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中的故宫文物南迁，一场惊险的“国宝奇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进入到了十四年抗战时期。北平在东北沦陷之后也成为了中国抵御日本南下的最重要的城市。在日军的威胁一步步加深的国难时期，故宫博物院内的文物搬迁也逐渐开始。

1931年9月18日，日军在制造“柳条湖”事件后迅速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几个月之后东北全境沦陷，东北军全数撤退至华北地区，至此华北成为抗日的第一线，而北平也成为华北地区抵御日军的最为重要的城市。

在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1931年12月3日，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请示南京行政院，请求在故宫内设立临时警卫处，加强对故宫博物院的警备力量，以防止文物遭受损失。15日行政院批准了易培基的请求，至此故宫博物院在日军的威胁下开始了其保护文物的漫长历史。

组织故宫文物南迁的时任院长易培基

1932年日军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对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发动袭击，在战争中，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以及各大高校都遭到了日军的猛烈轰炸，一时间中国同时遭受到日本南北双重夹击之势，情势十分危急，而藏在故宫博物院的大量的古籍文物更是有了商务印书馆的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2月易培基便开始着手令工作人员将展列在紫禁城各宫殿的文物撤下并开始对古籍文物进行编号、整理以及将其装箱保存。

在战争中被日军炸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

日军在攻陷东北后对华北地区虎视眈眈，并时常对华北地区进行袭扰，1932年8月日军进攻热河，平津地区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安全形势。此时的故宫博物院已经开始考虑故宫文物的搬迁问题，易培基向行政院致函，请求将故宫文物中的一部分搬迁至东交民巷以及上海等地的租界进行保护，同时还请求故宫博物院在南京设立分院，将文物搬迁至南京进行保护。

故宫博物院内包含着大量的中国古籍文物，其中的四库全书等更是无价之宝，可称为中国的“国宝”。对其的保护关乎到中华文明的千年文脉是否能够保存，而关于其是否迁移也引起了各界的讨论。

有人给故宫博物院致函，认为日军已经攻占东北和热河，平津地区一定是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平津一失，华北必然沦陷，所以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只有迁移才能保护“数千年遗下之国粹”。但是也有人认为大战在即，应该集全国之力以抵御日本，应当将故宫的文物进行拍卖以购买军火武装军队，但这种观点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

故宫文物南迁

而在北平当地，有许多本地人士发出了反对文物迁移的声音，他们认为故宫博物院是北平的重要文物，而博物院内的文物更是北平作为文化古都的根本所在，他们坚决反对将文物搬出北平并组建了北平市民众保护古物协会，坚决抵制文物南迁。

1933年3月10日热河战役结束，热河省沦陷于日本之手，长城抗战开始，平津地区面临最为严重的威胁。早在1月份，故宫博物院便召开会议决定从博物院中挑选重要文物先行南下，根据行政院的指示，这一批重点文物将会到达上海，2月6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共2118箱自故宫内运出前往火车站，不久之后到达南京浦口。

准备南迁的文物

而就在文物到达浦口之时，关于这第一批文物到底迁移至何处，行政院与中政会发生了矛盾，前者坚持要将文物运往上海进行保护，但是后者却主张将文物搬迁至洛阳与开封进行保护。关于文物存放在哪的争论使得文物只能暂时停留在浦口火车站等待下一步安排，直到3月宋子文回到南京召开会议才最终决定将文物运往上海。此后一直到五月份，故宫博物院又分五批将13427箱文物南迁至上海进行妥善保管。

坚持故宫文物迁至上海的宋子文

迁往上海的文物由于气候较为潮湿容易被损坏，而此时故宫博物院也打算在南京建立博物院南京分院以保管文物。1936年9月26日，北平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落成，蔡元培等参加了落成仪式。分院采用了先进的技术手段建造，能够使文物保存在温度气候适宜的环境中，是当时首都南京的现代化建筑之一，对于保护文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6年12月，存放在上海的诸多文物开始迁往南京，1937年元旦，南京分院正式落成，文物也搬迁完毕。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平津沦陷，留存在北平的大量文物古籍遭到破坏，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以及首都南京也面临巨大的威胁，此时留存在南京的文物也不再安全，文物搬迁再一次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七七事变照片

在战争的威胁下，中央政府下令将存放在南京的文物装箱沿长江西进，8月14日，第一批文物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长沙，12月安全抵达长沙并存放在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内。11月份第二批文物搬离南京开始西迁，此次文物搬迁为火车搬运，最终北上至宝鸡停留下来，在经过清点后南下入四川最终至峨眉山地区，此后第三批文物也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四川乐山。

故宫文物南迁、西迁简图

至此故宫文物历经五次南迁，三次西迁，终于在日寇来临前安全的迁往大后方地区，使得中华文明的文脉得以保留下来。而参与这场搬迁的各行各界的人虽未在战场上杀敌报国，但其行为一样可以彰显于天地间，其英雄事迹亦可以传之后世，流芳千古。

冯友兰先生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有言：“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庚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西南联大的成立为我国高等教育保留了大批火种，而文物的西迁亦将我国文明的火种保存下来，功在千秋，利于万世。

参考文献：

1、唐正芒：《抗战时期故宫文物的南迁西移》，《湖南文史》2004年第4期。

2、向宁：《故宫文物南迁记略》，《贵阳文史》2007年第5期。

（作者：浩然文史·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