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文学才华与成就上来看,曹丕诗、赋、文皆能,甚至还曾涉足小说的创作,堪称是文学创作上的通才。《魏志》记载:“初,帝(曹丕)好文学,以著述为务,自所勒成垂百篇。”显见其好于文字也长于著述。
曹丕的诗歌多表现其贵公子的游宴驰鹜生活,他的辞赋有二十六篇之多,既叙写军国大事也抒发个人情怀,像《述征赋》、《感物赋》、《寡妇赋》等。
诗赋之外,最能体现曹丕文学思辨才华的,是他的文,传之今天仍耐人寻味的代表作有《与吴质书》、《答繁钦书》与著名的《典论》。
《典论》的写作初衷就是为了立言留名的目的,是直接表现曹丕人生价值观的一篇自白文字。他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
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可以看出,曹丕之所以深信文章才能使人真正不朽,是因为真正完美的精神产品无须史家吹捧,不用他人假托张扬,人们自会争相阅读万代传诵。
另一方面是他看到了“立言”的纯个体精神劳作的特性,可以摆脱繁琐的俗务,不依赖他人而独立创造。这无疑告诉人们,文学创作的成本很低,关键在于自身的刻苦钻研、深入思考和不懈努力。
像历史上许多杰出人物一样,曹丕也渴望永垂不朽,有的人专注于杀伐建功,有的人以奇巧术数留名,极少数得天独厚者则凭借王霸之业期图千古流芳。
曹丕是幸运儿,他得父荫已经占据了一条,但他却并不看重帝王的尊荣,独独倾心于文字词章。出于对不朽的向往,曹丕十分歆慕那些以著作传世的人物,孔孟司马迁都是他心中的偶像。
他是这样看待生命价值的:“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这里的“立德”,同样是道德文化上的建树,与著作异曲同工。
每见当代文坛才子的一篇佳作,曹丕难掩其羡慕之情,他评价徐干的《中论》:“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后世,此子为不朽矣!”
曹丕固然在治理江山上未见其雄才大略,但他活出了自己的个性,没有不思进取地躺在父辈提供的安乐窝里虚度时光,而是另辟蹊径,找到了生命价值长存的另一方天地。对于一个钟鸣鼎食的帝王之子,这应当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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