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无常主、草根纷纷上位的战国时代

经过春秋时代的长期战争，许多小的诸侯国不复存在，几个大的诸侯国日益强大，争战不休。到了战国时期，“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诸侯国为获取更多的土地、财富和人口，彼此之间不断开展兼并战争，争夺生存空间。战况空前惨烈，各国统治者都在寻求在竞争中生存下来的办法。克敌取胜之道，首在富国强兵，诸侯国的统治者们争相延揽人才，不断调整国策，希望用最短的时间来达到目的。变法的星火，以不可遏止的燎原之势在各国蔓延开来。

春秋大国晋国的分裂，让战国时期的国君们开始防备那些世卿大族，他们日渐强大的势力，对国君形成很大的威胁。各国国君迫切需要建立起一支完全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于是，一些出身下层、没有根基而又才华横溢的士人，成了国君们付以重任的首选。由于君主们对人才的渴望，战国时期，一个早上还默默无闻的士人，很有可能晚上就已经腰佩金印在朝堂上呼风唤雨。贫富穷通的落差，吸引着士人们前仆后继地为自己找一个“好东家”。

在当时士无常主的观念下，士人并不需要对君主从一而终。谁赏识他，他就为谁效命。人才在各诸侯国间流动频繁。有些人甚至做出对“老东家”不利的行为，这在当时都无可厚非。

《史记》中记载，脚穿草鞋，肩挂雨伞，土里土气的虞卿，去游说赵孝成王，第一次会面之后，赵王便赐给他黄金百镒，白璧一对；第二次拜见赵王，虞卿就担任了赵国的上卿。穷困潦倒，在家里吃口剩饭都要遭白眼的苏秦，当游说列国推销自己成功，组建合纵联盟后，很快就当上了合纵长，身佩多国相印，一怒而诸侯惧。军事家孙膑，先在魏国效力，因受庞涓迫害，遭受膑刑，身体残疾，后在齐国使者的帮助下投奔齐国，被齐威王任命为军师，辅佐齐国大将田忌两次击败庞涓，奠定了齐国的 霸业。

虞卿，名信，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战国善于战略谋划的名士。

商鞅，原本是魏国大臣公叔痤的家臣，在魏国不受重视，辗转到了秦国，通过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富裕强大的国家。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在魏国主持军事改革后，虽大败秦军，但因受魏武侯猜忌而投奔楚国。亲身经历了魏国变法的他，被楚悼王指派主持楚国变法，站在了权力的顶端。制度的变化，带来的是社会风气的巨变。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当诸侯们摒弃出身背景，而以人的才能为原则选任自己的官员时，出身贫寒的人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布衣卿相”“养士”成为战国时代独特的风景线。游士们游走于各国之间，完全不提礼义廉耻，纯粹从利的角度为君主和权臣出谋划策。在士无常主的战国时代，国君们纷纷开出优厚的条件，吸引人才前来投奔。一时之间，“礼贤下士”和游说君主成为风气。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尊贤养士工作做得好，那么这个国家就一定会强盛起来。

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研究发现，进入战国，那些在春秋时期叱咤风云的世卿显贵家族，除少数成为新的诸侯国君外，已经荡然无存。他发现，与春秋时期各国执政都出身于特定的世卿家族、国君基本上无权任命执政不同，战国宰相一类高级官员多是由本国国君任命，宰相或者由国君最亲近的子弟姻亲担任，或者由出身寒微、不属于任何大家族的士人担任。和春秋时期的世卿相比，战国宰相不是终身职，也没有固定的任期。他们必须依托国君，以执行国君的权力。

春秋时代，教育由贵族垄断，朝政也由上层贵族把持，代代世袭。而战国时代，教育不再是贵族的专利，著名的学者纷纷聚众讲学，宣扬自己的政治和学术思想，各家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空前热烈。勤学有志的士人也如饥似渴地追随各家学术大家，优秀的人才更是身兼数家所长。

这其中，一个被后人称为“法家”的群体被各国君主重用。与战国时期的其他学派不同，法家虽然是一个从来未曾出现实质性门派的松散体系，但法家学者大多集众家所长、才华横溢。战国时的法家学者虽然没有特别明确的师承关系，但有着相似的政治主张。他们在摒弃“礼治”，提倡“法治”的同时，主张通过农耕和战争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提倡君主权力的高度集中，并通过严刑峻法来管理人民。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枫认为：法家是最晚出的，综合了各家之长，总结和批判了儒家、道家、墨家提出来的救国和治世的方案，提出了关于政治、经济以及法律制度的设想。法家为什么后来被各国国君所采纳？实际上，法家这些主张都极有针对性，对破除原有的血缘贵族关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建设性的意见。两千多年前的法家们所倡导的一些法律理念甚至还影响着当今的法律制度建设。

