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中亚霸主怀着浓浓的乡愁远远地遥望东方

“澶渊之盟”留下的遗产足够契丹贵胄安静地享受生活。辽朝在圣宗时达到鼎盛。辽道宗更是认为契丹族“文质彬彬”，已经不再是“荡无礼法”的夷狄之邦。然而，好景不长，盛极一时的辽朝逐渐走向衰落，最终被来自东北的女真族灭亡。契丹贵族们并没有甘心失败，仍妄图重整河山，“以光中兴”。耶律大石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1124年，耶律大石率二百铁骑连夜离开天祚帝。东面和南面是他熟悉的故土，但已经无法回去了。西北部虽是陌生的土地，但他别无选择。只有那里才有辽朝的力量，他才可能东山再起，挽救辽朝。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艰难之旅。他要离开自己的故土，向西而行。经过三天的艰难行程，耶律大石翻过了连绵的大青山，渡过了奔腾的黑水，到达白达达部落。契丹在这里仍有崇高的声誉，白达达首领床古儿主动献马四百匹、骆驼二十头。

短暂休整后，耶律大石继续向西北转移，穿过风沙飞扬、寸草不生的沙漠，奔向下一个目标——辽西北路招讨司所在地可敦城。艰难处境下，死亡随时降临。耶律大石越发思念美丽的故土。他一次又一次总结辽朝失败的根源，为什么如此强大的辽朝，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弱小的金军打得落花流水？

耶律大石，契丹族，西辽德宗，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八世孙。

他最终得出结论，辽朝其实不是亡于金军，而是亡于内讧。看到自己的队伍处在生死边缘，他也不能不想，离开天祚帝究竟是对是错？然而，到了此时，耶律大石已经没有回头路了。这是历史上一次罕见的远征。绵延千里的大漠，寒冷陡峭的雪山，数不清的戈壁、河流和群山，都成了征服对象。恢复辽国，这一坚强不屈的精神和信念，成为支撑耶律大石远行的动力。

与此同时，不听耶律大石劝告的天祚帝很快被金军击溃，不得不四处逃窜，饱受饥饿、寒冷之苦，最终于1125年被金军俘虏。三年后，天祚帝病死在白山以东的囚所。辽朝灭亡。

辽朝灭亡时，中国主要有四股力量。最主要的是金朝和宋朝。它们在维持短暂的和平后即展开战争。金军也将主要精力放在对付宋朝上。西夏王朝仍然维护着自己的统治。最后一支重要力量则在西北，属于辽朝。金军虽然灭了辽朝，但辽朝在西北的军事力量并没有受到损失。在他们看来，辽朝并没有灭亡，收复失地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戍守在可敦城的辽朝将士听说国家灭亡的消息后，茫然不知去向。威名远扬的耶律大石来了，可敦城顿时充满了希望。

耶律大石马上召集当地七州十八部的首领，以复国为号召，聚拢人心。“共救君父，济生民于难”，成为复辽的一面旗帜。耶律大石因此得到七州十八部的有力支持，迅速发展到精兵万人，战马万匹。他自称王，依照辽朝制度设立了南北面官署，完备军器，积蓄力量。

1128年，耶律大石已结集到数十万兵马，一个新的强大的国家已现雏形。在可敦城称王以后，耶律大石又一次面临重大的抉择。向东？还是向西？如果向东，意味着与金作战，收复失地。这正是耶律大石梦寐以求的。但金朝处于经济和军事的上升期，耶律大石的力量还远远不能抗衡。

如果向西，则既有机遇，又有风险。机遇是，曾经非常强大的喀喇汗王朝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力量明显衰退。高昌回鹘王国也进入衰落期。风险是，那里的一切都是陌生而混乱的。除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高昌回鹘王国外，还有众多的突厥语系的部族。而这些国家和部族，又与更西的花剌子模、塞尔柱王朝、葛逻禄诸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非常复杂。

