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民国“四大寇”原有五人后立者为何被删

　　“四大寇”照片(自左至右: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关心焉)已经成为孙中山最早革命活动的一个标志。但在历史上，这张照片却出现了四个版本，拍摄时间和地点也有多种说法，拍摄的人物也有4人和5人两种说法。

　　我们请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余齐昭老师来匡正这张照片所涉及的一段史实。

　　“四大寇”有四个版本

　　“四大寇”照片披露于世，是上世纪30年代的事。

　　1926年11月上海版《良友》画报，为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编辑出版《孙中山先生纪念特刊》刊布孙中山生平照片60幅，这是当年集孙中山照片之大成。但其中并未收录“四大寇”照片。

　　迟至1935年2月尤列在他71虚岁生日时，在香港油麻地吴淞街大观酒楼举行祝寿会上答记者问时说:“此照片(即“四大寇”照片)系于距今四十八年前，即光绪十四年九月初六日，又即西历1888年10月10日摄于本港杨鹤龄之私寓。”

　　1936年9月，尤列从香港定居南京时，将此照片送“哲生世兄存念尤列敬赠”(孙科字哲生)，照片下方有尤列的亲笔题字:“清光绪十四年戊子九月初六日即距今四十八年前一千八百八十八年十月十日商议革命及组党事毕摄于香港雅丽氏医院　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二十日　尤列志。”(见《尤列述五十年来革命》)。

　　“四大寇”照片的摄影地点按尤列所说，一为“杨鹤龄之私寓”，一为“雅丽氏医院”。

　　到了冯自由著的《革命逸史》第一集在1939年初版时，在第14页附刊“四大寇”照片，是借自以尤列赠孙科的“四大寇”照片，但将尤列在照片下方的题志删去了。

　　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版多种孙中山图集，大都收录“四大寇”照片，如《纪念孙中山先生》(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版)、《孙中山在港澳与海外活动史迹》(香港1986年版)、《孙中山——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30周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版)、《孙中山图典》(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等，都删除了尤列所书文字，这可能是政治原因所致。

　　缺后立者的“四大寇”照片，笔者发现最早刊此图的是陈少白治丧委员会编印的《陈少白先生哀思录》(1935年12月刊线装本)第2页附图。随后有尤嘉博编《尤列集》(香港1987年8月初版)第5页附图，《国父革命史画》(台北1995年6月20日版)第18页等沿用。

　　目前所见“四大寇”照片有四幅画面不同的版本，但究其原版，应该是尤列提供的原照，其余3幅均在原版上或加题名或题志或删减人物。对历史照片，随意增、删人物，甚至偷梁换柱的做法都是极不严肃的错误行为，应予杜绝。

　　“四大寇”由谁公之于众？

　　在《广东文物展览会编》的《广东文物》中册(香港1941年版)的简又文《国民革命文献丛录》有记载:“此照关医生仅得一幅，仍有拍照时年月日记录于后，秘藏之箧中，数十年差已忘却。直至数年前始复发现，乃翻影多张分赠至好。其时尤列尚生存，适有南京之行，亦赠以一张，这一张革命史料最有价值，‘四大寇’照片遂得公之于众。”

　　在此段文字中，还有当事人关医生的忆述:“此合照自左至右，上列而坐者为先生，立者为鄙人，下列为杨、陈、尤三君，其地则荷李活道雅丽氏医院三楼骑楼也……时为夏历戊子九月初六日，适为公历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先生既开国之基。斯照又正吻双十国庆之兆。拍照布置，鄙人实任之，虽事隔四十五稔，然当年，先生之声音笑貌，英爽之气一一如在目前。……因以家存原照放大，呈之国民政府，庶几其可存留焉。民国二十六年六月，七十老人心焉关景良谨志。”此处他说“事隔四十五稔”即1933年。

　　孙中山是首批进入香港西医书院就读的学生。在此同时，关心焉也从拔萃书院来到西医书院，成为孙中山的同班同学。关心焉的母亲黎氏亦在该医院担任护士长，常邀孙中山到家与儿辈(黎氏育有十子五女)同游共食，孙称关的父母为义父母。关母不赞成革命，关心焉也没有直接参加革命运动，在香港行医至终老。孙中山与关家关系密切，毕业后，他的医学辞典、书籍由关家保管，一直流传至今，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就珍藏有关家保存的孙中山医学辞书。

　　关心焉家也收藏了“四大寇”照片，并翻拍多张以赠友人，得以公之于众，包括尤列持有的那张照片也出自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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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大寇”照片摄于何时何地

　　“拍照时年月日记录于后”，“适为公历一八八八年十月十日”。按理，拍照当时记录于后的时间应准确无误才对。然而，这1888年大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看看孙、关、陈、黄入学的时间。

　　雅丽氏医学院(香港西医书院)创办于1887年8月，9月开始招生。

　　这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一书中说:“孙先生在雅丽氏医学院读了两年，那时我在广州念书。有一天，我有事到香港去，在没有到香港去以前，在广州见到一位姓区的老朋友，这位老朋友，既是认识我，又是认识孙先生的，他说‘你到香港，我可以介绍给你一个人，这个人恐怕同你见解很相合的’。我说‘很好’。他就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我，这是我第一次去香港。到了香港，就同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牧师领我到雅丽氏医学院内见到孙先生。……过了几个星期，我到香港去半工半读，常到医院里去与孙先生谈天。不久转入雅丽氏医学院，其时，我所读的一班，比孙先生差两年。”

　　孙中山是1887年9月入读香港西医书院，晚两年的陈少白则是1889年入读该校。据《尤列传》中的《尤列先生年谱》记载，尤列1886年求学于广州算学馆，共肄业三年，是年与孙中山相识相交。

　　由此可知，1889年才认识孙中山、“比孙先生差两年”才入读西医书院的陈少白不可能出现在早一年的1888年10月的“四大寇”合影上。1892年才到香港任职的尤列，也不可能出现在早四年的1888年的合影上。至于10月10日，与武昌起义相合，更是牵强。

　　至目前为止，摄影时间，除了1888年之说外，还有1891年、1892年、1893年之说。冯自由的《革命逸史》第一集(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14页附图《四大寇合影》，照片右上角写着“哲生世兄存念”，左下角写着“尤列敬赠”。这是1936年9月尤列从香港迁居南京时赠孙科的复制品。同年9月26日，冯自由陪同尤列到中山陵拜祭孙中山，冯自由没有采用关、尤的1888年10月10日之说，而谓:“壬辰(1892)10月15日，总理于医校毕业后数月，曾与少纨、少白、鹤龄、关心焉等合摄于一照。”从孙中山的“四人相依甚密”，“数年如一日”来看，冯说1892年较为合理，且从孙中山与陈少白结识到合影时为近三年也可说是“数年”了。1892年恰逢尤列在香港任职。

　　因此，“四大寇”合影时间地点问题，笔者采信冯自由和关心焉的1892年合影于香港雅丽氏医院之说。

　　“四大寇”的归宿

　　孙中山(1866-1925)，享年59岁，病逝于北京，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陈少白(1869-1934)，享年65岁，逝世于北平，归葬于故里广东省新会县外海乡。

　　尤列(1865-1936)，享年71岁，逝世于南京，安葬于南京麒麟门外小白龙山。

　　杨鹤龄(1868-1934)，享年66岁，逝世于澳门，归葬于故里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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