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桩政治血案：宋教仁遇刺 赵秉钧辞职

　　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后，声威大震，袁世凯曾采取多种手段拉拢他

　　据史学家陶菊隐描述，当时北京政坛有句俗语：袁世凯不惧“孙大炮”，唯怕宋渔夫也。

　　孙大炮，说的是孙中山；宋渔夫，指的就是宋教仁（宋教仁，号渔夫）。

　　孙中山或许是个理想主义者，北京会谈跟袁世凯信口开河说他要去修20万里的铁路。在具有丰富行政和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看来，这种胡吹海夸很好对付，就委任孙中山为全国铁路督办，让他去忙活自己的事；但对于宋教仁这种“议会迷”，袁世凯就头大了。袁世凯曾私下对赵秉钧和杨度等人说：“我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害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用的位置上。”

　　对这种人，袁世凯只能采取拉拢的手段。袁世凯先是送给宋教仁一本支票簿，“好意”说要替国民党解决政治经费问题，但被宋教仁婉言退回。后来袁世凯又许诺宋教仁当内阁总理，宋教仁一笑置之。

　　对于软硬不吃的宋渔夫，袁世凯异常恼火。

　　当时的民国政坛处于“民主共和”的井喷期，只要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喜欢组个党，弄个议员出来，不然你就不好意思出门跟别人打招呼。据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查证，当时一度有三百多个党派。

　　在众多党派里，除同盟会外，主要有共和、民主、统一三个较大的政党。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后，声威大震。宋教仁得意地说：“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为了对付宋教仁，袁世凯把梁启超请回国。在这位老牌宪政专家的建议和主持下，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并成进步党。但由于梁启超“保皇党”的影子还没有完全淡下去，不便公然担任政党领袖，就把“共和元勋”黎元洪请出来当理事长，党内事务实际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里。

　　按照《国会组织法》的规定，未来的正式国会分参议院和众议院。参议院共有274名，由各省选出一定数额的议员，六年一任，两年一选，每次选三分之一，以保持所谓新陈代谢；众议员按80万人口选举一名，三年一选，共596名。这种国会基本上借鉴了美国模式，参众两院共有议员800多人，因此媒体戏称为“八百罗汉”。

　　1913年1月，国会正式选举开始。尽管进步党方面有梁启超操盘，但宋教仁的实战能力似乎更胜一筹。2月，国民党在各个选区凯歌高奏，两院大选揭晓，国民党独得392席，而进步党只拿下了223席。国民党组阁已经稳操胜券。

　　当时的宋教仁不过三十岁，已经成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党魁，其气势之高，一时无两。

　　宋教仁喋血上海车站

　　1913年年初，宋教仁从老家桃源动身，经长沙、武汉沿江东下，到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视察党务，当时，国民党在选战中接连获胜，凯歌频传。宋教仁在各地演讲中批评时局，抨击袁世凯和赵秉钧“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出“我们再起来革命”的话。在南京的演讲言辞更加激烈，把袁说得一无是处。

　　当时有人提醒宋教仁，再这样公开抨击下去，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宋教仁若无其事地笑笑：“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他一直沉浸在民国带来的虚幻共和民主氛围中，甚至还吟诗“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对未来组阁充满希望。

　　国民党赢得国会多数席位后，袁世凯立刻电邀宋教仁进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宋教仁从上海车站出发，欲北上进京。当晚10时许，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到月台为宋教仁送行。当宋教仁一只脚跨进车门时，突然一名穿黑呢绒军衣的男子拔出手枪。据现场目击者回忆，“突于宋君背后闪出一人，出手枪连发三出。第一出中宋君右肋，斜入腹部；第二出向黄克强身边掠过；第三出从吴君颂华胯下而过，幸未伤人”。凶手趁乱逃走。黄、于等人七手八脚将宋教仁送到附近医院。

　　在医院，主治医生发现子弹头有毒——这说明行刺者非置宋教仁于死地不可。宋教仁从昏迷中醒来，挣扎着说：“这次我北上的目的，是要竭力调和南北意见，以便集中全国力量一致对外。但我不能活下去了，你们快拿纸笔来代我写遗电。”

　　黄兴匆忙取来纸笔，记录下来宋教仁临终前要给袁世凯发的遗电：“北京袁大总统鉴：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因伤势严重，流血过多，23日凌晨，抢救无效，“国民党教父”宋教仁与世长辞。

