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曾国藩的为官原则：办大事，找替手

　　办大事，找替手，

　　你办事，我放心。

　　此乃鸿章所总结先师曾国藩的为官原则。曾师曾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后人多以为“找替手”乃是找替罪羊，这实在是一知半解。替手者，接班人也，继承人也。西谚云“权力之本质在于影响力”，宦海浮沉，风云难测，维持“影响力”之根本，便在于这人事根基。“替手”越多，“替手”越强，“影响力”至少可保两代，便能不管风吹雨打，胜似闲庭信步。

　　官场中人，大多不解个中奥妙，大权在握时，鼻孔向上，颐指气使，将他人的逢迎巴结，当做效忠亲近，待到风雨袭来，方觉四边不靠，竟是孤家寡人，悔之已晚。有些大员，将属下谋士幕僚视为私产，得心应手之余，不忍外放，却不知不仅埋没人才，更是自断手足。民谚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三个桩”，党同伐异固不可取，但“君子不党”却亦足令“君子”势单力孤，甚或顶戴难保，想做“君子”而不得。找替手、培养接班人，实在是官场修习之第一要务，亦是衡量官员才干高下之第一标杆。

　　如今鸿章年逾古稀，回首来路，方觉曾师“找替手”之论意味无穷。世人论及鸿章，多以为勋名功业或在曾师之上，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但鸿章自忖，仅办大事选替手一节，鸿章即与曾师有天壤之别。曾师之“大事”，有鸿章为“替手”，鸿章之“大事”，又以何人为“替手”?

　　耳提面命

　　曾师比鸿章年长一轮，同属羊。民俗皆曰属羊命苦，虽是野叟村言，倒也几分贴切。曾师与鸿章虽然功勋彪炳，位极人臣，却极为辛苦，竟俱是劳碌命。比鸿章再年轻一轮的圣母皇太后(慈禧)，亦是属羊，操持费心，劳碌终年。或许，此可谓“生于忧患”。

　　曾师与家父(李文安)同中进士，鸿章遂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得以“年家子”受业曾师门下。其时鸿章入京投父不足一年，入京之初雄心勃勃，曾作诗曰：

　　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

　　孰料科场失意，名落孙山。蒙曾师不弃，耳提面命，日夕相处，如父、如兄、如友，传道授业解惑，得益匪浅。恩师时年三十三，正是羽扇纶巾、雄姿英发之壮年，鸿章则为二十一岁，韶华青春。三年后，鸿章金榜题名，入翰林院。

　　时曾师病卧报国寺，此乃前明大儒顾炎武之故居。曾师遂以亭林(顾炎武号亭林)自喻，于“义理”、“辞章”、“考据”之外，另加“经济”(经世济用)，作为治学之标准。鸿章与曾师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并编校《经史百家杂钞》，蒙曾师谬奖，与同年进士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共称“丁未四君子”(1847年是丁未年)。

　　自此至曾师谢世，三十余载，鸿章与曾师纵不朝夕相处，也是羽书不断。鸿章一生之事业，实奠基于曾师之助，扶上马，送一程，这一送竟是一生一世。

　　鸿章自入仕途，晨钟暮鼓，按部就班，只觉得宦海之中浪打浪，起伏漂流，无处是岸。若如此熬资历，拼耐性，穷困于京城之内，骈死于槽枥之间，不只愧对造我育我之上苍，亦愧对多年苦读之圣贤书。

　　未几，洪杨(太平天国)乱起，星星之火，居然燎原，半壁河山，竟已易帜。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大丈夫建功立业之际，鸿章久已不甘蛰伏，此时如蒙春雷惊蛰，主动请缨，终得以随同乡党、工部左侍郎吕贤基回乡筹办团练。曾师丁忧在藉，亦奉旨练兵抗敌。我师生投笔从戎，舍“笔杆子”而改握“枪杆子”，这“杆子”显见比那“杆子”粗壮有力，一生功业，俱奠基于此。

　　从戎之初，战事不利，屡战屡败，屡败屡战。鸿章追随吕贤基，贤基兵败自溺而死。曾师乃荐鸿章于江忠源(安徽巡抚、湘军大将)门下，孰料忠源亦兵败自溺而死。鸿章改投福济(新任安徽巡抚)麾下，却受排挤，竟致兵权被夺，只得奉母避居，远赴南昌，投靠瀚章兄长。

　　瀚章此时，在湘军任“总理”粮台报销。鸿章虽有心投奔曾师，但曾师以为鸿章志大才高，终非池中之物，此间局面狭窄，勉强为之，反而彼此两误。曾师帐下一众旧友，如陈鼐等，亦竭力为鸿章周旋，曾师游移再三，方破例准鸿章入幕府。

　　自入曾师幕府，由师生而主宾，鸿章耳濡目染，竟是焕然一新，但觉从前所辅佐诸帅，茫无指归，此处则如同指南针。曾师亦对鸿章青睐有加，赞曰“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

