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外籍顾问收入：莫理循月薪超普通公务员百倍

　　北京有条王府井大街，这是中外皆知的，据说还是“中华第一街”，比上海的南京路更显赫一点。不过，大多数人所不知道的是，这条街在民国年间时还有个洋名，那就是“莫理循大街”，在1949年前，王府井大街南口路西店铺的墙上还钉有“莫理循大街”的英文路牌。这位莫氏并非他人，正是百年前英国《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袁世凯的洋顾问莫理循。

　　十七年的记者收入

　　1912年5月17日，莫理循写信给《泰晤士报》主编白乐尔，他在信中回顾从1895年开始的记者生涯，特别是报社所给予的经济收入。据莫理循自述，他任职之初，年薪只有500英镑，1900年后才加到1200英镑，但其中包括了办公费和必要的旅行费用(除非到朴茨茅斯采访，费用才另外开销)。莫理循在信中算了一笔账，从1895年11月1日至1912年5月1日的这段时期里，《泰晤士报》共为其支付了19000英镑，但让他不能忍受的是，从1900年开始，他的薪水即一直保持在1200英镑，而这样的收入已经无法支付其开销，特别是当时的汇率变动，已经让他不堪承受(辛亥革命前，一英镑兑换11。15美元，但革命之后，一英镑只能兑换9。55美元)。

　　这一年，莫理循年届五十，他对记者生涯已感到厌倦，而他写这封信的主要目的，也主要是向《泰晤士报》索取一笔退休费。据他自己所说，这些年干下来，除了在北京城里拥有一所即将翻修的旧房子和城外一座小别墅外，他身边只剩下250英镑的现金存款。在随后写给朋友的信中，莫理循认为他在城内的房子价值3000英镑，至于那所乡下的小别墅，因为莫理循并未提及，可能价值不会太高。

　　蒋梦麟在回忆录《西潮》中说，他在1908年赴美时，一美元大概兑换两个银元，如此算来，当时一英镑大概值20银元左右(无特别说明的话，以下“元”均指银元)，而莫理循的月薪应为2000元，他在中国工作17年的资产似在6万元上下。与任职45年的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相比，这实在不算什么，据莫理循推测，赫德于1911年9月去世时，其名义收入为40万英镑，实则至少获取了75万英镑的收入。

　　莫理循自己也承认，作为《泰晤士报》的驻外记者，他在北京是绝对的“高薪人士”，事实上也确实如此。同时期的中国名记包天笑在上海《时报》任职，每月80元的薪水已让其非常满意，而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在《变化中的中国人》中的调查，当时传教士每年的收入大概只有100美元，只及莫理循的十分之一。当时广东谘议局的议长，月薪也不过140两银子(一银元相当于0。72两)，常驻议员收入更低，一个月只有50两。

　　白乐尔的答复令莫理循很失望，因为按《泰晤士报》的规定，员工只有从年轻时即任职报社并且在任职期间因年老或疾病失去工作能力的情况下，才可能获得一笔退休金，像莫理循这种中途加入又中途退出的情况，除非报社老板鉴于其出色的工作而给予特别馈赠，否则是爱莫能助的。白乐尔的建议是，如果实在没办法，只能出售这些年来收集的藏书，尽管这是莫理循所不愿意的。

　　天价顾问费

　　莫理循在这一时期提出辞职并非偶然，事实上已经有人向他伸出了橄榄枝，那就是新任总统袁世凯。1912年8月1日，莫理循被正式聘为民国政府政治顾问，其职责是襄助大总统的外交事务、国际事务信息收集及国际舆论引导等。次日，莫理循的好友、时为袁世凯亲信幕僚的蔡廷干给他送来了一份大合同，其中约定，民国政府每年付给莫理循3500英镑，外加房租津贴250英镑、聘请机要秘书津贴200英镑，而且还免费配备翻译一名。另外，在5年的合同期内，莫理循每年还可以享受带薪假期两个月，合同开始前后的来回旅费均予报销(约200英镑)。

　　合同中明确写明，莫理循每年的薪金收入(总额3950英镑)，由民国财政部按外汇牌价存入莫理循在北京汇丰银行的账户。换句话说，莫理循此时的收入比《泰晤士报》所给予的薪金翻了三倍有余。双喜临门的是，莫理循于当年8月前往伦敦举行婚礼，新娘子是他之前的秘书珍妮。罗宾，由此结束了五十年的单身生活。

