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丁戊奇荒”：三年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的大灾

　　“丁戊奇荒”

　　从1876年至1878年，整整三年，包括直隶在内，整个华北地区遭遇二百年未遇的旱灾，死亡人数超过一千万，震撼整个世界。这场旱灾，是大清国继太平天国动乱之后，面临的又一次严峻挑战。

　　灾难爆发之后，大清朝廷的行动相当迅速，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统筹抗灾事宜。

　　“丁戊奇荒”爆发时，大清政府早已被之前的内忧外患掏空了国力，“竭全国之力而不能救其十一”。但是，这台政权机器还是在惯性的驱使下，强行启动，勉力而行，依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清廷迅速下令，减免受灾地区的皇粮国税。根据美国汉学家、时在大清海关任职的马士记载，清廷免征的赋税总额高达一千八百万两以上。

　　在李鸿章的统筹下，朝廷运用国家权力，调集手中持有的大批粮食，从江南的漕粮到东北的库米，支援灾区。

　　李鸿章兴办的洋务实业，此时开始发挥巨大作用。轮船招商局调集大量人力和运力，开赴奉天、江苏、安徽、湖广等无灾区，对粮食进行大规模征收，并集中到天津。

　　李鸿章多方筹措经费，朝廷给一点、地方筹一点、民间捐一点，也开始接受境外慈善机构和西方在华教会的捐赠，甚至不惜挪用军费，甚至不惜加大“捐纳”力度——朝廷公开出售一些官职，与后世人们不假思索就痛加批判的不同。这并非“卖官”，而是“鬻爵”：所出售的其实只是官员身份和官员级别的荣誉头衔，而非实际掌握行政权力的官位。

　　在直接发放赈济粮之外，李鸿章还将重点放在了“平粜”上：以比市场价更低的价格，向尚有余资的灾民们售粮。这一方面是为了平抑灾区粮价，抑制奸商囤积居奇;另一方面也是实现了部分灾民自救。家有余资的灾民因此早得救命粮，他们的购粮款则可以转而救济更多的一无所有的灾民。李鸿章对此十分重视，认为“平粜同属救荒事无二致”。

　　比钱、粮更为棘手的问题，是运输。抗旱救灾大本营天津，积压了大量粮食，难以及时转运。李鸿章集中精力，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官方转运网络，仅为重灾区山西就设定了三条通道：北路在保定转运，天津的粮食从水路至此，换早路经获鹿进入山西;中路在山东馆陶县转运，经南运河至此转至苏曹入晋;南路则从南运河至河南道口，转经清化镇人晋。

　　在救灾过程中。李鸿章大力整顿吏治，将贪污腐化、玩忽职守的地方官员们，参的参，罢的罢，关的关，同时也大力提拔了一批在救灾当中表现得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这对稳定灾区的民心士气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当然，也趁机换上了李鸿章的亲信人马。

　　救灾工作的推进，尤其是粮食转运网络的设计建设，对李鸿章手下的洋务人才们来说，是一次执政能力的考验和历练，也是战争结束以来，大清国在非战争状态下首次大规模地建设应急机制。

　　士绅的力量

　　设立“粥厂”，是大清国收容灾民的主要方式，目的十分明确，一是“救死”，二是“防流”——防止出现流民。从社会治理角度看，“防流”比“教死’’更重要，“救死”的目的也是“防流”。

　　所谓“凶年多盗”，大灾之后引起大乱，翻看中国历史，因流民暴乱而导致天下大乱，乃至战争大爆发的，不计其数。因此，以开办粥厂等赈灾方式来收容灾民，防止出现流民，是早在清朝入关之前就已经在主流社会取得共识的牧民要术。“流民者，饥民也。与其缉之于既流之后，不若抚之于未流之先”(清代杨景仁《筹济编》)。

　　“丁戊奇荒”中，灾民人数之众、范围之广、时间之久，史上空前，甚至连北京这样的地方，赈灾的速度也赶不上灾民的增长速度，“桀骜者沿街抢夺，舍命而不悔”。

　　参与山西赈灾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说：“灾难在所有人的心中激起了邪恶的念头，民众开始惊慌不安，社会秩序陷入了混乱……一群妇女蜂拥进一位富人的家里，占领了它，在那儿生火做饭，然后又拥到另一家吃下一顿饭。男人们看到这种办法不错。便组成了五百余人的群体，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劫掠取食”。

　　各地虽然还未出现扯旗放炮、公然暴动的恶性事件，但是类似李提摩太所描绘的“吃大户”这样的小规模骚乱几乎天天不断，“盗匪”们甚至公然在官道上竖起大旗“王法难犯，饥饿难当”。遍地的星星之火，虽然渺小，但一旦燎原，局势将不可想象。因此，从李鸿章到军机处，乃至皇帝、太后，都深感“防流”的紧迫性，也因此不惜血本地加大各地的赈灾力度，全力控制灾民。

　　地处灾区的天津固然要严防死守，连远离灾区的江南，也到处是“粥厂”。数百万灾民拥进锦绣江南，地方官绅们竭尽全力，层层堵截，“就地留养”。

　　江苏巡抚吴元炳从最北边的、远离江南的徐州就开始设卡拦截，当徐州的官员还对开办粥厂的重要性认识不清，经费不能落实时，堂堂的吴元炳立即带头捐款。

　　徐州往南，吴元炳在清江设立了17个粥厂，收容四万五千余人。

　　再往南，扬州成为拦截收容灾民的主阵地。扬州城外的五台山，本有军营旧址，如今砌上围墙，只留一门。四边再挖掘壕沟包围，俨然一个大监狱。被收容于此的灾民，一律编号分队，实行军事化管理。扬州五台山一共设立了11个粥厂，收容灾民四万二千余人。

　　南京、苏州等重镇也都在城外设置了粥厂，地方政府官员亲自负责，甚至连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在灾荒开始的第一年收容了一千二百多人。

　　但是，灾民似乎越截越多，到1877年底，苏州收容的灾民已经超过二万人，情况危急。而大量的灾民继续南下，最后连杭州城内也人满为患，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对于流民的危害性，李鸿章十分清楚，他说：“北省伏莽甚多，匪徒乘饥思逞，时需分投防剿。”对此，他采取了两手抓：一手抓赈济、抓抚恤，全方位、多渠道地筹粮筹款，不仅破天荒地接受外国的救助，而且还加大了“卖官鬻爵”的“捐纳”力度;另一手抓收容、抓镇压，军队进入灾区进行戒备，“分路弹压巡缉，并令地方文武严密防捕，如有奸民借荒纠抢，持械行强者，准即严孥正法以遏乱萌”。自嘲为“裱糊匠”的李鸿章，如今又成了治安“消防队队长”。

　　为了减轻各地尤其是京津地区的“粥厂”压力，李鸿章下令在寒冬过后，就必须给灾民发放路费和粮食，遣送回乡，准备灾区的春耕播种。但是，这场大旱灾足足持续三年，耕种无望，没有饿死的灾民继续逃荒。这种一而再、再而三的“流民”风险，令大清政府的神经高度紧张。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江南士绅为代表的地方士绅们，与政府一拍即合，开始了对民间赈灾的大幅度改革，改变了传统“义赈”坐等灾民上门的做法，而是深入灾区。试图将“防流”工作从源头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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