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建国库仅有十元 孙中山归国称只带回精神

　　初春季节，乍暖还寒。白下路23号，一栋临街的三层老建筑前面，行人匆匆而过。没有人在意这栋面目古旧的老建筑。

　　时光倒流100年，1912年2月14日，同样的地点却是热闹非凡。这一天，经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南京中国银行在南京珠宝廊开市。当时的珠宝廊，就是今天白下路西端的这一段马路。珠光宝气的名称，似乎注定珠宝廊与银行结缘。不过，孙中山之所以相中这里作为民国政府的中央银行所在地，并不是因为这条马路的名称。

　　筹措资金困难，孙中山无奈称：“所带者精神而已”

　　武昌起义后两天，即1911年10月12日上午11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就从报纸上看到武昌已被革命党占领的消息，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革命经费问题，因此没有立即回国。他在美国各地发表演讲，寻求支持以及美国政府在革命党人和清政府间的中立。

　　10月14日，《纽约时报》披露了一封孙中山先生给金融家的信，信中说：我们希望你们积极寻求愿为我们提供资金的金融家。如果他们愿意提供上述贷款的话，请尽快通知我们，他们愿意以什么条件和什么方式成交。一旦从贵处确知细节，我即按照这些金融家的意愿展开工作。

　　之后，孙中山先后赴英国和法国寻求贷款支持。11月24日，他在无所收获的情况下由法国马赛动身回国。

　　12月16日，孙中山先生在新加坡对来访的支持者华侨邓泽如等人谈道：“因迟迟而归国者，要在欧洲破坏满清之借外债，又谋新政府之借入。此次直返上海，解释借洋债之有万利而无一害，中国今日非借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

　　12月25日，孙中山先生一行抵上海。南方支持革命的政治力量都对孙中山先生的归国抱有资金上的期待。《大陆报》记者12月25日采访孙中山先生时对话如下：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人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

　　尽管孙中山先生的经典回答一时引为佳话。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也是他四处奔波筹款遇阻后的无奈之语。

　　兵败洗劫南京城，张勋搜空城内雪花银

　　当孙中山等人为革命经费捉襟见肘时，旧王朝的各种势力却在拼命地往各自怀中揽钱。如，据《江苏省志》记载：“辛亥革命前夕，大清银行江宁分行被清政府张勋的军队控制着，张勋与当时革命军交战的军火，有一部分就是由江宁分行总办唐宗愈支持款项购买的。在革命军接管江宁分行后，唐宗愈又趁乱将60多万两白银存款带走。”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从1911年11月8日起就开始组织力量进攻南京，12月2日南京光复，历时近一个月。在此期间，守城的清军几乎将城内财物搜空。

　　据11月18日的《民立报》刊载，张勋部队败退时：“官军昨将兵士皮统几千件及裕宁、大清、交通、造币厂所存之银洋，统用马车拖出凤仪门，每车两箱，每箱三千两，计四十二车，城内之银罗掘已空，俨如大盗。”据大清银行分清理处清理员徐宽严呈称，宁、镇、扬三处因“光复遗失”和“南京独立损失”尤多。

　　据《南京大清银行抵进各产表》记载，宁行的房屋财产因“光复被抢”，“革命被焚”及惨遭“匪劫”，经清理处清点，财屋仅合库平银六十七两四钱五分三厘。上交总清理处时“宁行只有现银三十两九钱七分六厘，为数无多”。

　　革命“需饷奇急”，财政部金库“仅存十洋”

　　1911年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会议决定以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

　　对于刚刚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来说，南北尚未统一，百业待兴，最棘手的就是财政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各省对中央政府“无一钱供给”(孙中山语)。临时政府财政部对此的解释是：“本部收入的款，向以全国赋税为大宗。自光复以来，各州县经征款项，应划归中央政府者，虽早经本部通电催解，而各省迄未照解前来，以致收入亦无从概算”。没有足够的财政支持，政令往往难以完全施行。南京临时政府虽号称中央，但对各省并无足够支配能力，这种情况已经使当时的舆论深虑“拥号称尊，各不相统，即无外忧而已自兆分崩离析之祸矣”。

　　当时南方各省纷纷派代表前来要求饷械，然而，他们大都失望而回。那么中央财政究竟匮乏到什么程度呢?有关资料记载，一次，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说“需饷奇急”，向政府求援。孙中山为救安徽之急，也为显示新政府的实力，借以安抚人心，当即批了20万元，交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去办。然而，对于持总统手批的胡汉民来说，这无疑是一宗棘手的任务。据他后来回忆，当前去财政部拨款时，发现“金库仅存十洋”。

　　临时政府的执政者们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活动金融、支持财政，筹建临时政府自己的中央银行，时不我待。