　　受聘之后，莫理循的收入之高绝对令人嫉妒。据何刚德在《客座偶谈》中说，民国初年，袁世凯规定京官“无论大小，每人月俸六十元”，对此，何刚德还满意的说，“然即如此，已较前清宫俸倍蓰矣”。比较下来，当时京城普通公务员的收入只有莫理循的百分之一还不到。曾为四品京官的曹汝霖在回忆录中说，民初后他改做律师，一个月可挣2000元，而外务部总长也不过1000元，次长只有600元。

　　1904年，日本人川岛浪速继任北京警务学堂监督时，月薪由400元提为600元，每月外加60元的住房补贴，他在这一任上做到了1912年。与莫理循相比，这有点小儿科了。莫理循的同行端纳(后来“西安事变”的斡旋者)，他曾写信说南京临时政府愿意给他每月250英镑的月薪请他做顾问，但被他拒绝了。如果端纳所说是实，这个开价也不算低，只是以南京临时政府的困窘，是否能支付这一薪水颇是个问题。不过在1920年，端纳受聘为北洋政府经济统计局局长时，他的月薪拿到了2万大洋，这也应该算是天价了。

　　拿到如此高薪后，莫理循的生活显然改善了不少。此后，莫理循在这片最有贵族气息的地区购买了拥有26间房间的大宅子(花了153英镑)，这就是现在的王府井菜厂胡同。据说，“莫理循大街”也是由此而起。当时还有这样一个趣闻，很多外国人抱怨说，他们一到北京火车站，人力车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径直把他们拉往莫理循家而根本不问目的地，原因是，他们认为所有外国游客都是来拜见莫理循!

　　真财富：莫理循文库

　　莫理循1912年打算辞职时，曾向朋友提到他的藏书，据他自己所说，这是“世界上同类藏书中最好的”。这些书很幸运，它们逃过了庚子之变，也躲过了当年的北京兵变，在莫理循被《泰晤士报》拒绝付给退休费时，他一度想把这些藏书全部出售，以便自己退休后能体面的离开北京。

　　莫理循称自己的藏书是“世界上同类藏书中最好的”也不是自吹自擂，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认为他的“亚洲书库”藏书“最为丰富”，堪称“东亚第一”。从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开始，莫理循就留意搜购关于亚洲、特别是中国的各种书刊图册，从1897年至1917年的20年间，莫理循共收集了中、英、法、德、意等十几个语种的图书、报刊、地图等文献两万余册，其中还包括一千多种画册和图片资料。莫理循的藏书涉及政经史地等多个领域，其中不乏珍品，如《马可·波罗游记》，这里就藏有40多个罕见版本;而当时各国关于日俄战争的图书，这里足有500多册。为便于查找，莫理循还亲自为这些藏书编写了长达1500多页的索引目录。

　　袁世凯死后，莫理循又先后效力于大总统黎元洪、冯国璋和总理段祺瑞。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莫理循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1917年，他决定在告老还乡前将自己的藏书全部出售。莫理循的本意，是希望将之出售给中国的学术团体或合适之人，以便他辛苦创建的“亚洲书库”能留在中国。但可惜的是，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

　　“实业状元”张謇曾拜访负责整理宁波天一阁书目的藏书家钱恂，希望他能够帮助收购莫氏藏书，但不知何故，此事最后没有下文。而在这时，莫理循要出售藏书的消息传出后，美国的一些知名大学纷纷前来问价，其中以加州大学的报价最高：3。5万英镑。

　　日本横滨正金银行总裁小田切万寿之助听说此事后，立即怂恿三菱大财阀岩崎小弥太出资收购。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双方最终3。5万英镑的价格成交，这也是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的由来。时至今日，这批藏书仍是研究中国及亚洲历史文化的宝库，但中国的学者只能去日本查阅这批存书了。

　　5年后，北京大学国学门主任沈兼士仍为之耿耿于怀，其称“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乃中国文化不可弥补之损失。沈兼士将莫理循文库与《永乐大典》、敦煌文书相提并论，足见其价值之所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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