　　宋教仁死后，国民党总部立刻通电全国。25日，孙中山从东京赶回上海，亲笔撰写挽联：“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案”发生的第二天，袁世凯即发布命令，严厉缉拿凶手。

　　民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桩震动全国的政治血案，仅两天之后就有了眉目。

　　赵秉钧涉嫌拒不到庭

　　23日，一个自称古董商人的河南人王阿发到英法租界巡捕房报案，说：“10天前，我到一个叫应桂馨的人家里兜售古董。应桂馨拿出一张照片，让我去杀照片上的人，并许诺给我1000元作为报酬。我没有答应，我看了报纸上宋教仁的照片，那就是应桂馨让我去杀的人。”

　　巡捕房随即出动，在一个妓女家中将应桂馨抓住。第二天，在应桂馨家中将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擒获，并从应桂馨家中搜出其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来往的密电本及函电多份。

　　因为嫌犯是英法租界巡捕房派人抓获的，所以国内舆论强烈要求将此案移交中国司法当局审理。几经交涉，4月16日，英法租界将应桂馨和武士英两人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

　　经查明，武士英其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当兵，历任营长等职，退伍后流浪到上海，失业。审讯时，武士英将杀人动机和一切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浙江人，有资料显示他曾是同盟会员，跟随陈其美参加革命，担任过孙中山的总统府庶务科长，“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

　　洪述祖，江苏常州人，原为直隶候补道，后得到袁世凯赏识，其时为内务部秘书。

　　随后，检察厅公布了查抄的电函。这些洪述祖和应桂馨的来往电文均使用了大量暗语。如3月14日，应桂馨致电洪述祖，“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出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外界猜测，这可能指的是宋教仁在各地进行演说，批评政府，应该派人刺杀；3月21日，应桂馨又致电洪述祖称：“梁山匪魁，已被剿灭，我军无一伤亡。”——应该是指刺杀宋教仁成功。

　　4月24日，武士英突然在狱中死了，而且死因不明。舆论一时大哗，认为这是袁世凯和赵秉钧杀人灭口。

　　当时应桂馨在狱中过着非常舒服的生活，据当时报纸披露，应桂馨开始还用手帕涂抹吗啡浆过瘾，随后公然抽鸦片烟。为了防止应桂馨也突然死亡，法院下令，禁止其再抽鸦片。

　　内务部秘书洪述祖案发后逃到了青岛德国租界。袁世凯派内务部次长言敦源到青岛交涉，但德国方面拒绝引渡洪述祖。

　　由于洪述祖无法到庭，赵秉钧又对“宋案”有重大嫌疑（当时赵秉钧为内阁总理兼内务部总长，洪述祖为内务部秘书），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要求赵秉钧到案就质。

　　但赵秉钧拒不到庭，而是躲进了一家法国医院。

　　接替陆徵祥担任内阁总理后，赵秉钧对袁世凯一直是绝对服从，甚至在国会通过自己的总理任命后，干脆将国务会议移到总统府，这样，国务院形式上虽有会议，但实权已完全操于总统府。赵秉钧对“所有院（国务院）中纸片公文，概不披阅，一切文件直接总统办理”。即使偶尔提笔，也仅仅信手署名，以“总统阅过盖印，必不错误”。内阁总理完全成了大总统的办事员。

　　“宋案”发生后，赵秉钧刚刚替袁世凯完成了“善后大借款”，举国愤然，将两件事的矛头直接指向赵秉钧。

　　袁世凯为了平息众怒，接受了赵秉钧的辞职，转而指定段祺瑞代理内阁总理。

　　由于洪、赵二人拒不到庭，“宋案”的司法程序很难再走下去。而在南方的孙中山先生一开始对司法程序解决“宋案”持反对态度，在“宋案”司法程序开始之际，他就四处联络，准备搞“二次革命”，武力讨袁。袁世凯也不是省油的灯，一面通过“善后大借款”搞来的钱扩充军备，一面拉拢各派势力。

　　很快，“二次革命”爆发，孙中山的军队不堪一击，孙黄流亡海外。袁世凯派人查了查孙中山任职的铁道公司，发现一寸铁路未建，而浪费公帑百十万两，随即以这个名义通缉孙中山。

　　这之后，孙中山忙着在海外重建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打指模、发毒誓效忠领袖。袁世凯则在北京忙着解散国民党、瘫痪国会，进而走向洪宪皇帝的宝座。

　　而喋血上海车站、以生命捍卫共和体制的宋教仁，很快被人所遗忘。曾经轰动一时的“宋案”，也没有了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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