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要实现升级版：从启蒙到创制

　　既能够传续古今文明，又能够打通中西隔膜，显然，仅仅靠启蒙意识是做不到的。

　　晚近几年，启蒙思想在中国语境下引起了很大争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不无对立性的认识和评价，一种是持保守主义的批评态度，即基本上否定启蒙思想的各种激进化的观念和思想，认为中西启蒙运动的反传统和革命意识，破坏了一个社会的正常秩序，尤其是破坏了社会的道德观念和政治伦常，致使社会步入一种巨大的震荡与危机之中，这种破坏性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另外一种对立的观点是肯定与赞扬启蒙运动的作用以及启蒙思想的价值，认为启蒙是变革旧秩序改造旧社会的必由之路，社会的进步需要不断的启蒙。

　　显然，上述两种观点都有片面性。鉴于此，我们集中分析了启蒙运动与启蒙思想的内在丰富性，集中翻译、研究和倡导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历史地位及思想理论的价值，首先矫正当今社会对于启蒙运动的片面认识，即以法国和德国启蒙思想为轴心的认识谱系，而是强调苏格兰启蒙思想对于英美社会的积极意义。其次，基于苏格兰启蒙思想的基本理论，我们直接进入中国当今的思想论坛，对固化的保守主义和偏狭的激进主义，均展开了论战，以突显基于文明演化论的中道自由主义的启蒙思想理路。

　　一

　　反思启蒙问题之所以在中国当下引起思想界与社会舆论界的关注和讨论，不是因为一种知识学的兴趣和历史研究的新热点，而是具有深层次的思想与社会的原因。在我看来，大致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注意。

　　第一，启蒙思想理念的实践失败和制度落空。我们知道，西方启蒙运动是以启蒙思想为先导的社会变革，其有关自由、平等、民主、博爱、权利、进步、公民、革命等一系列理念是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制度实践密切相关的。但是，主流的启蒙思想，即以法国启蒙运动加上德国启蒙思想，其理论和社会的演变，却是非常不尽如人意的，从法国启蒙那里导致了大革命以及无产阶级运动，进而与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等联系在一起，而德国启蒙则与德意志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兴起不无直接的关系，这些包裹着启蒙思想外衣的社会政治理念，其结果则是与专制极权国家纠缠在一起。显然，200多年来的启蒙思想历程并没有兑现启蒙思想诸理念的价值和人民的诉求。

　　回到中国的故事，这种经历就更为严峻和深刻。”五四”运动历来被视为中国的启蒙思想运动，但”五四”开启的却是一次次社会与政治的革命，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到共产党的红色革命。共产党建制以来，虽然在官方意识形态中，把”新文化运动””五四”捧上了天，但其政治上的结果，却是”斯大林加秦始皇”的体制。

　　当然，不能把中西两个方面的制度结果归结为启蒙思想，但把启蒙思想视为一种诱因也是成立的，毕竟现代政治社会的思想发轫是从启蒙运动开启的。因此，人们有理由基于中西两种专制制度的存在，对启蒙思想的负面作用给予清醒的认识，并对其有所质疑。

　　第二，启蒙思想的激烈反传统意识越来越受到挑战和批判。文明是在历史中建立起来的，而且启蒙运动在今天业已成为一种传统。随着民主社会的日渐成熟，人们对于启蒙思想中的激进反传统的诸多观点，甚至理论的锋芒，不再认同。尽管我们承认矫枉过正，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对于旧秩序、旧道德和旧观念给予淋漓尽致的批判和否定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但是，在日常社会中，传统是反对不了的，而且一个社会的健康发育和生长，也是离不开传统的。

　　应该继承传统，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命宝藏。因此，对于那些打着启蒙思想的口号来反传统是不能使人接受的。也正是因为要对抗启蒙思想的激进主义，才产生了保守主义的反弹。例如，英国有博克的保守主义，法国有迈斯特的保守主义，德国有黑格尔的保守主义，俄国有东正教的各种保守主义，此外，20世纪则产生了社群主义、新保守主义(施特劳斯学派)等。而在中国，新儒家的保守主义，已经在民国之后衍生了几代，从港台新儒家到当今大陆的儒家宪政主义以及各种文化保守主义。