　　为何选择珠宝廊?这里曾是大清银行旧址

　　实际上，早在武昌革命爆发后，筹办新的中央银行就被提上了日程。

　　当时，辛亥革命的烈火向北方蔓延，清政府摇摇欲坠，清政府的大清银行也岌岌可危。1911年11月5日，大清银行商股股东成立了以大清银行秘书长项藻馨为主的大清银行股东联合会，筹议应对时局之计。几经酝酿筹划，他们于1912年1月初正式上书大总统孙中山，建议：“就原有之大清银行改定名称，重新组织，作为新政府的中央银行”。

　　孙中山对于这个建议十分重视，即与临时政府决策层及有关方面进行磋商。

　　1912年1月24日，财政总长陈锦涛根据孙中山大总统谕，批复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将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从此，中国银行于共和诞生之地正式定名。

　　1月27日，《民立报》最先向社会披露大清银行改为中国银行的消息：“昨天，民国外交总长王宠惠由南京来沪……并言，大清银行业经各股东议决，改为中国银行。”

　　1月28日，大清银行商股联合会召开股东大会，传达大总统示谕和陈总长批示。股东大会在群呼“中国银行万岁”声中结束!

　　1912年2月14日，孙中山颁布“总统府令”，定于2月15日举行“革命之事业告成，民国之基础大定”庆典活动。同一天，，南京中国银行在南京珠宝廊(现为白下路23号)原大清银行江宁分行旧址开业。

　　2月15日，孙中山大总统亲自率队到明太祖孝陵拜祭。同一天，《民立报》以号外刊登南京中国银行开办广告：“民立报转各报馆鉴，南京中国银行今日开市。寒(注，寒指14日)。”

　　寻踪白下路23号，民国建筑师的“中国梦”

　　白下路23号的民国建筑坐北朝南，钢筋混凝土结构，高三层，外部墙面采用泰山面砖，淡黄色，微带红。嵌缝用颜色水泥，配砖色。勒角用苏州石打光。

　　如今，大楼内空空如也。透过铁将军把守的大门门缝望去，蛛丝寂寞地在春风里打着秋千。附近一家商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以前好像是一家银行，搬走很久了，一直空着。”

　　根据资料记载，这座大楼是1933年在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原址上重建，设计师是陆谦受先生。陆谦受是民国建筑巨子，幼年随父赴英，1930年毕业于伦敦英国建筑学会建筑学院，为英国皇家建筑学会会员。上世纪之初，建造南京中国银行之时，正是中国建筑业探索“新中国建筑”实践之时。陆谦受等人坚持“洋为中用”的设计理念，提出了“新风格”的原则：一件成功的建筑作品，第一不能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背景，“建筑要能充分地显示出我们这一个时代进化的特点，不要开倒车，使人家怀疑着现在是唐还是宋”;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能离开文化的精神，“就是说，建筑要能代表我们自己文化的精神。不要把中国的城市都变成了欧美的城市。”

　　于是乎，今天看到的南京分行这座小楼，正体现了陆谦受的建筑理念：小楼完全按功能要求合理组织平面，表现出理性主义的设计思想，立面设计在表现现代建筑特征的同时，局部采用了中国传统装饰，整幢小楼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共处一体的表征。

　　1937年南京沦陷前，中国银行西撤至武汉，后来辗转香港到上海，在法租界设立办事处。抗战胜利后，1945年，中国银行迁回南京，先于建康路复业，次年4月1日，迁回白下路原址办公。著名京剧演员梅兰芳在抗战胜利后，来南京演出期间，曾居住在中国银行南京分行内。

　　大马路66号，传说中的宝藏并不存在

　　在下关大马路66号西端，静静地矗立着一座西式三层洋楼。这栋建筑是白下路23号的姊妹建筑，民国时期，是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下关办事处。

　　小楼始建于1923年，建筑面积达2000平方米，是西方古典样式在南京的早期实例。小楼主体高3层、中央塔楼高2层，主入口设有6根足有两层楼那么高的爱奥尼亚式石柱支撑门廊，顶部石台雕刻有简约精美的涡形花纹。塔楼前后采用层叠式建构，由外向里层层推进。

　　沿着大门两侧的台阶进入一楼，穿过拱形的侧开式大门，可直接进入大厅。大厅入口处的地面是蓝黄相间的地板砖，楼内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地板砖的年纪和房子的年纪是一样的。一楼大厅的墙壁上，还有一台英式壁炉，据说也和建筑同龄。壁炉后面的墙上，向内开有一扇小小的铁门，据说就是民国时期的金库。不过，如今这扇小铁门是随意敞开的，里面自然是一根金条也没有。

　　从建筑后部的转角楼梯拾级而上，窗栏上的雕花依旧、水磨石的扶手依旧、大厅里的英式壁炉依旧……

　　离开大马路66号，记者随意向路边人打听这栋建筑的故事，大部分人都表示不知道这里原来是银行，只有一位搞批发的蔡师傅说：“我知道这里是银行，听说蒋介石当年在这里留下了宝藏，所以每天都会有一些人过来寻宝。”

　　其实，要说有宝藏，就是这栋89岁的老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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