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天已经亮了,太上皇坐在辇中顾看左右,各人纷纷报上自己的官职姓名。行至东华门,管门的不让进,太上皇说:“我太上皇也。”于是进门,众人把太上皇拥到奉天殿,黼座还在角落上,众人把它推到中间,扶太上皇登座,大鸣钟鼓,并打开所有的门。
这时,百官正在宫墙下等候景泰帝上朝,忽然听到殿上鼓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惊愕中,徐有贞出来向大家喊话:“太上皇复位了!”说完催促大家入贺。百官在惊骇中入宫拜谒,太上皇说:“卿等以景泰皇帝有疾,迎朕复位,其各任事如故。”
他命徐有贞入内阁,参预机务,改元大赦,以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这一天是正月十七日,宫廷政变成功,史称“南宫复辟”,也叫“夺门之变”。夺门之变是一场宫廷权力斗争,它虽然没有改变明朝的国策或大势,但在君臣格局上却是一次大的反复。
正统十四年间,身为帝王,英宗未曾做过什么失德之事。只是因为当时急于建立功业才导致“土木堡之变”的发生,等到英宗回到北京,住进南城做太上皇时,老百姓还念着他当年的好处,“天下人心向慕不衰”。特别是在景泰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时,臣民们对他开始失望。
所以,当明朝人一听说太上皇复辟了,无不“欢忭鼓舞”。但是,身为夺门功臣的石亨、张軏等人在英宗复辟后却居功自傲,窃弄威权,导致老百姓对英宗也产生了失望的情绪。对于复辟这一事件,徐有贞、曹吉祥、石亨、张軏这些小人本来是为着自己的功名利禄而谋事的,从始至终他们都抱着赌徒的心态,“冒九死为之,机尽危,胆识尽大”。
首辅李贤认为,如果景泰帝真的病得不行了,他们可以率领文武百官出来请英宗复位,何必如此兴师动众?有人评价李贤的观点说,这是痴人说梦之言!以前的人说,在朝堂之上,“呼吸之际有雷有风”,唐武宗、宣宗与宋理宗登极时的事难道不值得借鉴吗?
在那个关键时刻,东宫之事还没安排好,皇位的归属自然成为一切政事的焦点。景帝病重的时候,自然有图谋富贵的人要预谋起事。 英宗复得帝位后的二三日间,英宗文武首功之人列侍文华殿。英宗很高兴,对诸臣说:“朕的弟弟病好了,现在已经可以喝粥了。这件事不关他的事,是小人从中作梗。”
明英宗复辟第二天(十八日),就下诏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萧、商辂,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下狱。他又命副都御史徐有贞以本官兼翰林院学士直内阁,典机务寻进兵部尚书,兼职如故;将前礼部郎中章纶从狱中释放,提拔为礼部侍郎——因为章纶曾经上书建议恢复英宗长子朱见深的太子地位。
二十二日,明英宗下诏,杀害于谦、王文,籍其家,罪名是意欲迎外藩继大统。明英复辟时,徐有贞嗾使言官弹劾王文倡议迎立外藩,并且污蔑于谦。王文、于谦等被关入监狱。但经过勘察,说于谦、王文迎立外藩并无实据,因为要迎立外藩必须动用有关金牌符敕,而金牌符敕并未动用,仍在宫中。
当时景泰帝执意要废掉原太子,当自己的儿子成功被立为太子后,景泰帝赏赐廷臣,王直得到赐金扣案顿足,说:“此何等事,吾辈愧死矣!”景泰帝病重时,所谓于谦等要迎立外藩,也是要恢复原太子的储位,并非如所传要迎立襄王世子。
但是徐有贞说:“虽无显迹,意有之。”司法官员萧维桢等阿附石亨等人,竟以“意欲”二字定案。“王文嗔怒,目如炬,辩不已”。于谦对他笑一笑说:“辩生耶?无庸。彼不论是有无,直死我耳。”定案后,英宗于心不忍,说:“于谦曾有功。”
徐有贞直奔英宗面前,说:“不杀于谦,今日之事无名。”英宗这才下了决心。将王文、于谦与太监王诚、舒良、王勤、张玉处斩,妻子戍边徼。 对于明朝来说,于谦有再造之功。英宗陷于北庭,廷臣有主和者。于谦说:“社稷为重,君为轻。”
所以说也先抓了一个无用的人质,英宗也因而得以回还,但是于谦也就此种下了祸根。以上内容来自《毛佩琦细解明朝十七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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