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四川铁路员工公款炒股失败间接引发辛亥革命

　　【导火索：小人物“炒股”】

　　历史的契机，往往在一些偶然事件里出现。辛亥革命的标志当然是武昌起义，而真正的导火索，则隐于与革命风马牛不相及的某些偶然事件中，例如，某某人炒股……

　　谁能想到炒股与革命相关联？有时引发革命的，并非那些多么崇高的理由，而是一些见不得人的欲念。且非众望所归的大人物的欲念，而是某个不为人知的小人物的欲念。

　　上海滩那一场金融危机，检验了多少小人物的欲念？其中一位就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索。金融危机第一波倒下的三家钱庄正元、兆康和谦余，它们背后都有同一个人的身影。

　　此人便是从川汉铁路公司来上海的施典章。就这么个看似不起眼的小人物，竟然成了橡胶股票最大炒家陈逸卿的靠山。他在正元存款50万两，在兆康存38万两，在谦余存25.5万两，合计113.5万两。另有一笔95万两的巨款，也通过陈逸卿任买办的利华银行放款。这些钱本是路款，来上海生息，被陈逸卿用来炒股了。出于安全考虑，公司原有规定，每一钱庄只能存放15万两，而施典章却把200多万两都放给陈一人了，竟然占到陈系庄票总额的1/3，俨然成为陈系的后台老板。显然这已违规。

　　可将在外，且自在，一念起时，小人物亦自有大将军气概：喝令三山五岳让路，我来了！股票如此美好，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一日涨，二日涨，三日涨……欲与天公试比高！莫道我行早，风景这边独好，让股票飞吧！

　　你说什么？麦边不见了！跑了？(英国人麦边系橡胶股票炒风发动者，股灾元凶之一——编者注)那陈逸卿呢？被捕了！股市呢？崩盘了！

　　【上海滩股市大崩盘】

　　1910年7月，上海因橡胶股票投机引起钱庄倒闭风潮。一日之内，同时倒闭正元、兆康、谦余三大钱庄，市面危机。嗣后有森源、元丰、会大、晋大、协达等数家钱庄相继倒闭，其他受牵累而倒闭的小钱庄不计其数。

　　为什么一只股票竟引发了金融危机？因上海多家外资银行如麦加利、汇丰、花旗等，均主动承接橡胶股票押款，使股票价格节节上涨。一时上海许多钱庄、商人及市民涌购该股。

　　据上海商务总会估计，橡胶股灾爆发前，华商在上海投入的资金约2600万至3000万两，在伦敦投入的资金约1400万两，上海市面上的流动资金，都被橡胶股票吸纳殆尽。

　　直到股价超过了发行价20多倍，上海滩人人都为该股疯狂时，操纵者乘机全部脱手，回国溜之大吉，从此杳无音讯。在沪各外商银行立即停止受押橡胶股票，追索放款。

　　骗局大白，股价跳水，股票变为废纸！清廷命上海海关道维持市面。

　　为归还正元、谦余、兆康三家倒闭钱庄的欠款，上海海关道蔡乃煌出面，与九家外资银行订立《上海道三百五十万两借款合同》，由上海道担保借贷，年息4厘，分6年偿还。同时，他还拨上海官银300万两，存放于源丰润和义善源及其所属庄号，帮助它们稳定市面。

　　其实，源、义二庄也被卷入股灾，源丰润属下德源钱庄损失约200万两，义善源属下源利钱庄损失也不小，但凭借自身实力和蔡乃煌的援助，挺过了金融冲击波第一回合。

　　只要两巨头不倒，上海市面就能维持，而巨头之一的源丰润，就是严家的钱庄，由严修的叔叔严信厚创办，在全国设有17家分号。严信厚曾经做过胡雪岩的帮手，胡雪岩把他推荐给了李鸿章，跟着李征捻子、办洋务，以此为背景，先在天津行盐，后又到上海开钱庄。

　　胡雪岩之后，称得上民间金融巨头的，数来数去，也就算严信厚了。严信厚虽无胡雪岩当年那一番风光，但也有比胡雪岩强的地方——若他像胡雪岩那样及身而败，宁波人焉能以他为榜样，形成“宁波帮”？可此次金融风暴来时，严已去世4年了。胡的教训，在严信厚儿子那一辈已被遗忘。他一生谨慎，谨防重蹈胡的覆辙，没想到覆辙还是让儿子碰上。此次灾难与胡那次有些相像，虽然缘起不同，主客位移，但方式相似。

　　看胡雪岩囤丝，推动丝价在上海猛涨，可伦敦丝价一跌，上海就跟着跌了。此次橡胶股灾，也是上海狂涨，狂得不能再狂时，伦敦一跌，上海就崩盘了。清廷只知道上海是它的命根子，却不知这命根子被看不见的手牵着，跟伦敦拴在一起。而官场对股灾的反应，却被另一只手操纵。

