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朱元璋创造的明朝却在宋朝的坐标下实现了全面大跃退。黄仁宇说,“明朝之采取收敛退却的态度者,也可以说是在王安石新法失败后的一种长期的反动”。明代的经济发展远远不及宋代。宋真宗时代,国家财政收入1.6亿两白银,而据黄仁宇计算,明王朝在1570—1580年间,平均每年财政收入是3078万两,不过是宋朝的19%。更主要的是,农业税占明朝政府总收入的81%,工商杂税只占总收入的12%。这个数字告诉我们,相对宋代,明朝的经济结构是何等落后。
宋代经济奇迹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商品经济的高度发达。而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敏锐地意识到了商人财富的增长可能对政权带来的挑战,因此在他的统治下,中国几千年来的抑商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他屡屡说:“农桑为衣食之本。”只有实实在在出产了粮食和棉花的活动在他看来才是劳动。他认为,上古时代,每个男人都耕地,每个女人都织布,所以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从人们学会了经商,学会了享受,农桑之业废……所以,要让天下人都吃饱饭的关键在于禁止商业。他规定,商人外出经商,必须经官府严格审核,发给通行证才行。如果 没有通行证随便外出,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商人拿赴官府,治以“游食之罪”,重则杀头,轻则发配到边疆地区。他又明令取消了全国所有的商业经纪人和中间商,只允许最低限度的商业活动存在。商人被列为社会上最底一层,考学、当官都会受到种种刁难和限制。
宋代财政收入早就实现货币化,朱元璋却把税收制度倒退了几百年,恢复了低效率的实物征收制和劳役制。“衙门内的传令、狱丁,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类的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地向村民征收”。“全国盖满了此来彼往短线条的补给线,一个边防的兵镇,可能接收一二十个县份的接济;一个县份也可以向一打以上的机构缴纳财物”。“万历二十年,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用黄仁宇的话来说,洪武型财政的特点就是“缺乏眼光,无想像力,一味节省,以农村内的经济为主,只注重原始式的生产……不顾投资为来日着想”。“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宋代地方经济发展不平衡,部分地区经济高度发达,江南领先于华北,东部发达于西部,由此带动全国经济成长。朱元璋则始终崇尚平均主义,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宋代货币高度发达,明时则抑制铸币业,有时甚至禁止金银及铜币交易。据估计整个明代铸钱量不超过千万贯,这不过相当于北宋两年的造币量。因为缺乏货币,无法交易,许多小商小贩失业,“1544年竟至因‘钱法不通’人民倒毙于北京”。
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从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财富。但明朝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外国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孙基隆说:“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
明朝的人文精神更是大大退化,朱元璋贱视大臣的程度创了历史之最。皇帝一不高兴,就把大臣按到地上脱下裤子一顿棍打。
唐宋以生机勃勃的外向型的竞争社会呈现于世界,而朱元璋统治下的明朝则是内向的、反竞争的、缺乏想象力的。朱元璋开创的三百年大明,是中国历史上最稳定的朝代之一。而这三百年间,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动荡的阶段。不过正是在这些动乱中,孕育了现代西方文明。黄仁宇说:“克伦威尔在马斯顿荒原击败查理一世时,为公元1644年,也即是中国所谓崇祯皇帝上煤山的一年,也就是明亡的一年。”大明三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一个大幅度后退,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擦肩而过的时代。
来自《生活时报》
明朝与宋朝比并不是历史倒退,反而是对宋朝所搭建的新的统治秩序的一种修正。从根本上说,明朝与宋朝在政治文化上没有本质差异。
宋朝的天马行空背后是一种皇权丢失责任下的无奈,在宋朝的160年(南宋只是地方政权称不上朝)时间里,更多的是人们在一心为自己的幸福之下,抛弃了对幽云十六州等原地区的历史责任。
宋朝在政治架构上开创了“千年文官治理”的新时代,为了统治赵匡胤选择与儒家“共享天下”,而这一架构被朱元璋发扬光大。
宋朝之前,秦汉之后,总体上是皇权加枪杆子的天下,儒生只是在行政和思想上在“独尊儒术”旗帜下越来越强大。到了宋朝枪杆子一分为二一分皇权一分儒生。从整个架构看宋明清都是皇权与儒生共掌天下。
(1)宋朝是儒家与皇权共享天下建设时期
宋朝是将儒家文化二次固化时期,即将独尊儒术变为以儒治国时期。因此,皇权与文官共享天下非常明显。儒生可以严重批评甚至反对皇帝。但你同样会看到,皇帝决定做的事情,儒生同样无法阻拦。
到了南宋,作为偏安政权,以朱熹为代表的部分儒生与主流儒臣围绕皇权是否至尊展开了斗争。但这种斗争最终在朱元璋手中完成。
(2)明朝是儒家与皇权共享天下固化时期
但明朝自宣德皇帝开始,儒生与皇权得以共享天下,但因为明太祖明成祖两朝的君权强化,儒生的共享天下自由度没有宋朝高。
自嘉靖开始,儒生与皇权共享天下的形势更有利于儒生,到张居正时期则到了顶峰。再之后的历史,则是这种共享天下的格局基本有利于儒生。
在这个基础上,宋朝言论上更自由,儒生的权力更大,因此在文化表现上更活跃。
明朝皇权和儒家虽然共享天下,但儒家权力更受抑制,初期皇权本身,中后期则是皇权内涵之一的太监权力。但针对皇帝本身,到了明朝中后期的文化自由度和表现跟北宋也差不多了。
(3)清朝则是皇权与儒家共治天下时期
到了清朝同样如此,但因为清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吸收了宋明特别是明朝的基础前提下,也有很大不同。比如边疆采用传统可汗制,中原采用皇帝制。与宋明共享天下不同,清朝更像是“共治天下”。皇权一直压着儒家,儒家为了利益以更卑微的姿态“共享天下”。
宋朝是皇帝坐着,儒家坐在皇帝旁边儿,时不时地皇帝儒家一起坐着;
明朝前期是皇帝坐着、儒家站着,后期则是皇帝坐着、儒家也坐着;
清朝则一直低头站着。
相比明朝,元朝才是中国历史的退步。
虽说明朝是由汉族建立,但明朝的很多方面都受到元朝影响。
比如明朝的庭杖,就是在朝堂上打大臣的屁股。这来源于元朝。元时,作为统治阶层的蒙古人,天性彪悍,并不懂太多治国方法。他们对不听话的大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屁股。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对士大夫的侮辱。
再比如中国历代王朝的国本——农业。可以说,虽然唐朝、五代十国时期战争频繁,但总的来说,农业一直在发展。经过两宋发展,农业生产达到顶点。
但在蒙古侵略后,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破坏。有多大呢?直到明朝才恢复。
这问题范围很大,我自己下个结论:元朝对中国历史影响重大,它改变了中国王朝的发展轨迹。明朝是在元朝的基础上发展,元朝对于中国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但除此之外,元对中国也有贡献。明朝的疆域就直接继承元朝,西藏便是在元朝纳入中国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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