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普通的百姓,他们不再限于出身时那个身份,只要是打得粮食多、织得布帛多,或者是斩敌首级多都可以获得爵位。也就是说,只要他们努力,提高自身地位的机会随时都有,这样的政策,老百姓没有理由不拥护。这种加强国君权力,能为老百姓带来好处,能得到国家多数人赞成的新法,作为当权者的国君不可能要废除它。
秦国已经见到了新法所带来的好处,秦惠王不会复归平庸。经过商鞅的变法,几年后,秦国就看到了它所带来的巨大变化。秦孝公八年(前354),也就是商鞅变法的第六年,秦国和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了胜利。十年(前352),商鞅率兵包围了魏国的安邑,安邑划入秦国的版图。二十二年(前340),商鞅率兵打败了魏国,俘虏了魏国公子卬。
二十四年,秦国和魏国作战,又俘虏了魏国将军错。此前秦国和其他国家打仗,虽然是胜多负少,但也有失败甚至是重大失败,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但自从商鞅变法以后,秦国几乎就没有失败过。这一时期,秦国没有出过名将,但士卒能战,这不能不说是变法带来的巨大变化。
变法还带来了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强盛。变法十年,秦国百姓都感觉到了他的好处,路不拾遗,山无盗贼,百姓家家富裕。人民勇于为国家作战,不敢为私利争斗,社会秩序安定。人人都在自觉遵守着法律法令。后来公子虔告发商鞅造反,商鞅出逃,想住旅店,竟然没有人敢收留他。那个理由更是对商鞅一个极大的讽刺:“商君有令,没有证件不能收留。”
在秦孝公执政第十九年上,周天子送来了霸主的称号,第二年,天下的诸侯都来朝拜秦国。这样的荣耀,是秦国历代国君梦寐以求的事情,而得到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变法所赐。这些功绩虽然都是秦孝公所获得,但国家得到好处,作为太子的秦惠王是看得见的,他没有理由不要这样的荣耀和尊崇,而使自己复归平庸,再回到西域那个犬戎一般的弱国中去。
新法已经成为国策,废新法会引发国家动荡,政权不稳。秦孝公十二年(前350),秦国修造了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城修好后,秦国迁都咸阳。这个门阙的修建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将法令公之于众,让所有国人都来遵照执行;二是让新法成为一种国策固定下来,子孙后代只能执行,不能更改。
秦惠王当然知道这个门阙的意义,他不会也不敢废除新法!如果他敢废除新法,就是违背了父亲所定的国策,真要那样,他的执政的合法性都成了问题,又何谈治理国家称霸天下?如果说,整个封建社会都在实行商鞅所制定的法,是因为它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那么,历代秦王不敢废除这个法,就必须加上秦孝公建造法令门阙这个告示意义。
迁都咸阳同样有两重意义:政治中心东移,这样可以更快地对中原各国用兵,从此以后,秦国作战的间隔明显缩短;另外也有摆脱旧贵族束缚的含义。既然变法的内容之一是行政官员由世袭制变为任命制,秦惠王不会废除新法削弱自己的权利而增加自己的束缚。
后来,秦惠王任用阴晋人犀首为大良造,后来又在十年(前328)任用魏国人张仪做了相国,都是新法给予君王权力带来的便利。否则,这些职位只能是为秦国公室贵族所占有。秦惠王懂得什么是对他有利的。
车裂灭家,作为君主制下的臣子,商鞅是悲哀的;新法不废,作为政治家,商鞅又是幸运的,他的名字永远都会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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