　　本来，蔡乃煌已稳定上海市面，可两个月后要偿还庚子赔款，按例上海应承担190万两。蔡的官银拿去救源丰润和义善源了，便请求由大清银行拨付200万两，先垫上。度支部左侍郎陈邦瑞与蔡有隙，就让他的学生江苏巡抚程德全来参劾，说蔡以救市为由，“恫吓朝廷”。

　　蔡的后台本为袁世凯，然袁氏已下野，而他本人又树敌过多，加以上海道这块肥肉，有多少人垂涎三尺？故清廷立即将他革职，并限令他两个月内将经手款项全部结清。蔡经手款项为625万两，6成在源丰润系，4成在义善源系，故蔡致电军机处，求以宽限时日，再次申明切勿从源丰润等钱庄急提“沪关库款”。军机处仍以为是“恫吓”，除严加申斥外，限令他两个月交割完毕。蔡无奈，只得向源丰润和义善源催要官款，一举提款200多万两。外国银行也突然宣布拒收21家上海钱庄的庄票。源丰润无法周转，宣告清产，亏欠公私款项达2000多万两。它设在北京、天津、广州等地的17处分号同时告歇。源丰润倒台，使金融危机开始向全国蔓延。

　　【金融危机与官场政治】

　　而此时，长芦盐业也遭致命一击。有人提出，外国银行通过给盐商贷款攫取盐业专卖权。这一说法引起朝廷重视，因而关注盐商贷款问题。盐税是朝廷主要财政收入之一，财政对于长芦盐商的利用和依赖，早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此次外资搅翻了上海，又来搅动直隶？要查到底！

　　朝廷以防范金融危机的名义暗伏政治杀机，一刀杀向袁氏和地方自治。如果上海道蔡乃煌不是袁氏门下人，朝廷也许就不会官场大于市场，不惜用政治搞垮经济。如果长芦盐业不是天津自治运动的基础，与袁氏也没有盘根错节的关系，朝廷的态度或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朝廷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官场逻辑，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引向袁氏。

　　施典章这个小人物终于醒来，一念之差，亏了路款300万。他知道，这回公司铁定要垮了，铁路修不成了，自己是再也回不去了，此生很可能要入狱——他能想到的后果，也就这些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朝廷会以此为借口，将铁路收归国有，并会由此引起四川保路运动。他更想不到，对于川人自发的保路运动，朝廷居然会罔顾民心派军队镇压。

　　载沣摄政，袁氏被开缺。原以为，载沣是为光绪帝报仇，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戊戌恩仇，从一开始，就是利害与政见交错的。以利害言之，袁氏追随慈禧；以政见言之，则倾向皇帝。庚子事变，袁氏与皇帝一致，清末立宪，虽由慈禧主持，却是皇帝所主张的。帝后之争，在权力上，慈禧是赢家；而政治上，则是皇帝赢了。慈禧可以用权力折磨皇帝，可她同时也得忍受真理的折磨，因为她不得不向皇帝的思想低头，不得不回到皇帝的正确路线上来。人再无耻，也不至于无耻到连一点自尊心都没有。皇帝痛苦，是说得出的痛苦，那是壮志未酬的痛苦，是受尽折磨的痛苦；而慈禧难受，是说不出的难受。

　　慈禧也许这样问过自己：为什么大家都服从我的权力，却赞同皇帝的主张呢？张之洞、袁世凯不都是从我手里提拔起来的？为什么最后都跟皇帝走了呢？他们那么热衷于立宪，说得我也跟他们走，走在那条通往立宪之路上，死到临头我才发现，再这么走下去，我这一辈子岂不就输了？我是多么要强的女人，岂能输给皇帝那小子？所以我说啊，毕竟不当立宪！这话是我对自己说的，不是对朝廷说的。

　　立宪，救国还是亡国？张之洞教慈禧的，是立宪救国。孔祥吉从清人钞本《时务汇录》中，发现了一篇《张之洞入京奏对大略》，奏对时，慈禧说：大远的道路，叫你跑来了，我真是没有法了，问张有什么办法。张说：只需速行立宪。慈禧说，她也同意立宪，已经在预备了，可张之洞不以为然，说：立宪实行，愈速愈妙，预备两字，实在误国。因此，认为立宪亡国的人，就把张之洞当了祸首。

