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的成功,房玄龄功不可没,但是,这位贞观名相却曾经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那么,像房玄龄这样一位大唐的开国名臣,贞观名相,为何有如此的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呢?其中的奥妙,大可玩味。北宋名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记录了房玄龄在贞观年间的三次停职的故事。
第一次在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病故时,综述长孙氏品德事迹时,《资治通鉴》提到有一次房玄龄因为受到批评停职回家。长孙皇后知道了,对李世民说:“玄龄事奉陛下已经很久,严谨小心;朝廷机密,从未泄露。所以,没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另一次在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房玄龄因为小错被勒令停职回家反省。
为此禇遂良上书劝谏说:“房玄龄从隋朝末年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随陛下,特别是武德末年玄武门政变时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用贤能建立贞观政治格局,若论臣下勤勉,房玄龄应推第一。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谋反等重罪,是不应该遗弃的。就算他年老体衰,也只能劝说他退休养老,按礼请退;不能因为些许小过失,就屏弃元勋老臣。”
李世民看到上书后,就立即召房玄龄入宫议事。不久,房玄龄再次犯错“避位”回家,这一回还是没有记载是什么错,但进程很微妙。史书上只说,过了一阵,皇上驾幸芙蓉园,房玄龄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洒扫门庭,因为他知道皇上会驾临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给自己找一台阶,“顺路”来到房府,然后“顺便”带着房玄龄一起回到宫中。
据有关史书记载,房玄龄实在是一极小心谨慎之人。儿子房遗爱娶了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韩王,他深深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师”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推出权力中枢,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批准,而且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请求不已,没有办法他只好接受任命。
作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声望的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但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还是没有敢前去接受这样的礼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龄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他有谦让的美德。在君主政治时代,李世民的举动合乎君人南面之术,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艺术,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现代人称“胡萝卜加大棒”。
皇帝必须随时感觉到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随时显示皇权的权威。臣下则必须知道皇帝的底线,适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谊第二。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房玄龄在长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须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办公室,声称要告密。
房玄龄问你要告谁?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龄马上把此人送到前线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听到报告说有留台送来告发有人谋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队,押上告密人,问他要告谁,回答:“房玄龄。”李世民早已料到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声令将此人腰斩,然后下玺书批评房玄龄不能当机立断。
这是贞观君臣博弈又一个极有意思的范例,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规则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绎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李世民要给房玄龄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权力,房玄龄要对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怀,臣下要表现的是忠诚和适度的谦卑。
如果君臣都遵守这样游戏规则,那么,不仅君臣会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而国家也会少了一些折腾。贞观之治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折腾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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