东川，绵阳三台)，“益”(西川，成都)，“福”(福建)，“丹”(甘肃)，“桂”(广西)，“永”(湖南)，“越”(江苏、浙江)。以上各局钱，绵阳、三台都有出土。

背“梓”开元钱有何特征?

据考察，绵阳、三台出土23种会昌开元钱之多，这在全国来说都是少见的。史书载：会昌开元只铸行了一年，和其它铸地一样，梓州在第二年也停止了铸行。

会昌开元铸行如此短暂，存世也不多，历来为藏家追逐的对象，都以收齐23种为荣耀，但收齐成套谈何容易。会昌开元四川仅二炉，即背穿上“益”(成都)，背穿上“梓”(三台)，“梓”较“益”花色品种多些，铸工也要好些，且还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如题图)。这些稀奇品种在《古钱大辞典》上无记录，实属少见。背“梓”开元钱从钱文看，它继承了盛世开元的风格，是欧阳询书体，书法在篆隶之间，又含楷意，结构严谨，笔画凝重端庄，从工艺制作上说，钱体较精美，铜色纯正，铸字清晰。与其它局的粗陋钱相比，美丑鲜明，是梓州铸钱的亮点。

钱币的制作要经过好多道工序，它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也显示了梓州工匠的聪明与智慧。梓州钱都采用翻砂铸造(样钱铸法)，金属成分为：铜为83.32%，锡13.56%，铅2.12%，其余为其它金属成分。

唐武宗为什么要在梓州鼓炉铸币呢?

第一，梓州地区有丰富的铜矿。据《光绪版·潼川府志·寰宇记》载：“万象山在铜山县(梓州属地)西北之十里，高一里，产铜及空青(炼铜的碳)。”另据《潼川府志·元和志》载：“铜山县有铜矿，历代采铸。”

第二，调制钱监。据《潼川府志·明统志》载：“唐贞观元年，于此(梓州)置铸钱官。”

第三，梓州当时为四川第二大都市。据史书载：“至德二年(757)分置剑南东川节度，辖十二州(包括绵州)，乾元二年(759)又增割昌州(大足)、渝州(重庆)、合州(合川)等十五州，八十九县。”(中间有小变化，直到五代前蜀止)辖如此多的州县，铜矿当然就更充足了，为梓州鼓炉铸钱创造了好条件。

第四，交通便利，州有涪、凯、郪江诸河流，水深河宽，可通南北。梓州铸钱管制颇严，从出土钱币看，没私铸钱，这与其它州泛滥的丑陋私铸钱相比，又是一大亮点。

再有，笔者十年前亲眼见绵阳一老藏家一枚精美厚重的背“梓”白铜样钱，说是在三台征得，为三台铸钱又增添了重重一笔。古代都有依山临江铸钱习惯，从各方面证据表明，梓州铸钱点很可能在绵阳至三台沿涪江一带，特别有可能在三台县城。新中国成立后，众多专家、学者先后来绵阳、三台考察过，都一致认为三台历史上曾铸过钱，又特别是唐武宗期间。钱币专家徐力民教授在《四川历代铸币谈》一文精辟地总结出：“从南到北的历代铸钱点为犍为、成都、三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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