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民间纷传宫中重金“雇佣奶妈”。左谏议大夫刘安世奇怪了,皇帝才14岁,还未娶皇后,雇奶妈做什么?他猜想可能是以雇奶妈之名,行搜美女之实,便上了一道奏章,并在朝会上对“垂帘听政”的高太后和宋哲宗说:“陛下正当年少,没有娶后却亲近女色,这是天下不幸。希望太后保佑陛下身体,为祖宗社稷着想,清闲之余,引导陛下多研读经史,让博学的大臣教他古今治乱要义,努力增加学问,不要沉迷轻浮之好。”一番话说得宋哲宗惭愧地低下了头。高太后见状,赶紧打圆场说:“这是谣言,这是谣言,不要轻信谣言。”尽管此番对皇帝的规谏被高太后暂时圆了过去,但对于言官提出的意见,作为当权者的高太后,依然不能等闲视之。第二天,高太后便把宰相吕大防找来,希望他做做刘安世的工作,让他别再拿谣言说事了。谁知,吕大防却以“宰相不能私见言官”为由,搪塞了过去。无奈之下,高太后只好在自己和孙皇帝身上纠错,从此,宫中再也没发生过“雇佣奶妈”的荒唐事了。
苏东坡曾经向宋神宗上过一书,其中有几句话谈到了这种监察制度,大意是说:“祖宗委任谏官御史,从未因他们说话不当而给予重处。纵然偶有薄责,随即也会越级提升。允许他们风闻言事,而不必在规谏皇帝、弹劾大臣时察言观色。往往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这一段话,基本代表了宋代“风闻言事”制度的特点和效果,既然皇帝和宰相都能认错追责,其余百官自不待言。倘要别人不信谣、不传谣,唯有谨言慎行,勤政廉洁。
所以,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良好的制度。试想,朝廷专门禄养一批官员,以挑剔皇帝和百官的毛病为职业,挑剔越多,业绩越好,而且无须担心打击报复,这种架构下,谁还敢以身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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