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的天真叙事和政治美德
2024-10-19 虎思国学网 阅读 962
“五四运动”纪念日，是一个重要的时间纪元，向我们宣叙该事件的宏大意义——中国现代青年大步登上民族舞台，不仅如此，五四还是一种革命运动的“元叙事”，决定了中国此后百年的政治范式。它是激进运动的不朽样板。但只要重新反思五四遗产就能发现，在行使正当政治权利的过程中，学生们露出了自身的双重弱点：暴力诉求和政治天真。这两种互相关联的症状，构成了早期“愤怒的青年”的精神特征。
鲁迅发表于1918年《狂人日记》，出现过下列戏剧性文字：“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我不见他，已是三十多年；今天见了，精神分外爽快。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然而须十分小心。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
这种关于乡绅“赵家”与“狗”的狂人叙事，犹如诡异的谶言，暗示了次年五月四日发生于北京“赵家楼”的“政治动乱”。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曹汝霖的住宅，被突然推入公众的视界。“愤怒的青年”从和平示威突然转向暴力攻击，抄了曹的卧室，践踏“银耳”之类的珍贵药物，继而痛打“赵家的狗”(化装成日人的驻日公使章宗祥、日本记者以及曹的仆人)，纵火焚烧了整所楼房。据说章被送至日本医院，身上受伤达56处，差点被“革”掉了“狗命”。按今天的刑律，殴打者或可判刑数年。而赵家楼的火焰，就此成为“五四精神”的伟大标记。
李桦版画《怒吼》“五四叙事”的关键词是：游行示威、赵家楼、火烧、痛打、青年大学生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这些语词部件被逻辑地组装起来，成为支配20世纪中国政治叙事的“元语法”。爱国主义无疑是中国民族现代性的伟大起源之一，而示威游行也是抗议群体的天赋权利，但它从一开始就出现了基因型缺陷——在各种“社会正义”的名义下，人们可以任意实施话语和肢体的双重暴力，这就为50年后的红卫兵运动，提供了坚硬的历史遗产。梁漱溟先生早就犀利地指出，这是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的恶习，国民的这个毛病一日不改正，将一日不能运用民主的政治制度。
愤怒的五四青年，不仅受到肾上腺素的热情支配，而且在外交上也露出稚气的表情。他们采取“拥美反日”策略，指望在美国支持下抵抗日本人的对华扩张野心。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如此形容说：“世界上可能没任何地方像中国这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抱着如此大的希望。”学生们在大街上高喊“大美国万岁”和“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而其抗议书更是充满对美国人的天真愿望——
“贵国为维持正义人道及世界永久和平而战，煌煌宣言，及威尔逊总统几次演说，吾人对之表无上之亲爱与同情，吾国与贵国抱同一主义而战，帮不得不望贵国之援助。吾人念贵我两国素敦睦谊，为此直率陈词，请求贵公使转达此意于贵国政府，于和平会议，予吾中国以同情之援助。”
李桦版画《挣扎》与中国学生的“天真叙事”形成讽刺性对比的是，为了在国联问题上获取日本支持，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表“亚得里亚宣言”，表面上谴责出卖中国利益的英日秘密条约，背地却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把山东秘密出让给日本。前袁世凯政治顾问莫里循洞察了美国人的阴谋，在其日记里痛切地写道：“威尔逊总统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捉弄了中国人，无情地愚弄了他们。”是的，在五四运动时期，天真的学生(民众)和政府一同遭到了愚弄。而这场火烧事件最终成了可悲的历史诅咒：此后近百年之间，在诸如农运、内战、反右、四清、文革以及其后的各场运动中，青年学生从未摆脱被各种势力愚弄和利用的命运。
徐世昌-段祺瑞政府，一个建立在不充分民选基础上的合法政府，流露出浓烈的外交软弱色彩，但同时也显示了某种内政宽容的特点。当时徐世昌派警察保护曹汝霖，并指示“勿要携带枪支警棍，要文明对待！”于是警方一直保持“宽厚的中立”，只是在火烧后才接到镇压命令。但被捕的32名学生很快就“不经审判而保释”。整个示威过程中没有任何人遭到枪杀。唯一被查出的“五四英烈”郭钦光，死于晚期肺痨、大量咳血及失血性休克。赵家楼主人曹汝霖在其回忆录中说，“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面目伪善的陈辞，但我却更倾向于把它视为一种宽容精神的表达。
更值得留意的是，正是这个被世人斥为“软弱”的政府，最终遵从民意，摘掉了“赵家”曹汝霖及其“走狗”章宗祥和陈宗舆的顶戴，并拒绝在不平等条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胜利成果，不仅取决于民众的普遍呼声，也取决于政府的忍让、妥协和自我纠错(这种退让政策此后经历了多次反复，暴露出“武人政治”的不稳定状态)。在国内政治关系的框架里，“软弱”是一种令人尊敬的政治美德。而这种以和解为主题的对话模式，便是现代政治管理的轴心。
李桦版画《起来》五四运动之所以变得如此伟大，就在于它提供了来自两端的重要经验：在实践正当的政治权利诉求时，“愤怒的青年”(民众)需控制“文化肾上腺素”，放弃话语和肢体暴力，改善易于被愚弄的精神弱点，成为具有政治理性和对话智慧的责任主体；而另一端则需学会容忍、倾听和接纳民意，放弃城管式的“威权思维”，以开明的姿态实施大赦。90周年的“五四”，不应继续充当暴力对抗的革命样板，而应成为政治和解的卓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