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蒋介石晚年最不愿意见到的人究竟是谁？

　　蒋介石不是民主主义者。他抓雷震、判他的刑，主要因为雷震主张民主和自由，反对他连任总统，反对他传位给蒋经国。蒋介石站在民主和自由的对立面，从他对胡适的态度可以看出来。他本来是很喜欢胡适的，1948年国民党举行总统选举时，他建议国民党推举胡适为总统候选人。此举似乎表明他不贪恋权力，愿意让位，让一位无党派人士来当国家总统。但到了台湾以后，他表面上对胡适很客气，实际上对胡适恨得咬牙切齿。蒋介石曾讲过，他一辈子最不喜欢、最不愿意见到的人就是胡适。因为胡适倡导民主和自由，是雷震的后台和支持者。蒋介石可以抓雷震，但绝对不抓胡适。

　　在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典礼上，胡适院长邀请蒋介石出席，蒋介石讲话里批评了“新文化运动”，批评“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蒋介石讲话以后，胡适发言，第一句话就是“总统您错了”，当面驳斥了他，所以他在日记里写，最不喜欢胡适，而且以后不愿意见到胡适，但是尽管如此，蒋介石在胡适去世后，还是评价他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在审判雷震那段时间，蒋十分注意国外的反应，而将一切不利反响与批评意见全归之于胡适：

　　“本月工作以雷震案为重点，自四日逮捕至廿六日起诉作为第一阶段，除国内外少数反动言论外，一般反响并不如所预想之激烈，惟一纽约《时代》杂志乃受胡适之影响，亦作不良之评论，殊出意外。”(1960年9月30日，“上月反省录”)

　　10月，蒋闻胡适将从美国返回台湾，颇感紧张与头痛：“闻胡适定于十六日回来，是其想在雷案未覆判以前要求减刑或释放之用意甚明。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

　　胡适回到台北，不断向“总统府秘书长”张群表达见蒋的要求。蒋再次采用避而不见的策略，在“冷落”胡近一个月后，蒋介石在11月18日才准胡见面。对这次见面经过与所谈内容，蒋介石日记如下：

　　“召见胡适约谈三刻时，彼最后提到雷震案与美国对雷案舆论。余简答其雷系关匪谍案，凡破坏反共复国者，无论其人为谁，皆必须依本国法律处理，不能例外，此为国家关系，不能受任何内外舆论之影响……最后，略提过去个人与胡之情感关键，彼或有所感也。”(1960年11月18日)

　　这段描述比较平实，可见蒋事先经过精心准备，特别是最后用“个人感情”诘难胡，使其无语，顿时只能自辩。蒋对自己的策略颇为自得：“胡适之‘胡说’，凡其自夸与妄语皆置之不理，只明答其雷为匪谍案，应依本国法律处治，不能例外示之，使之无话可说。即认其为卑劣之政客，何必多予辩论矣。”(1960年11月19日，“上星期反省录”)

　　在对雷震等人进行宣判，押入监狱执行徒刑后，蒋介石感觉对胡适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他总结道，此为退台后“十一年来对内对外的反动投机分子的最激烈之斗争，至此或可告一段落”。“胡适投机政客卖空与胁制政策未能达其目的，只可以‘很失望’三字了之。”(1960年11月24日)

　　蒋介石对胡有打有拉。在“雷震案”宣判结束后，蒋就张罗着在自己的官邸给胡适做七十大寿，场面盛大，令胡适颇为感动。

　　1962年2月8日，农历新年期间，胡适夫妇还应邀到士林官邸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然而，16天之后的1962年2月24日晚7时10分，胡适在演讲中因心脏病发突然跌倒，不治逝世。蒋介石在当天日记中写道：“晚，闻胡适心脏病暴卒。”(1962年2月24日)

　　“暴卒”二字，即可以解释为“突然死亡”，也可以解释是蒋对胡适压抑已久的负面情绪的释放。胡之死，蒋介石顿时感觉除却心头大患，长舒一口气。他记道：“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1962年3月3日“上星期反省录”)

　　3月1日，蒋介石携张群去殡仪馆，瞻胡适遗容。次日，蒋在日记中对胡适有个“盖棺”之论：“盖棺论定。胡适实不失为自由评论者，其个人生活亦无缺点，有时亦有正义感与爱国心，惟其太褊狭自私，且崇拜西风，而自卑其固有文化，故仍不能脱出中国书生与政客之旧习也。”(1962年3月2日)

　　这段评论有褒有贬，算是台湾时代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对胡适“最客观”的评论了。1962年6月27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颁布“褒扬令”赞颂胡适一生的贡献，算是“盖棺定论”。蒋介石对胡适的不满，并未因其过世而完全消除，日后偶有提到胡适都是抱怨批评之语。1968年为蔡元培百年诞辰，蒋介石到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纪念活动后记道：“该院之环境污秽，设备零乱，毫无近代管理知识，殊为心痛。此乃自胡适以至今日院长王世杰，所谓新文化之成绩也。最高学府如此现状，何以立国与兴学耶？应该设法改革为要。回寓心绪沉闷。”(1968年1月11日)此时，胡适已经过世近六年，蒋介石却仍不忘将眼前过错归咎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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