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教育在中国面临的两难处境

　　在考察中西武力与文化相互纠结下的中国现代性进程，近代来华传教士的教育活动成为一个重要个案：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作出相当贡献的基督教教育最终被中国禁止。《普遍主义的挑战——近代中国基督教教育研究(1877－1927)》一书力图解释这个进程。它从基督教教育的哲学中发掘出宗教普遍主义原则，认为可以解释这个个案。然而实际是，由于自身偏狭的文化民族主义立场，这种发掘使得整个研究出现严重偏差。

　　从该书可知基督教教育在教育思想、学制、体制、课程结构、师资等方面是一种“真正的现代教育”，与传教活动有根本区别，虽然传教仍然是最高目标。宗教普遍主义是从传教这一点上分析出来的，主要表现为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从人格的基督化到社会的基督化。根据该书的分析，这个目标不仅是信仰上的追求，还是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上的追求。它是“基督教教育对中国文化与教育主权的践踏”，“教会学校在中国的销声匿迹，传教士尴尬而仓皇的彻底标志着宗教普遍主义挑战的彻底失败”。因此“教会学校始终不愿放弃基督化的宗旨，这是其不能融于中国社会的根本原因。中国政府坚持教育与宗教的分离原则和信仰自由原则，从消极限制教会学校和发展到积极收回教育权，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时代发展趋势和国家根本利益的，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这是该书对基督教教育在华的性质和命运的基本判断，也是它对取缔事实进行分析的基本框架。这基本上是一种文化民族主义或者说文化国家主义立场：“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民族语言、历史与文化的神圣价值成为自卫性的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支点的”。政治逻辑与文化逻辑混同是他们的逻辑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公共空间和市场经济是他们的文化盲点。文化思想专制是他们的逻辑结论和事实结果。

　　上述评判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文化教育与权力的关系；信仰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对于第一个问题，存在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问题本身，即文化或教育与权力的关系。假如可以这样定义“传播”：观念、精神、价值和知识不是通过强制性权力实现异地适应和接受，那么通过教育、学术和媒体，也许是文化传播和价值影响最正当的途径。文化教育不能和权力相涉，因为权力参与进来，意味着文化教育可能通过权力实现排他性。主权不仅由政府承当，还由个体公民具体承当。把主权承当全部体现为政府权力是不恰当的。传教士在华教育活动之所以被认为是文化侵略，是因为它与帝国主义的政治军事扭结在一起，这种排他性不再是教会学校内部的排他性，而是帝国主义力图使所有的学校具有这种性质。这是“文化思想专制”。当时的国民政府假如能够捍卫国家主权，就可以制止这种教育在公共空间的排他性，但不必终止它在某些学校内的排他性。以反任何形式的垄断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及非强迫性的文化教育不能与政治和军事等带有强制性和人为性的权力相提并论。不能把一所学校内的文化教育的排他性和整个公共空间内的文化教育的排他性混淆。前者是构成现代公民社会多元价值取向的一个重要发生性条件。它的排他性必然在公共空间与其他排他性共同构成多元性，从而表现为公民社会的兼容性和差异性。文化教育不能和公共权力完全扭结在一起。

　　第二个层次是如何看待基督教教育中的宗教普遍主义。文化教育的普遍主义诉求与政治、军事的普遍主义诉求不同。普遍主义是人类在人类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必然提出的价值诉求和理论主张，即一体化本身要求普适的交往规则和价值共识，它首先是一个社会整合的客观过程，其次是一个主观由混战走向融合的过程。然而普遍主义同时是真理的逻辑要求，这是另一种普遍主义。真理性在很大程度上与普遍性同义。任何一种教育成为一种可能，都是以自身的真理性为假设前提，即隐含了普遍主义倾向。但这种普遍主义是通过教育实现的，而不同于强制性推广。真理的非绝对性提出自由秩序的社会诉求。各种教育的普遍主义在互动中提倡宽容和竞争。凡是通过文化教育实现自己的普遍主义的是一种最正当的道路。也就是说基督教教育所追求的宗教普遍主义最终是现代文化教育中的普遍主义诉求，而且是具体的一所所的教会学校中的普遍主义。

　　第二个问题也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教会学校的宗教教育是否伤及宗教信仰自由。换言之宗教信仰的形成是自然形成的，还是环境与教育促成的。不存在一定的可供选择的宗教教育，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是无效的。“小学和初中低年级禁止宗教教育，高中和大学将宗教列为选修，这对于坚持宗教信仰和教育中立原则是十分重要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小孩信仰形成的环境和教育由谁给定或决定的问题，但该书显然无意中倾向于政府管理公民信仰。这是一个相当重要且相当复杂，关系到公民信仰教育与公民权利的关系的问题。本文立场是：小孩的信仰教育选择，由家长决定好，因为这是唯一的比较自然的过程。政府在这上面的工作主要维护家长与学校之间的权利关系。第二个层次是宗教与教育分离的现代教育原则与教会学校的存在。宗教与教育分离是指剥夺宗教通过公共权力实现对所有的学校的控制权及推行单纯的宗教教育。在以现代教育为主要目标的现代教会学校，贯彻自己的宗教信仰是无可厚非的，正如民间社会需要自己的不同信仰的形成机制。政府只能检查它是否具有现代教育的基本条件和是否实现基本的现代教育。政府只能规定那些是必修的，但不能规定只能必修这些，在这个问题上应给民间提供自己的选择空间。

　　文化民族主义是可怕的。它的逻辑性是排他的，或者说是捍卫自性的，而且是通过强制性权力实现。其后果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文化思想专制，这一点，该书有所意识，在论述基督教教育在华的最后岁月时，开辟专章谈论国民党政府的党化教育与取缔基督教教育的关系，但它首先把基督教教育定性为对中国文化教育主权的践踏，因此一开始就从基督教教育的教育哲学中找到禁止基督教教育的根据：“只要不放弃使中国基督化的使命，基督教教育就不可能单纯是教育，而一旦放弃了使中国基督化的使命，它就丧失了自身的基础，这是基督教教育在中国面临的两难处境，也是基督教教育不容于中国社会的根本原因”。于是只在章末或节末带一笔关于国民党政府禁止基督教教育具有禁锢思想自由的一面，而不能指出这才是根本原因。一个是中华民族失去摄纳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的机会。这一点影响更加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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