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魏延为什么要反?诸葛亮为什么不喜用魏延
2024-05-22 虎思国学网 阅读 17
魏延是否真的有反心?根据史料看,这是一大冤案。
《三国志·魏延传》载,建兴十二年(234年)秋,诸葛亮病重,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密召长史杨仪、司马费祎、护军姜维等人安排死后退军事宜。他安排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并说,如果魏延不从命,军队可以不用理他,自主行事。这是诸葛亮临终前召开的最后一次高级军事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导致了严重后果。
首先,主帅病危,为了怕引起军心动摇,只与少数人商定后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少数人,应该既有自己的亲信,也有军中最重要的高级将领。魏延当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领汉中太守、南郑侯。而诸葛亮是以丞相之身兼尚书、假节、领司隶校尉、益州牧、武乡侯。二人均假节,封侯。可见,魏延在蜀汉朝廷中的地位仅次于诸葛亮。而杨仪时任丞相府长史,费祎为丞相司马,姜维任中监军征西将军。以官位论,杨、费、姜三人均不能与魏延相比。而诸葛亮召开如此重要的军事会议,却偏偏将魏延排斥在外,显然是有意为之。
其二,诸葛亮没有安排身后谁任全军主帅,只是令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在前后军中间起衔接辅助作用。至于杨仪,看以后事态发展,似乎全军上下都认定诸葛亮让杨仪暂时代理全军统帅之职。而事实上,杨仪并无蜀汉朝廷或诸葛亮临终前的正式任命,统率全军名不正、言不顺,这就为魏、杨内讧伏下了祸根。
第三,诸葛亮密令:“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这似乎已经将魏延日后抗命定性为“叛逆”。诸葛亮为什么如此安排,史书中没有明文记载。其因可能有三:一是诸葛亮一生用兵谨慎,魏延则主张出奇制胜,诸葛亮不能不担心魏延得到军事指挥权后会违背他的既定军事路线,实施他自己的作战方略,这是诸葛亮不能容忍的;二是诸葛亮历来以“奉职循理”为标准选拔官员和人才,他所推荐和重用的官吏,如郭攸之、费祎、董允、蒋琬、姜维、向宠等人,无一不是循规蹈矩之人。而魏延为人高傲,有自己独立见解,不一味对上级唯命是从,他以韩信自诩,认为诸葛亮胆怯,常感叹自己怀才不遇。在刘备死后,他时常不买诸葛亮的账,这些必然会招致诸葛亮的嫉恨;三是诸葛亮排斥魏延,是为他的接班人蒋琬、费祎、姜维扫除障碍。魏延在朝中、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当时人们都私下议论,诸葛亮死后一定是由他代替。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不惜毁掉蜀汉的国之栋梁,欲将魏延置于死地。
魏延被害的起因虽然同诸葛亮有密切关系,但毕竟不是诸葛亮的临终遗命,杀害魏延的罪魁祸首是杨仪,费祎、蒋琬、董允等人也脱不了干系。
魏延与杨仪的矛盾由来已久,魏延骄狂,杨仪自负,两人关系势同水火。两人坐在一起争论时,魏延有时候会举刀向杨仪比划,杨仪总是“泣涕横集”,哭得一塌糊涂(见《三国志·费祎传》)。对魏、杨冲突,诸葛亮的态度是“不忍有所偏废”。然而,在五丈原交代临终决定时,将魏延排斥在外,显然是将权力和情感的天平倾斜到杨仪一边。而将魏延安排为断后将军,这就等于授予杨仪对全军的最高指挥权。