风沙漫天，模糊了耶律大石的眼睛。向西，意味着更大的风沙，也意味着更加远离故土。但耶律大石和他的军队别无选择，当他们远行时，风沙中传来悲壮的歌声。他们都想，现在向西，是为了以后能够向东，恢复故国。既然如此，还有什么苦难不能承受呢？

1130年，耶律大石率军西进，来到了高昌回鹘国。不久，耶律大石率领的主力成功沿天山北麓到达叶密立河流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座城市。耶律大石的军队受到了周围突厥语系各部族的欢迎，他们修筑城池，招抚部众，户数很快增加至四万户。至此，经过八年的努力和奋斗，耶律大石行程数万里，开拓了一块广阔的领土，控制了东起土拉河、西至额敏河的广大地区。

耶律大石，建立西辽帝国，打败中亚强国塞尔柱帝国联军

1132年，耶律大石在叶密立正式称帝，采用突厥汗号——菊儿汗，意思是“大汗之汗”，同时采用汉尊号——天祐皇帝。西辽政权由此建立，历史上又称其为哈剌契丹（黑契丹）。它是辽政权的延续。西辽王朝在皇统上与辽朝一脉相承，实际上，它的典章制度、统治民族、风俗习惯、文化传统也完全是对辽朝的一种继承，它只不过是辽朝在一块新地域的延续。

西辽康国元年（1134年）初，东喀喇汗国的国王伊卜拉欣无力治理好自己的国家，遂邀请耶律大石前往巴拉沙衮。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耶律大石将伊卜拉欣降为土库曼王，就此“登上了那不费他分文的宝座”。

“东北西南，左山右川，延袤万里。”耶律大石决定在巴拉沙衮建都，并将国都名字改为虎思斡耳朵（斡耳朵，即行营，这与少数民族游牧的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斡耳朵不仅是他们游猎的住所，也是其商讨重大事务的场所）。不久，原来东喀喇汗国国王无法治理的康里人和葛逻禄人均臣服于耶律大石。

西辽的国力成倍地提升，耶律大石想要恢复辽朝故国的念头也再次强烈起来。虽然已是尊贵无比，然而，生活在巴拉沙衮这座具有浓郁伊斯兰风格的城市当中，耶律大石内心的思绪却仍在东方。从当年西行的第一天起，他的所有举动无不以恢复辽朝故国为目的。

康国元年，在虎思斡耳朵建都后不久，耶律大石便派出七万大军开始了他的东征计划。临行前，他嘱咐军队的统帅：“信赏必罚，与士卒同甘苦，择善水草以立营，量敌而进，毋自取祸败也。”此次东征，寄托了耶律大石最大的希望。

然而，由于西辽和金朝相距遥远，路途当中，自然环境恶劣，又有大漠阻隔，牛马多死，浩大的军队只能无功而返。耶律大石受到沉重的打击。他不断向西发展，始终是为了恢复东面的国土，但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经离开故土太远太远，竟然永远无法返回了。耶律大石仰天而叹：“皇天弗顺，数也。”

现实如此残酷，耶律大石最终放弃了收复辽朝失地的目标。而作为一国之主，耶律大石已再无退路。他和他的将士们，必须在西部开拓出自己的强大帝国。

耶律大石在中亚立足以后，当年就发动了东征。七万骑兵，对中亚这个地方来说是很大一支力量，毕竟他是新到这个地方，投入这么大一支军队，可以看出他当时对东征也有很高的期盼。这实际上是对他自己主张的一个交代，同时对当时随他来的这些西迁将士，包括契丹人、汉人还有其他一些部族的人，也是一个政治交代。

东征的失败，确实对耶律大石打击很大，阻断了他以及以他为首的西辽统治集团光复故土这个政治考量。恢复东方故土的努力完全失败后，耶律大石强烈地意识到，他只能往西部发展。这一次，他一反常态，选择了主动出击，进攻西喀喇汗国，击败了马合木汗的抵抗。西喀喇汗国的军队逃往萨末鞬，依附西部强大的塞尔柱王朝。耶律大石也不追击，而是巩固新占领的土地，继续关注形势的变化。