战国初期的魏国，虽然占有中原大部, 但是四邻为齐、楚、秦、赵四个强国。四战之地的先天环境，让魏文侯十分不安，求变图强的愿望十分强烈。魏文侯任命李悝为相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变法。李悝在魏国的变法，对当时的其他各国以及中国后来两千多年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李悝为了能够自上而下地推行自己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制定《法经》进行严苛的约束，另一方面从最根本的奖励耕战开始。战国时代的农民，是劳动力和兵源的基础，各国君主都希望有更多的百姓为自己卖命。

后来商鞅入秦，就是带了《法经》去的。之后秦国的《秦律》和汉朝的《汉律》，都是以《法经》为依据，逐步修改增订而成的。一个国家要称霸，仅仅依靠发展经济和开明的政治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建立一支战无不胜的强大军队。与李悝进行经济、政治、法制领域改革的同时，吴起也正在军中进行他的军事改革。吴起的军事改革，除了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在战国士人群体中，一生经历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的吴起，可以说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吴起，卫国人，年轻时家中富有，但他不爱从事生产，而是在各国游历，谋求官职。但直至把家里的钱财消耗殆尽也没有成功。失意的吴起，受尽了邻居们的讥笑冷落，他一气之下，杀掉曾经嘲讽过他的三十多个人，逃出卫国前往鲁国，后又投奔魏国。在魏国，吴起受到魏文侯的重用。为了精选武士，吴起对军队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他首创了考选“武卒”的方法，入选武卒的条件很苛刻，必须身穿全副甲胄，能拉开十二石的弩，背着能装五十支箭矢的器具，肩扛长戈，腰挂利剑，带着三天的干粮，在半天内疾行一百里。士兵一旦入选武卒，国家就免除他家的徭役和宅田税。这一举措，极大地调动了将士的战斗积极性。短短几年后，这些被吴起精选出来的武卒，被打造成战国时期诸侯国中最强悍的步兵，震慑着其他 各国。

战国时代，在绝对实力下，强大就意味着扩张，被魏文侯重用的吴起，在战场上宛若神灵附体，在魏国期间，吴起率军与其他诸侯大战七十六次，全胜六十四次。公元前389年的阴晋之战，吴起以五万魏军击败数十倍的秦军，短短数年，就占领了原本全部属于秦国的河西地区，魏国在这里设立西河郡，任命吴起为西河郡守。在担任西河郡守期间，吴起总结了自己的军事实践经验，写成了《吴子兵法》。这是一部在中国军事史上与《孙子兵法》有着同等重要地位的兵书，秦汉以前流行颇广。

吴起，中国战国初期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兵家代表人物。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陈相灵认为：吴起的兵法跟孙子兵法曾经是齐名的。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战略思想上，吴起把儒家的思想和兵家的思想结合在他的兵法当中，这就是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核心的思想。治国理政，要用儒家的思想；外治武备、发展军队，要用兵家的思想。

魏文侯死后，他的儿子魏武侯继位，任命田文为相国。当时魏武侯和吴起沿河而下去视察边防情况。魏武侯就和吴起说：你看魏国能这么强大，靠的是山河之固。吴起对魏武侯说：山河之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心。对这句话，魏武侯听不进去。显然魏武侯缺乏战略眼光、战略思想，所以最后在别人的挑拨下，他觉得吴起也没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吴起来到了楚国。

采纳法家们变革建议的国家都取得了富国强兵的效果，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和新的经济体制也都得以确立。并且，各诸侯国都致力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对立功军士给予厚赏，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他们的能量。在李悝主持魏国变法的同期，赵国相国公仲连也进行了政治改革。到了吴起在楚国主持变法时期，邹忌在齐国，申不害在韩国，商鞅在秦国都进行着不同程度的社会改革。在吴起被杀害二十二年后，商鞅总结了各国的失败教训，带着李悝的《法经》来到了秦国。在秦国，商鞅使法家主张乱世用重刑的政策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施。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晓枫认为：法家有个很重要的思想，韩非子总结说，叫惩一罪之重，用重刑去罚罪，止一境之邪。这样的价值观、道德观，以及对道德和法律之间的关系的判断，就导致法家人物自己最后基本上都是死在自己所制定的法律上。法家的法律太严苛了，也都很残酷。

战国变法运动绵延一百多年，极大地改变了社会的面貌，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不仅在当时，即使对后世，也是独一无二的。变法中形成了中国之后两千年的国家机器、经济结构和法律制度的雏形，虽然历经政权交替、朝代更迭，以君主为首的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体制却一直统治着神州大地，未曾动摇。直到辛亥革命这场更大的变革风暴袭来，它才被连根拔起，轰然倒塌。

以上就是关于士无常主、草根纷纷上位的战国时代的内容，本文摘自《中国通史（卷一）·从中华先祖到春秋战国》，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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