　　新旧保守主义之所以要对抗启蒙思想，因为启蒙理念忽视文明的历史传承以及生命力，启蒙主义的方法是激进的革命主义，其结果是破坏文明，制造乌托邦的灾难。

　　第三，启蒙主义的自由主义面临现代社会的各种挑战。法国启蒙思想中，孕育产生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巨大的思想潮流。关于社会主义，则与共产党以及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党)相关，这个业已前述。而启蒙思想的主流则是蓬勃发展出来一种哈耶克所谓的高卢式的自由主义。这个自由主义成为现代性的思想主轴，为现代民族国家以及法治民主宪政人权等西方价值谱系，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但是，”二战”之后，在西方随着经济发展、民主进步、人权扩张和福利国家等，这种自由主义进一步与社会民主主义合流，一方面促进了社会的正义，另一方面则导致了一系列重大的问题。追溯起来，就要回到启蒙思想中的自由平等的核心价值理念问题。关于这方面的争论，是西方进入全球化乃至后现代之后，所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理论纷争，哈耶克与凯恩斯、罗尔斯与哈贝马斯、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以及施特劳斯学派的兴起等，都与这个可以上溯到启蒙思想的观念理路之争有关。

　　二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运动，当然属于一种具有自由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与法国启蒙运动极为相似。

　　中国形态的启蒙思想，大致有两个形态，一个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另外一个便是改革开放之际持续20年的思想启蒙，在这个冲决专制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由主义思想再一次复苏，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占据了民间思想的主流，并且渗透到改革开放的经济、法律等制度变革之中，日益成为学术界、舆论界的潜在的主流。这一进程是与中国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深化以及市场经济和市民意识的觉醒同步展开的。

　　但是，晚近十年，启蒙思想却受到越来越的挑战，其突出的标准，便是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分野以及论战。我始终认为，这场持续经年的思想论战的理论深度是肤浅的，但其政治标志和道路象征却是意义重大的。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的重大分化，原先共享的启蒙思想的模糊共识没有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到了一个关键关口，即政治体制的变革已经到来，中国思想界却还并没有超越启蒙思想的水准。这个水准之下的理论观念难以承载中国社会现实变革所需要的进一步的理论诉求，故而左右思想的分化是必然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启蒙思想在重复着”五四”运动之际的思想分化的逻辑，即摆在当时胡适、徐志摩一派与李大钊、陈独秀一派之间的政治分歧，只不过，当时孙中山以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主义在一个新的架构下，暂时调和了这场冲突。

　　1989年之后的中国思想界，其分化的逻辑大致相似。尤其是晚近十年，我们看到，新左派几度变身，越来越密切地与政治权力相靠拢，大肆鼓吹起国家主义与党国主义，显然早已抛弃了启蒙思想的理念，并且把启蒙思想中的社会主义那条线索强化为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版本，一个中国形态的后极权主义的思想意识俨然成型。这个后极权主义的思想理论吸引了一大批早先的极右派、民间民粹主义和体制内的老左派，多股力量合流，他们早已背叛了改革开放时期的启蒙思想。

　　而保持着启蒙精神的自由主义思想呢？他们依然顽固地坚持着启蒙思想的精神与价值，以及主导性的批判立场和启蒙者的超越地位，却在理论上缺少建树。对此，却面临着如下几个问题的重大挑战。

　　第一，早就有人尖锐地提出，改革已死，附着于改革开放的启蒙思想，已经失去了推动变革的社会基础或群众基础。在一个保守和维稳的威权体制下的启蒙思想，没有挖掘和开辟出理论的新路径，仅仅是公共领域的思想批判。所以，新启蒙仅仅变成了改革的呼吁，但注定是没有结果的。

　　第二，启蒙思想终究是一个特定时期的思想意识，不可能总是停止在思想的启蒙阶段。就中国社会的意识状况来说，人民或广大的民众早就掌握了那些启蒙思想所宣传的价值理念和知识概念，而且已经成为他们生活和思想观念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早已不存在开启明智的问题。而且，所谓启蒙，谁是启蒙者，谁被启蒙，这些已经不再需要辨析，每个人的人格都是平等的，知识资讯也是通达的，当今的社会早已不再是谁启蒙谁的问题，而是共同启蒙，共同成长，共同反抗恣意的公权力。

