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的制度与文明视角

　　感谢马立诚和陈剑两位先生的邀请，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国际关系学家，所以，关于甲午之战以降的中国近现代史和围绕中日韩关系所形成的东北亚关系，我没有成熟和专业的观点，下面我仅就中日关系这个主题，谈三点我以为是卑之无甚高论的看法。

　　第一点，历史的理解中日关系。我觉得谈中日关系以及近现代的东北亚关系，应该有一个历史的维度，尤其是政制史的维度。我们知道，中日近现代进行了两场战争，一场是甲午之战，一场是20世纪的日本侵华战争，两场战争历经一个甲子，其背景是有所不同的，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世界格局的大视野。

　　关于甲午之战，从中国政制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没有融到一个世界格局之中，我们还是天朝，面对的是一个西方列强主导的世界格局，而日本由于成功地进行了明治维新和国家建设，已经添列为世界格局中的一员。所以，这是一个政制上不对等的国家之间的战争，一个是传统王朝体制，一个是民族国家体制，所以结局是具有某种必然性的，因此，中国在战争失败之后，促使中国朝野开始了变法图强，由此拉开了历经一个世纪的古今之变的这样一个社会形态的大转型。

　　但是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中日战争，中国的抗战建国以及延伸到后来的朝鲜战争，我们看到，其背景是大不相同的，当时的中国，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国还是共产党的中国，虽然国家能力方面还很孱弱，但已经是一个现代国家，这场战争是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最后的结果是，中国融进去世界格局，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东北亚关系基于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虽然此后形成了冷战格局，中国被裹挟到这个冷战格局中，但就今天来看，中日关系以及东北亚诸国之关系，仍然是在雅尔塔这样一个大的框架下。所以，正视雅尔塔格局，建设我们的国家体制(成为一个优良政体)，仍然是今天我们的课题。

　　第二点，审慎、理性、成熟地看待中日关系。基于上述的历史认识，我觉得谈中日关系，应该摆脱狭义的偏见，甚至放下我们百年发酵的民族悲情，理性、客观、成熟地审视中日关系。在此，我简单地提出三个方面的看法。

　　首先，有一个值得我们思想界、理论界反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认识日本，如何学习日本？就像刚才雷颐还有诸位先生已经谈到了，看上去中国人对日本都很熟悉，但实际上，关于日本我们所知甚少，我们的朝野或者精英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理性的、清醒的、全面的认识。我在来开会之前，上午还读到荣剑先生的一篇论文：“中日关系三论”，写的非常好，他也谈到这一点，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

　　我们知道，中国和日本，都有古典时代和旧制度，可以说，日本和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一直到二战，都面临着一个古今变革，从旧的封建秩序、王朝秩序到一个现代社会、现代政治、现代国家的转型。纵观政制史，我们看到，日本在一百来年，虽然也是历经劫难，但时至今天，已经较好地完成了这样一个古今变革，即建设成为一个宪政民主法治的现代国家。但是，我们中国一百多年了，从甲午战争到现在两个甲子过去了，我们的政制体制之古今之变到现在还没完成，还处在一个深水区。在这点上难道不值得我们向日本好好学习吗？日本从明治维新一直到二战之后到现在，它的政制构建、法治国家和经济发展，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好好借鉴。放眼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日本是一个最成功的的现代国家，秉有现代国家所具备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法治宪政和民主制度以及个人自由和强大的国家能力。这些制度上的巨大成功，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向日本学习，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问题，在我看来，根本性的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这一点对我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很好地处理了古今之变。

　　其次，我们看到，日本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上的硬国家，更为值得我们正视和学习的是，它是一个文明国家，他们不仅完成了政治立国，还完成了文明立国。关于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关于他们的社会与国民的文明程度，关于日本精神的弘扬，关于法治、民情和礼仪制度，等等，关于日本人的责任心、权利意识和仁爱精神，等等，这些关涉文明的丰富内容，我在此无需多说，至少谁都不会否认，日本是一个融汇了古典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文明程度非常高的国家与社会。相比之下，我们中国虽然有是洋洋之礼仪之邦，有三千年古典美仪之传统，但时下却是道德沦丧，政治败坏，所谓文明国家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故有此一问：时下的中国能说是一个涵容古典文明并拥有现代文明的国家以及国民和社会吗？我觉得在这点上也值得我们好好向日本学习。