　　曾师有意栽培鸿章，由幕僚而外放领兵，先是统带淮扬水师，安庆克复之后，鸿章奉师命筹练淮军，获曾师倾囊而授统兵之道、驭将之术。

　　互为犄角

　　练兵之初，鸿章尚以为淮军无非湘军分支，日后方知，这实在是曾师为将来所设的绝大“替手”。淮军之设，一则可以广添兵源，补湘军人数之不足;二则可以解上海之围，为湘军护持东南膏腴之地作为粮饷之源;三则可以分曾师及湘军之势，为日益位高权重、忧谗畏讥的曾师稀释嫌疑;四则为曾师日后裁撤湘军、急流勇退预作退路。凡此种种，可谓深谋远虑，苦心孤诣。

　　鸿章自此别树一帜，淮军亦与湘军并驾齐驱。未及两年，鸿章已统兵数万，官至江苏巡抚。投桃报李，乃以上海之膏腴，源源接济湘军之粮饷。克复苏州、常州之后，朝命催促鸿章合围南京。曾九(曾国荃)攻城已经年余，滴水穿石，即将见效，此时鸿章岂能争功，遂勒兵不前。南京光复，洪杨荡平，论功行赏，鸿章加太子少保、封一等肃毅伯，勋名几与曾师比肩。

　　继而曾师急流勇退，裁撤湘军，自解兵权，淮军遂成官军主力。及至剿捻，曾师奉旨率淮军北上，成败利钝，艰难曲折。其间，鸿章致信曾师，称颂其为“中流砥柱”。曾师回函颇可玩味：“来示谓中外倚敝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与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

　　曾师说话，向来曲里拐弯，如此坦率，倒是少见。淮军、鸿章、曾师，三位一体，荣辱与共，休戚相关，此乃大实话。有作为，就有地位;无作为，就无地位。胜仗方是硬道理，政绩才算升官符，如今世道，就是这般务实。无怪乎鸿章初次独掌兵权、进军上海之前，曾师谆谆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枪杆子在手，笔杆子在胸，两杆子抓得稳、抓得紧、而且还得抓得巧，才能逢凶化吉。

　　曾师信奉“厚藏匿锐”，此中根本，在于“锐”字，而非“藏”字。

　　凡做大事者，易于善始，难于善终。有“锐”而不藏，刚而易折，即使不折，风吹雨打下，自然也易于生锈。而倘或没有了“锐”，即使不藏不匿，亦无非一个四面光的琉璃蛋，任人搓弄，一碰就滚，一摔即碎。“厚藏匿锐”，掩饰的并非“锐”，而是“锐气”——虽不形于色，内里却风骨依然，棱角犹在。

　　曾师、鸿章位高权重，而终能平安降落，“锐”为根本，“藏”为手段。而“厚藏匿锐”之关键在于“替手”。“替手”实在就是最锐之“锐”，无论藏匿与否，有此“锐”护驾，何患鼠辈?此可谓荣辱与共、互为犄角。

　　心照不宣

　　“替手”之选，首重心照不宣，所谓“响鼓不用重锤”也，点到为止。

　　曾师幕府中，有一四川中江人李鸿裔，才华横溢，倜傥而不拘小节，深得曾师喜爱，视如子侄，可以出入曾师秘室。彼时曾师幕府罗致宿儒多人，号称“三圣七贤”，曾师厚待之，却不假以事权。

　　一日，曾师与李鸿裔于秘室坐谈，正好有客来访，曾师出陪。李鸿裔独坐秘室，翻几上案牍，得《不动心说》一首，为“三圣七贤”中某老儒所撰。文中有句：“使置吾于妙曼娥眉之侧，问吾动好色之心否乎?曰不动。又使置吾于红蓝大顶之旁，问吾动高爵厚禄之心否乎?曰不动。”

　　李鸿裔看到这里，便援笔题其上说：“妙曼娥眉侧，红蓝大顶旁，尔心都不动，祗想见中堂。”题罢，掷笔而出。

　　曾师送走来客后，返秘室，看到李鸿裔题字，遂令中军官持令箭即刻追拿李鸿裔。李鸿裔拿到之后，曾师厉声告诫他：“此辈皆虚声纯盗之流，言行必不能坦白如一，吾亦知之。然彼所以能获得厚资者，正赖此虚名耳。今汝必揭破之，使失其衣食之资，则彼之仇汝，岂寻常睚眦之怨可比，杀身赤族之祸，伏于是矣。”

　　李鸿裔悚然受教，自此遂深自敛抑。

　　和光同尘，韬光养晦，实乃曾师宦海秘诀。曾师绝非泥古不化之“道学先生”，或“理学大师”，而是世事洞明、人情练达。其外表之道德文章，无非雨天一领蓑衣而已，避避风、遮遮雨。倘或拘泥守经，其何来杀人如剃头之“曾剃头”大名?

　　只不过，官场之内，许多事情做得说不得，又有许多事情说得做不得，彼此默契，心照不宣，此实乃“替手”所必备之第一要义，否则，何以“你办事、我放心”呢?

　　雪珥，澳大利亚华人，职业商人、非职业历史拾荒者、中国改革史窥探者，著有《大东亚的沉没》《绝版甲午》《国运1909》《绝版恭亲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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