喀喇汗王朝西部是塞尔柱王朝以及附属于它的花剌子模和葛逻禄诸部。在这片辽阔的疆土上，内乱和纷争已延续了数百年。

西部的形势对耶律大石来说异常严峻，但他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放眼向西。不久，塞尔柱王朝的君主桑贾尔发动了对葛逻禄人的攻击。葛逻禄人向耶律大石求援。机会终于到来。耶律大石写信要桑贾尔放弃进攻。桑贾尔反而来信吹嘘自己的军队无所不能。

耶律大石随后准备发动进攻。这是耶律大石西进中最大的一场战役，也是震惊世界的一场战役。在西进的路途中，耶律大石从不轻易开启大的战役。但这一次，为了一个强大的帝国稳立在西部，他要集结所有力量打一场硬仗。

康国八年（1141年），激战在萨末鞬以北的卡特万展开。桑贾尔有十万多骑兵，兵力远超西辽，但耶律大石毫不畏惧。两军相望两里许。面对敌方骑兵，耶律大石鼓励将士：“彼军虽多而无谋，攻之，则首尾不顾，我师必胜。”

耶律大石指挥若定，分左中右三路军马强攻敌军，迫使桑贾尔军队首尾不顾，全军溃败，桑贾尔本人也向西逃跑。塞尔柱王朝的势力从此退出河中地区。这就是中亚史上著名的卡特万会战。卡特万会战是当时决定中亚整个政治格局的一场决定性的战役。

这场战役打完以后，中亚就是另外一种政治格局，这种格局我们现在都很清楚，就是西辽确立了在新疆、中亚地区，也就是葱岭东西地区的统治地位，统一了葱岭东西。西辽成中亚霸主。

卡特万会战后，耶律大石的军事力量已空前强大，开始进攻位于阿姆河下游和咸海东南的花剌子模。花剌子模阿里耶愿意效忠耶律大石，每年进贡牲畜和物品。西辽军队从花剌子模撤军。在失去东部疆土以后，耶律大石奇迹般地又在西部建立起一个可以与原来的辽朝相媲美的新王朝。

其疆域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兴都库什山、昆仑山，领土面积远超南宋、西夏。对高昌回鹘、东喀喇汗国、西喀喇汗国、花剌子模等属国，耶律大石优待它们的国王，让他们因俗而治，自己去管理，拥有充分的主权，而西辽只是派出一名沙黑纳（监临官）监察，收取很少的岁贡。

在宗教信仰和语言文字上，耶律大石继续采取团结务实和宽容的政策，维护和平局面。契丹人是信仰萨满教的，但耶律大石允许当地的民众信仰伊斯兰教、佛教、景教、犹太教等宗教。他也允许当地居民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这种兼容并蓄的文化包容政策，在西辽统治中亚的七八十年间，形成了文化繁荣。

耶律大石有着深厚的汉文化素养。他的一些文诰就是用汉文颁布的。所铸钱币，用汉文年号和汉族对钱币的称呼。他还将中国的户口赋税制度带到了中亚。

康国十年（1143年），耶律大石逝世，在位近二十年，享年五十七岁，庙号“德宗”。他的一生是如此矛盾、坎坷并富有传奇色彩。他后半生最大的理想就是恢复故国江山，然而，即使他拼尽了所有的才华和力量，即使他已经最强大了，但他始终无法实现夙愿。这是他内心永久的痛。直到临终，他依然只能带着浓浓的乡愁，远远地遥望东方。

以上就是关于一代中亚霸主怀着浓浓的乡愁远远地遥望东方的内容，本文摘自华夏版五卷本《中国通史·辽西夏金元》，卜宪群总撰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撰稿，华夏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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