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朱棣当皇帝,继承和延续了洪武高压政治的肆虐,推迟和拖延了国家文治的时间。以武力夺取天下,以暴力征服天下。纵观朱元璋和朱棣的严猛政治,虽借鉴了元朝政治松弛的历史教训,但成千上万杀戮无辜,毕竟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
并且其杀戮具有显著的政治意味,具有显著的征服人改造人的意味,譬如朱棣杀方孝孺、杀解缙,就是这样。杀方孝孺是因为方孝孺不能为我所用,因而就杀掉他的脑袋;杀解缙则是因为解缙不能为我所管,不能给他换个脑袋,于是也就不在乎他的脑袋了。
帮助谋划“靖难之役”、朱棣颇有眼光和远见的主要谋士姚广孝,当初曾预见到方孝孺不会屈服于朱棣的武力和屠刀,曾提醒朱棣说,杀了方孝孺,天下读书人就会绝种。
朱棣也答应不杀方孝孺,但皇帝们的承诺是最靠不住了,待到方孝孺拒绝了朱棣的利诱和威胁,朱棣就毫不客气了,先诛其九族,再把他大卸八块。不仅如此,连方孝孺的书也不许在世上流传,藏匿者也要杀头。杀了方孝孺,再杀解缙,明代文坛一派肃杀,沉寂、萧条数百年之久。
高压政治稳定了政权,高压出太平,但这样的太平并非太平盛世,太平的歌舞升平之后隐藏着尖锐、深刻、积重难返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爆发像唐赛儿起义这样的现象就不足为怪了。朱棣把诸多的矛盾和问题留给了儿孙,仁宗、宣宗实行与朱棣不同的治国理念,也就顺理成章了。
当人们厌倦、恇忧严猛政治游戏时,宽仁治国、发展经济便成为人们反复经历高压政治后的殷切期望,成为社会发展必然的历史趋势,仁、宣二帝适应历史和社会的需求,虽出于思想稳定和政治宣传的需要而自称“守成”,宣称“体祖宗之心,循祖宗之法,不敢丝毫有所增损”。
但却实行了“维新之政”,才有了“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安乐,岁不能灾”的治平之象。史家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曾颇具深意地说“民气渐舒”,即民心顺畅了,民气舒展了,把“民气渐舒”作为治平之象的主要特征,对后世和后人的警示意义就显而易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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