诸葛亮死后,杨仪秘不发丧,又命费祎试探魏延的意图和打算。魏延对费祎说:“丞相虽亡,我还健在,可以让府亲官属护送尸体回去安葬,我留下来率诸军击贼,怎么可以因丞相身故而废了天下之事呢?何况我魏延是什么人,怎么可以被杨仪所指挥,作断后之将!”魏延此话,于公于私都没有问题。伐魏乃天下大事,因诸葛亮一人身死,便将兵临渭水、逼近长安的十万大军撤回,弃北伐之大业,确实是不太合理。
另外,魏延官爵在杨仪之上,也没有理由服从杨仪的指挥。正因为如此,魏延与费祎重新商量了治丧的步骤:谁护送诸葛亮灵柩回蜀,谁带兵继续北伐。两人共同签署了新的作战安排,准备向部队传达。可费祎却口是心非,只想着赶紧脱身。他骗魏延说:“我替你去说服杨仪杨长史,长史是文官,不太懂军事,一定不会反对这个决定。”等他脱身后即背信弃义,助杨仪整军退回蜀中。等到魏延发觉上当时,大军已经按诸葛亮的计划撤退了。
魏延当即大怒,“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趁着杨仪行军迟缓,抢先一步,并且烧了所过之处的所有阁道。魏延的意图很明确,因杨仪掌握了全军的统帅大权,故无法与之较量,所以只能赶回成都,向后主奏告事情原委。杨仪也不甘落后,于是二人都向刘禅上表,皆称对方“叛逆”,双方的表书在同一天交到刘禅手中。毫无主见的刘禅不知孰是孰非,就询问蒋琬和董允。蒋、董都是诸葛亮的心腹,加之魏延与同僚关系一向不好,因而二人都偏向杨仪。于是刘禅命令蒋琬率军去讨伐魏延,但不等蒋琬兵至,魏延已被杨仪所杀,原因是他拒守南谷口,与赶上来的杨仪对战。
魏延为何不赶回成都,而要在南谷口以弱势兵力对抗杨仪呢?大概是他已经得到刘禅派蒋琬前来讨伐的消息,他知道自己已没有机会进入成都,向后主辨明事实真相了,于是只好回身与杨仪一拼。
此时形势对魏延本就极为不利,又被当初接替他固守汉中的王平临阵一顿叫骂:“公亡,身尚未寒,汝辈何敢乃尔。”魏延所部立刻军心动摇,“众知曲在延”(军士们知道错在魏延),于是都不愿为他卖命,全都散了。其实,所谓“曲在延”只不过是表象,试想,当兵的怎会知道上层斗争的内幕,他们只知服从刘禅和诸葛亮的命令。既然皇帝和宰相都站在杨仪这一边,认为魏延反叛,当兵的因此反水,也是正常的事。
手下将士皆散,魏延无奈,只得与其子数人向汉中逃亡,杨仪派遣马岱追斩之。当魏延的首级送到杨仪面前时,杨仪用脚踩着魏延的脑袋,嘲笑说:“庸奴,看你还能再做恶吗?”之后杨仪又“夷延三族”(见《三国志·魏延传》)。一代名将魏延,没有死于对敌战争,也丝毫看不出有任何反叛之心,却被诬以“反骨”,身死族灭,可叹可惜可泣。
魏延之死虽然与诸葛亮多年的打击和排斥,以及杨仪、费祎等人的嫉恨有关,但是,魏延本人在这场突发事件中的处置也有失宜之处,他不该轻信费祎,也不应在退军途中烧毁主力部队回归的阁道,给人以谋反的把柄,更不该据南谷口,以数千之众去对抗杨仪的十万大军。这完全是以卵击石,自不量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魏延的冤家对头杨仪反倒似乎长有反骨。杨仪诛杀魏延后,自以为功勋至伟,代替诸葛亮者非己莫属。岂知诸葛亮生前早就安排蒋琬作继承人了,后主仅给杨仪一个虚衔。于是杨仪口出怨言:“当年丞相刚死之际,我如果举军投奔曹魏,怎么可能落到如此地步呢,真是追悔莫及啊!”费祎将此“大逆不道”之言密报后主,结果杨仪被废为庶民。杨仪不知悔改,“复上书诽谤”,结果入狱,而后自杀。杨仪之死固然有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毕竟也甚为可惜,因为他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怪只怪诸葛亮生前用人不当,又不能协调好部属的关系,死后导致蜀汉政权的这场内讧,这对人才资源匮乏的蜀汉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加快了蜀汉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