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在中国有哪些租界

一、天津日租界

天津日租界是近代中国5个日租界中最大、也是惟一较繁荣的一个，同时也是天津的9个租界之一。

1896年7月21日，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1898年8月29日，根据《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天津日本租界协议书及附属议定书》，划定日本租界，南临法租界，西北与老天津城相望。但没有进行开发。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各地日租界交给汪精卫政府，但实际仍维持其原有体制，直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中国政府才正式接管日租界，将街道改名。

二、杭州日租界

杭州日租界是杭州惟一的租界。

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规定，新开辟杭州作为通商口岸。1895年11月，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珍田舍己来到杭州，欲在涌金门旁的西湖边开辟租界，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只愿将杭州城北15里处拱宸桥以北、京杭大运河东岸划为类似宁波江北岸性质的外国人公共居留地，中国保留行政管理权。浙江巡抚廖寿丰又立即着手在这一地区开辟马路、建筑海关。

1896年9月27日，中日双方经过激烈争执，最终签订《杭州塞德尔门原议日本租界章程》，划定了面积1809亩的福连塞德尔门（ForeignSettlement），属于由中国政府管理的外国人居留区，其中北半部约900亩为日本人居留区。

1897年5月13日，杭嘉湖道道台王祖光与日本驻杭州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杭州重新签订了开辟杭州日租界的章程《杭州日本租界续议章程》，规定日本人居留区改为日本专管租界，中国政府修建道路等开支日后由日本人偿还。

三、汉口日租界

1898年开辟，约200亩。1907年扩展到622亩。

1937年8月，汉口的日侨（1984人）全部撤离回国，汉口日租界由中国政府代管。1938年8月13日，淞沪会战一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改为汉口第四特别区。同年10月25日，日军攻陷“中国最后一个大城市”武汉，又恢复了汉口日租界。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汉口日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

四、苏州日租界

苏州日租界是苏州唯一的租界，是根据1897年3月5日中日签订的《苏州日租界章程十四条》设立的。章程划定界址：“中国允将苏州盘门外相王庙对岸青阳地，西自商务公司界起，东至水禄泾岸边止，北自沿河十丈官路外起，南至采莲泾岸边止……，作为日本租界”，总面积为10万坪，约合500亩。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侨民及领事馆人员从苏州撤退，并将警察权和行政管理权交由中国政府代管。但其后随着苏州沦陷，日租界再次被恢复。尽管在1941年12月9日国民政府正式向日本宣战，并宣布废除中日之间的一切条约、协定、合同，并即可收回日本在中国的全部租界，但因苏州此时还处于日本的占领之下，尚无法实现。

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租界才被真正收回，结束了苏州日租界的历史。

五、重庆日租界

重庆日租界是重庆开埠后帝国主义在重庆建立的第一个租界，也是帝国主义在重庆建立的惟一一个租界。

1901年9月24日，清政府川东兵备道兼重庆关监督宝棻才同日本驻重庆领事山崎桂正式签订《重庆日本商民专界约书二十二条》，划定王家沱的一段地区为日本专管租界。

租界设立以后，日本人先后在租界内开设的工厂、公司、洋行有友邻火柴公司、大阪洋行、又新丝厂、武林洋行、日清公司等和“海军集会所”。日本商民大批住进租界，日本军舰停泊租界外之江面，这样，王家沱日租界就成了日本控制的“国中之国”，成为日本侵略重庆乃至四川的据点。

不忍国权丧失、国民受辱的重庆人民，在王家沱租界设立后，开展了多次斗争。1928年，重庆各界组成重庆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大同盟、重庆市国民废约促进会、重庆江北巴县自治促进会等，积极展开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活动。

随着日本加紧侵华，重庆收回王家沱日租界的斗争也进入高潮。1931年9月24日租期届满，10月24日，驻重庆的刘湘派军警接管王家沱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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