　　慈禧临终前究竟说了什么？恽毓鼎《澄斋日记》云：“闻中官言，孝钦显皇后大渐时，忽叹曰：‘不当允彼等立宪。’少顷又曰：‘误矣！毕竟不当立宪。’是则侈言维新之足以亡国，圣母盖悟为深悔之矣。”本来清末立宪，已回到皇帝改制路线，可她临终一悔，又将立宪全盘推翻，这就导致后来一连串事件的发生——皇帝之死、袁氏开缺、张之洞请假，还有皇族内阁，这一切，都跟慈禧反悔有关。古人有“一言丧邦”说，从历史上看，秦桧“莫须有”算一句，还有就是慈禧的这句“不当立宪”了。

　　可地方上已有了咨议局，中央有了资政院，从中央到地方，都有了议员，朝廷即使不想立宪，也不能说不立宪。此次挥兵入川，本想试一试新朝的权威，那时，载沣正搞集权，有这么一次用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过，欲以本次用兵振兴朝廷。这天大的事，竟然把资政院搁一边，没有资政院的决议，朝廷就擅自派兵镇压，试以非法用兵抓军权，破了立宪的底线，可谁也没料想军队会哗变。

　　【人头与权位的“投名状”】

　　入川新军听说武昌起义爆发，于途中突然兵变。

　　领军人物是端方，此人本与袁氏一党，曾出洋考察宪政，与袁氏促成清末预备立宪。袁氏被黜，朝廷将端方调离两江，改任直隶。

　　刚好慈禧出殡，端方让人拍照，被人说了几句闲话，就将他免了。

　　几个毛头小子，说了几句闲话，就惹了这么大的祸，往深了想，还是慈禧老太太厉害，说了“不当立宪”，你们还要立宪，袁氏已被开缺，你端方小子还不知检点？挂起来再说。

　　郑孝胥说“袁氏不学有术，端方有学有术”，可袁氏能隐忍，而端方闲居，却忍不住，又去谋得督办川汉、粤汉铁路。或以为肥缺，实则凶险，此去如飞蛾扑火，而不自知也。

　　端方闲居京城，当不致死，革命以后，或可大用。可他偏要背离初衷，受命于违宪政府，去做那违宪的事，此为不识天时；再以孤身入险地，进退失据，而起兵变，便是不知地利；更以小利治军，以小恩带兵，不问民心，来与民争利，不知肥缺乃是火山口，可谓不通人和矣。作为立宪党人，他忘了宪政的根本。此次南下抓铁路，是为朝廷火中取栗，而带兵镇压保路人，就更是刀下夺金，既未听取咨议局意见，也不与资政院协商，没有什么合法性可言。

　　立宪是“天理”他不“存”，肥缺是“人欲”他偏抓，结果被革命“灭”了。

　　武昌起义，消息传到端方军营，军心动摇。端方以为此乃旧部，不足为虑，而不知该部已为革命党人掏空，平时人缘好，到了革命关头上都变了，因为革命需要他那颗人头。

　　大势所趋和民心所向一类的政治冲动，战胜了人们一日三餐般的友谊和情感，端方怎么也没想到那些平日里那么拥戴他的官兵会有如此可怕的另一面——对这一面，他没有设防，而革命把这一面调动出来了。哗变士兵乱刀砍死他兄弟俩，割下首级，装入浸满煤油的盒子呈送武昌。可惜端方，就这样被人做了革命的“投名状”。

　　端方路过河南，曾去看望袁氏，当与袁氏有一番商议，不料一别，竟成永诀。

　　朝廷无人，亦无军，北洋新军唯袁氏马首是瞻。朝廷不得已，只好再次起用袁氏。上谕袁氏迅速来京，推行君主立宪，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可时过境迁，现在连立宪党人也对皇族立宪这条破船嗤之以鼻了。当时最大的政治，莫过于清廷退位，此乃天下共识。

　　有人劝袁氏取清而代之，但袁审时度势，以为有五不可：其一，袁氏本人不肯从孤儿寡母手中取得政权；其二，旧臣尚多，其势仍在；其三，北洋军将领无此思想准备；其四，清廷禅让，袁氏只能得半壁江山，而长江以南则难以问津；其五，南方民意尚不清楚，需以议和投石问路。故袁氏策略及步骤，先维持清室，次行君主立宪，再论民主共和，以民主共和逼清帝退位而自为大总统。

　　汪精卫晤袁氏，袁谓：国民会议，我极赞成，唯我站之地位，不便主张民主……万一议决后，仍系君主多数，君当如何？汪答：议决后我必服从多数；唯以我观察时论这趋向，必系民主多数。如议决民主，公当如何？袁谓：既经议决，王室一面我不敢知，我个人必服从多数。

　　一番交易后，议定：如袁氏能逼退清朝，革命党人即以袁氏为共和国大总统。端方的人头被拿来做了革命的“投名状”，而袁氏则拿了清朝来做共和国总统的“投名状”，这天理人欲该怎么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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