　　第三，启蒙思想的反传统，也受到各个方面，尤其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所激发的新儒家的反对。从时代潮流来看，开放的思想是具有号召力的，也是具有生命力的。传统与社会进步并没有绝对的对立，与文明演进反而更为契合。我们看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就能够包容传统，具有着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品质和理论创新性。因此，关于理解何为启蒙思想，需要更为广泛地接受苏格兰的道德哲学以及文明演进论。

　　三

　　那么，如何使得自由主义走出20年的启蒙形态，面对中国当今新的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情势，进一步转变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思想理论呢？那个继续启蒙的精神的升级版或”万岁”的具体路径是什么呢？

　　依据苏格兰启蒙思想的理路，我认为，自由主义要从启蒙转为创制。

　　如果我们深入研究西方自由主义的发生学和发展史，就会发现，在早期现代的自由主义演化中，英美思想界很快地就摆脱了启蒙思想的束缚，进入到一个新的创制建政的制度变革阶段。相比之下，法德俄以及中国的”五四”启蒙和改革开放时期，都没有成功，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成熟的政治意识。

　　从大的格局上说，英国思想在早期现代也有一个启蒙时期，但是其表现形式与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启蒙思想大不相同，而是改良主义的，即便是经历”光荣革命”以及共和激进主义，也仍然在主流上保持着健康的思想意识，无论是洛克式的为辉格党所力挺的思想家，还是休谟式的为托利党所支持的思想家，他们从大的方面看，都属于英国启蒙思想的一族，但他们并没有自我标榜启蒙，而是融汇于英国的政治传统和法治宪政的改良主义乃至革命主义(光荣革命版的)的脉络中。甚至所谓苏格兰哲学，其代表人物也从没有标榜启蒙，而是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在道德哲学、法治理论、政治经济学和文明演进论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把启蒙主义的思想理念贯穿进去，并且密切联系实践，故此为后人称之为苏格兰启蒙思想。

　　英国自由主义吸纳了启蒙思想，但克服了法国启蒙思想的激进主义与反传统方法，有效防御了德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和国家主义逆流，它们的自由主义所关注的不是仅仅思想观念的传播，文人政治的图谋，大破大立的变革，而是温故知新，移风易俗，文明进化，社会演进，法制昌盛，商贸繁荣，国强民富，这些制度性的知识探索和制度变革，是这些自由主义的首要乃至最终的目标。而且，我们看到，他们不是文人、教授，也不是公共知识分子，而是政府官员、企业家、大臣幕僚、律师、法官，甚至是国务秘书、国会议员，等等，总之，是所谓的士绅或精英，具有社会实践的认知和能力。

　　他们的使命在于创制，即为演进中的现代英国社会，构建一个法制与国家制度的运行体制，从国民经济、商贸体系、到政府组织、国会架构、宪政制度、司法体制，在继承传统的变革中，推陈出新，一步步促成了英国的黄金时代，并且塑造了英国的自由主义的思想理论品质。

　　相比之下，我们当今的中国思想也大致处于这样一个转型的时代，需要新的自由主义的理论思想，而业已背叛启蒙精神的新左派正在与时俱进，投入专制的国家主义与党国主义的怀抱。而人民群众的维权抗争，以及各种抵抗性的思想观念，已经走在前面。他们需要理论的武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其内部的文明力量，也已凝聚为保守主义的儒家宪政诉求，试图与百年历史的新命相接续。为此，自由主义要实现升级版——既能够传续古今文明，又能够打通中西隔膜，显然，仅仅靠启蒙意识是做不到的。中国的自由主义要摆脱教条化窠臼，就必须转化为创制建章的实践努力，积极性正面地建设社会，构建自由政体，落实宪政，促进民主，倡导法治。这就是效法英国洛克以降的苏格兰思想和穆勒思想的道路以及美国联邦党人的道路。这是自由主义富有生命力的道路，也是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中最终获得正果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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