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卫非科举出身, 于康熙五十六年( 1718 年) 以捐资入仕, 因其才干和勇于任事的风格为雍正所赏识, 不仅在短短的几年内由一介微员升至封疆大吏,而且长期集督、抚、盐政三职于一身, 同时还破例参与本籍江南督抚事务, 其柄权之重, 前此未有。由此可以看出, 雍正在选拔任用官吏时并不拘泥于官员的出身和资历, 而更看重他们的实际才干。
同时, 他对官员的论资排辈之弊深有感受。他认为, 循资按次、照例选用之员, 往往“ 庸碍无能者有之、年老衰惫者有之、少不更事者有之” 。其后果必然导致“ 苟且因循, 贪位窃禄, 诸事冗, 职事废弛”为了打破这样的局面, 他经常越格提拔官员, 而且为了把真正的贤才选拔上来, 他主张“ 宜广其途, 以为搜罗”,不局限于封建时代的选官制度。
雍正还提出“ 重能轻贤、重才轻守” 的用人原则。他认为“ 居官立身之道, 自以操守廉洁为本” ,对于雍正来说,选用封疆大吏自然注重有才有守, 但才能与操守不可兼得时, 他宁可舍弃不能办事的清官, 而用操守平常的能吏。这与封建时代提倡的“ 与其得小人, 不若得愚人” 的重德轻才的取人之术大相径庭。
雍正任用官吏的另一特点, 就是对有弱点的能员不仅能借重其才发挥优势, 而且能对其弱点进行谆谆教戒。这一点在李卫身上同样最具代表性。李卫自人仕以来以其不瞻情面、勇于任事的作风为雍正所赏识并委以重任。但因其粗率狂纵、负气好胜,与同僚关系不甚融洽, 乃至引起诸多非议。
三、忠君为先皇权至上
虽然雍正很注重用人察吏, 强调要建立一支“ 有献、有为、有守” 的官僚队伍, 但在君臣关系上, 他却要求“ 臣下视君上如元首腹心” , 而且把对他本人的绝对忠诚作为衡量官员优劣的重要条件。如不能处处迎合他的意旨, 或稍稍触犯了他的利益和尊严, 就难以得到重用, 甚至会遭到无端的打击和迫害, 即使对他所认为的人才也不例外。率先推行耗羡归公的诺崛, 因整顿地方颇著成效, 雍正曾屡次嘉奖, 并赞誉“ 天下督抚中倚恃联躬真实不贰者, 诺崛为第。但终因牵连允祺一案而被罢斥。对拥戴雍正功不可没的年羹尧、隆科多, 也因权势过重、私欲膨胀而被雍正所铲除。但对忠君至上而素有“ 酷吏”之称的田文镜却宠信有加, 对其在大灾之年为了呈报“ 祥瑞” 匿灾不报, 反严催征粮, 雍正不仅未加追究, 反为其开脱, 说田文镜是“ 实心任事之大臣, 必无漠视民艰之理, 大约因其近来年老多病, 精神不及,为属员所欺狂”。
同样, 李卫能深受雍正的重用和恩宠, 与其人仕以来不瞻情面, 不畏权势, 只知有君, 余无所顾的忠君思想以及惟命是从、小心谨慎的为官之道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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