　　再次，关于历史的教训。我们知道，日本在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构建中，曾经走过一段弯路，需要好好反省在一百多年的重大历史教训，就是军国主义以及为亚洲乃至给日本自身带来的灾难。这个反省，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所裨益的，今天中国，从经济上看，似乎一时强大了，就像日本曾经有过的那样，但是这个多少有些虚夸的强大，也为我们的领导人和民众，埋下了可能酝酿出苦果的种子。看，当今的中国，好大喜功、自认为是，以为有钱啦就有底气和资本了，虚骄的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党国主义盛行。我以为这是很危险的，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其实，百年日本成和败的教训，俱都在此。

　　第三点，国家间关系的常识理性。虽然我不是搞国际关系研究的，但政治学的常识还是有的，我想谈一下国家之间关系的常识理性。就国际关系层面，我们和日本一百多年纠结很多，应该看到，国与国之间确实有竞争，有国家利益冲突，有国际关系上的纷争。我觉得在这点上，要从一个大的背景来看，要有一个较为长期的视野。说到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合作也有竞争，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这是常态，也是理性的态度。

　　说到竞争，我认为最根本性的最终是一种制度上的竞争，是一个有关制度优越与否的竞争。现在大家不太谈制度，光谈经济、军事等所谓硬指标，诸如国家的GDP,或航母、高科技、先进飞机什么的，这些都是属于器物层面的，我们与日本相比，如何如何。关于制度层面的却很少有人谈，我要问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制度相比，你有竞争力吗？在关涉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制、法治和宪制以及国家能力、公民认同、经济活力等至关重要的方面，即我们的制度，包括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等方面，与日本相比具有竞争性吗？我认为，制度的竞争比经济、军事、科技方面的竞争更重要，因为制度是发动机，是一个现代国家赖以存续的根本，所以，李鸿章早就说过，制度不如人，其他就免谈吧。

　　关于国家之间的竞争，除了制度之外，还有文明。中国和日本在历史传统中，都属于秉有文明的国家。但是，日本完成了现代国家的转型，其文明国家具有深厚的现代文明的价值与意蕴，已经融进整个世界的大格局之中，并抱有自己的文明属性。但是我们中国呢？说到文明，我们只能追溯古典，至于现代文明，我们不是没有，但是由于错误地选择了一条激进主义革命的道路，已经失去了凝聚人民认同的文明力量和文明价值之底蕴。所以，中国目前面临的还有一个文明立国的问题。对于现代的中国人来说，我们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作为现代国家的中国，其文明的根基是什么？这个文明是否优越，是否能够与世界潮流和古典传统融汇在一起呢？我认为这个文明国家的问题，是比制度更深刻的另外一个东西。文明的竞争，中国你有没有？我们现在谈中日关系，不仅要考虑经济、军事、科技等器物层面的问题，而且更要考虑制度的竞争，文明的竞争。中日关系，经济、军事、科技固然很重要，但它们不是根本性的，最根本的是制度和文明。对此，我希望我们的领导者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要自认为是，不了解孙中山所谓的浩浩荡荡之世界大势。

　　就上述三个方面，我觉得思考中日关系，应该要有历史眼光，要基于理性，要有制度与文明视野。现在，民粹主义和国家主义甚嚣尘上，搞乱了很多问题，很能迷惑人。但知识分子要敢于摆脱狭隘的甚至滔滔的民情之偏见，独立、理性的思考，对此我很赞同马立诚先生的观点，他立足于中日友好、和平相处的视野，研究和对待中日关系，很多看法值得人们好好思考。至于政治家们，我觉得更要在政治上成熟，要审慎地处理中日关系，要有大格局，不要被狭隘的百年悲情和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所裹挟，而要秉有清明的政治智慧。利用外交来解决内政问题，实际上是很愚蠢的，中外历史上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很多。其实道理是很简单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了什么？落实到最后，不外乎最后是人民的幸福、和平和有尊严的生活，我觉得这是最常识的理性。不单是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我觉得也是这样一个基本的道理，个人的生命、幸福、自由是最主要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最终还是要回归到每个人的生活价值层面上予以考虑。这才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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